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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名言-徐志摩: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0-02-12 0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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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说是天才,更多的是一种警示


从1987年春天,赴海宁寻访徐志摩故居算起,到现在,我对徐氏的关注,已整整三十年。这期间,写过《徐志摩传》,编过《徐志摩全集》,各类文章,不知凡几。早先还自信满满,如今越来越迷惘,不时会纳闷儿:对这位江南富商的儿子,我究竟了解多少?


天才?


最简便的归纳,也是最无奈的躲避。


朦胧间,有个不太确切的看法在脑际闪现,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徐志摩的意义,作为一个警示,要大于作为一个天才的存在。


中国古代,对那些轻易取得功名与官位的人,有个褒中带贬的说法,叫“拾青紫如地芥”。对徐志摩来说,一切他人望尘莫及的成就的取得,几乎都是在腾挪间,不费气力,随手捡取。说是“拾功业如草芥”,那是一点不假。这也正是我所说的警示的作用。近百年前的新诗运动,自从失去建立新格律的信心,等于走上了失败的途程,能留下两行诗作,或是一个近似格言的句子的,均堪称优秀。而徐志摩,一首一首的诗作,让人看了还想背诵,背诵了还想不时地吟咏。这是不是在警戒,非真正有天分的,轻易别打新诗的主意?


多少文化人,未必是品质恶劣,或许只因一时的不慎,造成婚恋的错乱,被人斥为下流,误了前程,甚至误了终生。而徐志摩,一生都在烟花阵里打滚。他心仪的美人、暗恋他的佳丽,临到故去,竟没有一个对他有怨怼之言。其前妻张幼仪,晚年曾对同姓晚辈说:“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想想也是的,被徐抛弃后,此妇久未改嫁,抚养儿子,料理公司,侍奉徐的父亲,为她的前任公婆养老送终。不是爱之极深,能做这么多的没有名分的事情?


至于女友,更是感人。徐去世后的第三天,几位名士夫人,聚集在凌叔华家里,默默垂泪。张奚若夫人说:“我们这一群人里怎么能缺少他呢!”陶孟和的夫人说:“这都是造化的安排!”


这是不是在警示人们,浪漫、轻佻,都不是罪过,要看品质值不值得那么多的女人喜爱,甚至依恋?


多少文化人,在某一门艺术上有所建树,便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而徐志摩,似乎有个金指头,在他沾染过的任何一个文学乃至文化的领域,都有骄人的成就。已然是诗人了,而人们对他的散文的评价,越来越高;已然是文学家了,转过身又发现,他还是最早将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那样心仪欧美的社会文明,你以为他该是个自由主义者了,近年来又发现,他竟是最早将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这是不是在警示人们,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妨有更为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


此中原委,究竟是什么?


说白了也无甚奇妙,不外乎:一、时势,二、个人的修为。


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少有这样全面的学术训练


说到徐志摩的学历,不可不说到他的父亲徐申如先生。


现在的人,钱多了,怎么花,一说就是投资。


投资的目的,一是让资金取得最大的利润;二是让资金取得资金以外的不可用资金衡量的回报。


以前者而论,徐老先生是失败者;以后者而论,徐老先生是近世以来中国最成功的投资者。他把他的儿子,打造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诗人,最值得敬重的文化人。徐家的门楣,永世闪动着耀眼的灵光。


小学中学不用说了,徐志摩上的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且说大学以上的学历。


1922年10月前,先后在国内外七所大学就读。依次是,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预科——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学法科——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生院。


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了硕士,志摩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认为,拿个博士不费力气,他却因为仰慕罗素的名望,便“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今译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


关于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业,我在写《徐志摩传》时,依凭的是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梁氏去过克拉克大学,查过徐的学历档案。现在看来,梁氏做事不细致,多有疏忽。多年前,张宏文先生亲赴该校,披阅存档,终于弄清。张先生说,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学就插入三年级。在国内的学科成绩为校方承认,充抵了两个学年的学分。这样,到1919年6月,即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距毕业所需,仅差四个学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设在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夏令班,选修经济学和英语两科,很快便拿到四个学分,顺利毕业。


在他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的,接受过他这样全面的社会学科训练的,就是学者中也没有几个。几十年后,一位名叫赵毅衡的中国学者,赴英讲学期间,深入研究过徐在英国的行踪,颇有感慨地说:徐可说是一个最适应西方的中国人。


胡适的见识,有的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说志摩留学归来,怎样建树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举个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时不时地会把自己的诗作,选出一两首,给两地的刊物。有次过上海,上海有名的《学灯》副刊的编辑,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诗,名为《康桥再会吧》。3月12日,刊出了,是当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没有分行。


他说这是诗,要分行。


编辑知错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错了。


他的这首诗,有意在中国提倡一种新的诗风,每十一字为一行。这家报纸的栏目,极有可能是以每八字为一行,而每行之间有空字,这样一来,用徐的话说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当年谁也不知道新诗该是什么样子,编辑又是好脾气,那就第三次登出。这才勉强像个新诗的样子。


徐志摩的《康桥再会吧》一诗,起初就是这样红起来的。


千万别以为初创时期,只要挥舞柴刀,以劈草莱,就能成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大文化人。不会这么简单。


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见识,就是搁到现在,都不能说落后。


1923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苏俄公使馆前的升旗仪式,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赞美有加。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只能从表象上做出自己的判断。


1925年春,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婚恋,响动太大了,志摩决计去欧洲避避风头,便取道西伯利亚去了法国。经济上不甚宽裕,也是朋友有意资助,便应了《晨报副刊》老总之请,沿途为报纸写一系列的通讯文章。这样,就有了从容观察苏俄的机会。


毕竟受过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又是本着如实报道的态度认真观察,如此一来,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馆门前看不到的真实的苏俄社会。


访欧归来,秋天,志摩接办了著名的《晨报副刊》。正好这时,胡适要去伦敦开会,也是取道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没有停留,只不过是利用转车的一两天,参观了学校等教育机构。胡适是个爱写文章的人,这次没有顾上写文章,而写了几封信,将在俄都的见闻,写给一位张姓朋友。这位张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便对志摩说,把胡大哥的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过,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时,作为主编的徐志摩,写了批评文章作为按语放在前面。


胡适在信中说,苏俄虽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策,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语“专制”的音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语中说,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分析过种种原因之后,他说:“我们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做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地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对专制的胡适,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志摩的说法是,胡大哥这些年从来没出去过,“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据此可知,作为一个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见识是第一位的。


这里,我要做个道歉。在我的《徐志摩传》里,写到了这件事,总觉得光这样说说,似乎有头无尾。徐志摩这样批评了胡适,胡适会没有反应吗?我想,胡适是个明白人,很快会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手头又没有胡适认错的资料。怎么办呢?便依据臆测,写了一句:


“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


《徐志摩传》出版十几年来,什么时候翻到这儿,见到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谎。这些年看书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操着这个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适公开认错的文字。终于让我找见了。2015年读台湾出版的《徐永昌日记》,在第十一册,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八日条下,有明确记载,原文为:


胡适之五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会上演说,曾言忏悔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


关于徐志摩的死,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说,他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给使馆人员讲建筑,而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的。


前两天晚上,无意间翻到南方某市的一家卫视,正播出一个关于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纪录片,像是个讲述片,说到徐志摩坐送邮件的飞机时是这样说,当时火车票价贵,邮政飞机票价便宜,徐志摩为了省钱,便坐了邮政飞机。


真是想当然!事实是,当时中国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这张票可随时坐各航班的飞机。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电话问过机场,没有航班,只有送邮件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坐了这架小飞机。


说徐志摩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的讲座,确有动人之处——他最初爱恋的,是这个女人,如今为了捧这个女人的场,轻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过去,我也是这样看的。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


我认为,他所以匆匆离开上海,是因为与陆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他想有所作为。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专机去南京,是送张学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说,沈阳方面,最近有大的变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11月18日下午,志摩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便成了志摩的绝笔。是这样写的:


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


志摩


“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他急于赶回北京的真正的原因。


南下,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张不在机上,只有张的外交顾问顾维钧,顾要向中枢报告东北的局势并请示应对方略。机上乘客只有他们两人,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华北局势,亦非常危险,顾不会不告诉徐。


他担心的,正是这个。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为的,也正是这个。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为时局担着心,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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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在文坛纵横驰骋三十年,主要著作有


《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民国文人风骨》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


《寻访林徽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谁红跟谁急》等


投稿邮箱:tougao@che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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