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藏富于民”当成是“仁政”的必要政策，历朝历代君主只有能富民，才能称为贤君。电视剧《贞观之治》讲述了千古明君唐太宗的一生，里面提到有一次李世民在与大臣对话时，讲了一段在现代人看来非常值得敬佩的话，大意是李世民心系民生，斥责大臣，为什么要增税来充实国库，中央朝廷要这么多钱有何用，大唐最需要的是与民休息，藏富于民。这番话固然显示了李世民的开明，但又何尝不是导演以古喻今，认为国家应当轻徭薄赋，不应与民争利。这样的理念在现实中有着大批的拥护者。
这种理念，如果是在历史上长期的动荡和战乱之后，国家采取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策略，那是绝对正确的，任何心怀百姓的人都不会赞同与民争利。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如果把政府必要的税收和藏富于民的理念完全对立起来则是不明智的，无论是分封制的国家、古代帝国，还是现代各种主义的国家，财税收入都是国家之本。税收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税收，国家的基本职能都没法履行，更遑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的安全秩序和民生保障，即使最为强盛的汉唐时期，若不是以强大的国家财力为基础，根本不可能对北方蛮族进行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古代的草原游牧地区由于不能农耕，战胜了不能占领也没有任何收益，但又不得不投入兵力财力进去，否则中原的老百姓随时将会受到胡人的侵扰，在此情况下不会有盛世，更不会有真正的休养生息。
因此，藏富于民如果表达的是合理征税、合理鼓励民间资本的话，那是正确的，但如果解读为税收越少越好，甚至认为只有减少税收才能刺激经济的话，则是非常片面的。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施行的就是保守内敛的税收模式，与宋朝大力发展工商业、扩大工商业税种的积极财税模式不同，保守的明朝奉行的是古典的轻徭薄赋模式，认为拒绝与民争利，才可以保皇朝万年。明代的财税让中国直接倒退到唐宋之前，不仅没有扩大工商业的税种，反而倒退到以土地税和盐税为主的传统税务上去。明朝时，由于西方高产作物的传入，人口井喷，中国已经萌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像宋朝一样重视工商，历史必将彻底改写，明朝甚至可能最先实现工业革命。
可惜的是，明朝不仅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思想专制，更致命的是，明朝使得中国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阶段发生了逆转，有明一代，都没有有效地打通社会基层，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员没能建立畅通有效联结，导致中央政府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用宏观叙事和国际比较的方式显示了明朝的税收低效性，可谓是触目惊心。根据黄仁宇的计算，16世纪后期明朝每年的各种税收只有3000万两白银，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5亿，即平均每人是0.2两白银；而同期欧洲的威尼斯城邦税收竟然达到36万盎司的纯金，而威尼斯的人口仅为10万，相当于人均税收3.6盎司的纯金。0.2两白银相较3.6盎司纯金，差距竟在200倍到300倍之间，而威尼斯只是一个城邦国家，财政来源以贸易和工商业为主，这样的差距的确太惊人了。黄仁宇先生于是指出，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税收能力扶摇直上，最终税收超过了人口百倍于其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看，明朝是在藏富于民，后来的清朝也是如此，西方列强却在不断提高税收汲取能力。
所以，把藏富于民与国家税收对立起来是一大误区，也是现代化的障碍。我们一般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崛起的阶段描述为藏富于民，而认为古代封建王朝正是因为横征暴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历史的真实面与此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幅度提高了政府的税收能力，明清帝国的税收能力却低得惊人，甚至连官僚体系和军队的俸禄都发不出，只能鼓励地方自决。其它帝国也有相同特点，如奥斯曼帝国，其统治者残暴和专断，但国家的管理能力和税收能力却是低下的，因此只是一个专制集权的“弱国家”。
我们常常认为专制帝王无比强大的，但历史恰恰相反，大多封建帝国的管理能力都很低效。资本主义的崛起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国家能力不断扩大的过程，因为要促进工业的发展，要促进金融，要发展贸易和工商，就必须理清产权，就必须通过大量关于商业、产权、信贷、破产的法律，而这些都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财政来源均为税收。正是因为国家能力不断提高，建立了各行各业的秩序，建立了大量的法律和完备的司法体系，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商贾富可帝国的现象也才可能出现。
“藏富于民”显然不是因，而是果，我们不能倒果为因。是日益强大的国家能力促进了藏富于民，如果国家秩序一团糟，则跟本无钱可藏。无论封建专制看起来多么强大，究其实质是国家能力缺乏、社会组织水平低下的国家，因此认为藏富于民就能让民富国强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