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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照亮生活 』
作家 张大春
“
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接续《认得几个字》之后，作家张大春再谈文章妙趣，以70余篇文章演绎文章之道，既谈他对文章写作和当前语文教育的看法，剖析常人习焉不察的种种说话恶习，也示范各种写作技巧。
本文选自
《文章自在》
张大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
用字不妄
刘勰的《文心雕龙》不容易读，但是有些句子所带来的启发，使人终身受用。在这本书的《章句》篇里，有这么一段话：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仅仅是这么一段，就是漂亮的行文示范，带给读者一种层层渐进、又徐徐递出的美感。
这篇例文是根据“字不妄”的结论展开。讲究准确地用字，与不去计较俗写、正写这两件事看起来有些矛盾；我们总有机会自问一声：究竟书写求其当、修辞立其诚的计较，该到什么程度呢？仅此一问，也不会有标准答案，似乎只能归诸“文章千古事”的下一句——“得失寸心知”。
于是，以下的例文有一个假设：无论题旨如何展开、篇章如何组构、意思如何发挥，归根结柢，还是用字的审慎。
我在年幼时读过胡适之的《差不多先生传》，多年下来记忆犹新，而今常闻人说：写字看得懂就好，又不是中文系学者，计较那么多干吗？仿佛中文系学者关起门来跟自家人讲究文字是桩见不得人、也不应拿出来见人的事。说这话的人可能会在别的场合、别的情境、别的事务方面有所感怀，说不定还会羡慕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其他社会的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技术上用心推求，处事精巧。偏偏对于本国文字、语言，以及非通过语文工具而遂行不可的思想却极其不愿下半点功夫，懒得问路，或许就走不出一步。
几个对中有错、错中有法的字算什么学问呢？
看似不必计较的文字之所以会让人计较，正是我们喊了多少年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还能够不绝如缕的重要原因。某一世代之人（还未必是多数），受了一种敬惜文辞、不苟声义的教育（还未必如何高深），就会认为章句、训诂必有达解而不移，这是一切教化的基础。讥嘲这样穷极无聊、追根究柢之人的也所在多有，以为凡事何必这么认真？馆子的点菜单上不也把“炸虾饭”写成“乍下反”，厨子能识得出、做得成、端得上桌，不就结了？
然而像是患了强迫症一般讲究文字形、音、义之正确与否的人不无道理——没有这样的人，就不容易传递基于文字而产生或召唤的信念。真正令人困惑的，反倒应该是我们所依赖的字典。
编字典总是苦功，绝非易事，每一部新编的字典都必须既能本乎前人的正解，增添与时俱进的注释，还要满足特定的、无奇不有的求知角度。坊间字典汗牛充栋，即使所本者有限，却仍言人人殊，有的以简明为招徕，有的以厚重为特色，有的以检索方便为诉求，有的以搜罗广泛为能事……也有的甚至还会强调套色印刷、插画图解等等。然而，字典所反映的，恐怕不是一个社会所能积聚的文字学专业素养，而是社会大众对于文字的好奇深度。
我们当然无法建议每个人随身备一套《汉语大字典》，但是，从触控荧幕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与便利着眼，我们随时找到极为精深、专门的文字学答案似乎不怎么困难，问题在于我们还会不会问那么些看来不切实际的问题？不问这些，我们不会进化到问出更精湛的问题，字典就会愈编愈薄。
行路不难，只是辛苦；问路实难，它决定了旅程长远的价值。
张大春
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济南。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著作等身，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
张大春的作品着力跳脱日常语言的陷阱，小说充斥着虚构与现实交织的流动变化，具有魔幻写实主义的光泽。八零年代以来，评家、读者跟着张大春走过早期惊艳、融入时事、以文字颠覆政治的新闻写作时期，经历过风靡一时的“大头春生活周记”畅销现象，一路来到张大春为现代武侠小说开创新局的长篇代表作《城邦暴力团》，以及开拓历史小说写法的《大唐李白》系列，张大春坚持为自己写作、独树风骨的创作姿态，对台湾文坛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文言启蒙
先父在日，说教总趁机会，不轻易出击，想是怕坏了我学习的胃口。尤其是关于某些难教难学的知识或手艺，若我不攀问入里，他仿若全无能为，往往只是应付几句。除非我问到了关隘上，他知道我有了主动求知向学的兴趣，才肯仔细指点。
那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无意间翻看了书橱里的几本风渍书，纸霉味腐，蛀迹斑斓，字体粗黑肥大，个个都认得，可是通句连行，既不会断读、又不能解意，仍把看了很久，觉得太奇怪了，只好请父亲给说一说。
那是一套名为《史记菁华录》的书。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捧在手里的，是给父亲翻烂了之后、重新用书面纸装帧过的小册子，父亲接过书去，卷在掌中，念了几句，说：“不懂也是应当。这是《项羽本纪》。”
这一天晚上他给我说了楚霸王自刎在乌江的故事，却始终没解释书上的文句为什么那么写。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为什么你文看得懂，我看不懂？”（其实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每个字我都认得，却看不出意思？）
父亲回答的话，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一个个的人，你都认识；站成一个队伍，你就不认识了。是罢？”他把手里的书往桌上一扔，说：“这个太难，我说个简单一点的。”
接着，他念了几句文言文，先从头到尾念了两遍，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在将近五十年后，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字句：
公少颖悟，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遂学医。公病，公自医，公卒。
公，对某人的尊称。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颖悟，聪明。学书，读经典。学剑，练武功。学医，学习医术，给人治病。卒，死了。
他说到“死了”，我就笑了，他立刻说：“懂了？”
那是一个笑话，描述的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令人悲伤的人。没有谁知道那人在死前是不是还医死过别的病家，但是能把自己活成个被称为“公”的年纪，应该还是有些本领的。只不过这中间有太多未曾填补的细节。
父亲说：“文言文的难处，是你得自己把那些空隙填上，你背得愈多，那空隙就愈少。不信你背背这个‘公’。”
“公少颖悟，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遂学医。公病，公自医，公卒。”
这是我会背的第一篇文言文，我把原文背给张容听，他也大笑起来。我说：“懂了？”他说：“太扯了！”
大部分的孩子在课堂上学文言文时觉得痛苦，是因为乍看起来，文言语感并不经常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可是，日常生活里也不乏被人们大量使用的成语，这些话俯拾即是，人人可以信手拈来——仅此“俯拾即是”（出自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信手拈来”（出自宋代苏轼《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诗：“前身子美只君是，信手拈来俱天成。”）二语，都是文言；只不过谁也不需要在读过、背过司空图和苏轼的全集才能使用这两个词语，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已经将文言文自然化约在几千年以来的语体之中了。
然而，一旦要通过文言叙事、抒情，就得理解那些空隙。我们单就“公少颖悟”这一篇来说，一共九句、二十五字，行文者当然不是要颂扬这个“公”，而是借由一般行状、墓志惯用的体例、语气和腔调来发展嘲讽。那些刻意被省略掉的生活百态、成长细节、学习历程、挫败经验……通通像掉进沙漏的底层一般，只能任由笑罢了的读者追想、补充，你愈是钻进那些不及展现于文本之中的人生、缝缀出也许和自己的经历相仿佛的想象经验，就愈能感受到那笑声之中可能还潜伏着怜悯、埋藏着同情。
从用字的细微处体会：初、乃、又、遂领句，让重复的学习有了行文上的变化，可是末三句显然是故意重复的“公”字，却点染出了一个一事无成者此生的荒谬喜感——即使它有个悲剧的结局。九句不超过四个字的叙事，的确到处是事理和实象上的“漏洞”，却有着精严巧妙的章法，读来声调铿锵利落，非常适合朗诵。
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此外，我们可别忘了：《史记·项羽本纪》一开篇介绍了项氏“世世代代为楚将”之后，就是这么说的：“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文章与作文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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