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锡庆 木铎语文
刘锡庆（1938-2017），河南滑县人，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毕生从事基础写作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开创了写作学之先河。著有《基础写作学》《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散文新思维》等，主编《写作学辞典》《作文辞海》《中国写作理论史》《新中国文学史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大学语文》等。
我对作文教学的一些思考
文 | 刘锡庆
中小学的作文，非常重要！学生学语文，就是为着能读会写。从各方面来看，“写”可能还要更为重要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写”的能力比“读”的能力“教”起来更加困难。既然作文教学这样难，又这样重要，下面就来谈谈我对作文教学的一些思考。
一、“中”与“外”
我们的作文，用的文字媒体是“中文”，亦即汉字或汉文。 汉字或汉语，即我们的“母语”，是很古老而独特的。 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有汉语、汉字历久不衰、常用常新地存留了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它令人惊异地表明了汉字、汉语的聪慧过人的创造性和生生不已的生命力。 事实上，汉语文字造字之独特，达意之精确，流传之久远，使用之普泛等，毫不夸张地说都堪称是“举世无双”！ 由于它一开始走的就是以象形“表意”之路，而不是像其他许多西方民族那样走的是以符号“表音”之路，所以，由此即带来了它自身的一系列特点——如以“字”为基本单位，每个字方块成体，皆有其不同的形、音、义： 其“形”有象形、会意等之分，直摹所表之“物”的状貌，使汉字物貌一体，极具直观的可感性、形象性； 其“音”则分四声，别平仄，读之琅琅上口，听之入耳动心，极富音乐性、节奏感； 其“义”则具有本义、引申义之不同，结合上下文表起“意”来，既简明而灵动，又精确而微妙，实为各种“表音”文字所望尘莫及也！
中国青少年的作文，由于是“用汉语作文”，而汉语这种文字媒体又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因而从本质上就注定了它要执著自我，扬己之长，坚定地走自家的路，而不能盲目地随人脚后，照抄别人的一套。因而，重新认识自己所用“母语”汉语的特点，认真总结自家的经验，是很重要，也很紧迫的。哪个语文老师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哪个习作者清醒地悟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将拿到开启作文成功的钥匙。
二、“读”与“写”
要谈“写”，先从“读”说起。因为，“读”和“写”的确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读和写，是各自独立的： 一个管主体由“外”而“内”的吸收（借鉴），即“吃进来”； 一个管主体由“内”而“外”的倾吐（创造），即“吐出去”。 它们各司一职，各负其责，构成了完整“语文”的“双璧”。 第二，读和写虽各自独立，平行发展，但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密切相关。 谁也不要并吞、吃掉谁，因为这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第三，从主体学习的终极目的来看，“读”即吸收、借鉴，又的确不是最终目的； 而“写”即倾吐、创造，却无疑正是学习主体的终极目标。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又是为“写”服务的。 这三点说清楚了，就可以谈以“读”促“写”了。
古人早就说过，“劳于读书”，确可“逸于作文”。这是屡试屡验、千真万确的真理。既然这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我们就要努力地按规律办事，自觉地把“写”和“读”勾联起来，不仅引导学生做到多读，而且使他们对其中经典或优秀的部分做到熟读。因为只有“熟”，才是沟通“读”与“写”之间的桥梁。而不熟，则记不住、用不上。
三、“语”与“文”
“作文”的实质是什么？我看是：（学习主体）学会以“文字”方式（即书面语言）去表情达意。人们“表情达意”通常用两种方法：一是用口说；一是以笔写。口说，用口头语言（简称“语”）来表达；笔写，以书面语言（简称“文”）去表现。二者借助的媒介不同，表达的效果也不完全一样。“说”和“写”，即“语”和“文”，也确有关系。我以为，从“说”到“写”，即由“语”而“文”，是作文由粗而精、由俗而雅的一条必由之径。
具体地说，我以为：
小学阶段，以“说”带“写”，以“语”促“文”。语文教学，识字为先。 在识字的基础上一般说从“小三”起开始作文：此时的“作文”亦即“写话”，遵循“你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作文原则。这种“将说话移于纸上”的作文，其实质是“写”等同于“说”，亦即“谁会说，谁就会写”，或“谁说得好，谁就写得好”。
初中阶段，“说”“写”交融，“语”“文”并重。初中是作文的重要“过渡期”：开始由“说”向“写”，由“语”向“文”转变、过渡。师、生意识到“说”（语）与“写”（文）这二者的联系特别是区别，是很要紧的。因为，“说得好”，的确不能完全等于“写得好”；会“语”也的确不能完全等于能“文”。意识得早、转变得快的，将赢得作文的成功。
高中阶段，由“说”而“写”，“文”不离“语”。高中是作文的“提高期”：这一时期，习作者应全力、迅速地向表情达意的“书面化”（“文”）冲击，力争尽快地完成由“说”而“写”的战略转移任务。但“文”又不宜过多地疏离“语”（口语），因为，那些新鲜、泼辣的生动口语，始终都是书面语的精魂和生命。
了解“语”和“文”的这种区别很重要。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只讲“语”，不讲“文”，似乎作文只要“你怎么说就怎么写”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用汉语作文，“说”和“写”什么时候也没有像用拼音文字写作那样，完全等同过。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在是自古以来以汉语书写的一个宝贵传统。现在，我们明白地揭示出由“语”而“文”的这一作文规律，我认为是很有益的。
四、“叙”与“论”
就文类的训练而言，当以“记叙文”和“议论文”最为重要。至于“说明文”和“应用文”，因为前者常和议论文连起来合称“论说文”，而后者则时常夹叙夹议，很难说清文体。当然，以表达方式分，尚有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区分，但琢磨一下，还是以“叙述”和“议论”这两种较为重要。
记叙文，是以叙述为主要手段（辅以其他），或写人记事、或写景记游的文章——显然，这是很要紧的。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手段（辅以其他），或立论说理、或驳论辩正的文章——自然，这也是很重要的。记叙文和议论文，一个以“叙”为主，纪“实”（人、事、物、景等）求“真”，多用具象的“形象思维”；一个以“论”为主，重“理”（事理、常理、哲理等）求“道”，多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这二者结合起来，即叙、论并举，具象、抽象相济，这也就是较为全面的“写作（或表达）能力”了。
但就叙、论两方面言，我以为叙是基础、根本，论是补充、提高。二者相较，“叙”更是重中之重、作文之“本”！因此，不仅学生习作必须遵循“先叙后论”的原则：小学、初中，皆以叙为主，可多写些童话、寓言、故事、科幻等记叙文；高中仍以叙为主，大体可叙、论并重。因而，在整个中学阶段都要坚定地贯彻“以叙为本”的教学原则，不要让其他东西冲击、削弱这个重心。
五、“实”与“虚”
全面、平衡的写作能力，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叙、论并举”外，还有一个“虚、实相济”的问题。 写“实”的能力是一种如实反映客观外物的“再现力”。 再现什么？ 无非是“外宇宙”实有而非虚拟的“人、事、物、景”。 用什么手段或方法去再现它们？ 无非是“记叙”“描写”和“说明”。 因此，这三种写“实”的方式、能力，是写作表现力重要的一翼。 写“虚”的能力是一种恰切抒发作者主观情意的“表现力”。 表现什么？ 无非是主体的“内宇宙”在观照外部世界后感情的激射、理性的上升或心灵的飞腾。 用什么手段或方式去表现它们？ 那就是“抒情”“议论”和“想象”。 因此，这三种写“虚”的方式、能力，是写作表现力更为重要的另一翼。
过去，在中小学的作文教学中，普遍存有重“实”轻“虚”的偏向。这是很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写“虚”中的“想象”，包括联想及推想、幻想、梦想等，具有很强的精神创造性，是构筑一个绚丽、迷人的“艺术世界”所断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小学、初中阶段更理应重视，亟应加强，多写一些童话、神话、故事、寓言等想象、编织的东西。而我们现在的作文教学，却一味求“实”，过早地斩断了孩子们想象的翅膀，使他们不能在想象的天际自由飞翔，显现出一副少年老成、未老先衰的疲软模样。依我看，这是要切实改一改的。
六、“放”与“收”
古人讲写作，一向主张先“放”后“收”。这是很有道理的。 所谓“放”，就是习作者在初学作文时要放开心灵，放开手脚，放开笔墨，不拘格套，放胆为文。 这是很要紧的。 因为对初学写作者来说，“思想解放”是十分必要的： 他在提笔为文时，倘能但见为文之“易”而不见为文之“难”的话，就自然能大胆抒发、放笔行文——而这种写作的“心理状态”，正是作文这一行为过程所亟须的。 其实，不止是初学作文时要“放”。 我认为： “放”，怕是整个写作活动的一种天性，应贯彻始终。 但一开始强调先“放”，多写“放胆文”或“大胆文”，我看这是很正确的。 “放”到一定时候、一定阶段，强调“收”，使习作者注意对文章的修剪、约束，也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收”，就是对文字（炼字锤句）的考究，对文面（行款格式）的讲求，以及对文体（体裁样式）的留意等。 对文字不能润饰，对文面从不讲求，并缺乏起码的“文体感”，到一定时候、一定阶段就不是“小问题”而是“严重缺欠”了。
但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放”得很不够，而“收”得又过早、过苛。如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命题”过多，“限制”也过多；而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框框”也不少；特别是在“批改”上，改得过多、过死，不仅做的是无用之功，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始终未“放”，始终在“收”，这就颇“要命”了！收得过酷，想象的翅膀被折断了，思想、心灵都飞腾不起来，还有什么“写作个性”和“精神创造力”可言呢？所以，该放则放，当收则收。
七、“多”与“少”
鲁迅晚年在《致赖少麒》的一封信里曾谈到他自己作文的经验，他坦诚地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这段话从“文章圣手”鲁迅的嘴里说出来，自然非同寻常，大凡作文之人多“耳熟能详”，于是，又从中引出了“多看和练习”的作文成功规律。
“多看”，这里暂且先搁置勿论，只来谈谈“练习”的幅度问题。大凡一种“能力”的养成，皆需经过反复而刻苦的训练。“作文”，作为一种写作的“能力”，不去刻苦地训练、反复地实践，想要获得成功是很难想象的。既是训练，自然就有一个“量”的多少问题：一个是对单篇文字幅度的要求；一个则是每学期或每年作文总次数、字数的确定。
单篇作文文字幅度的要求，现在定得太少、过低。现在较普遍的要求是：小学升初中，600字左右；初中升高中，800字左右；高中考大学，却不知何故地“退”了回来，回到了600（另加一小题200）字左右。这种情况是达不到对一定年龄段学生写作水平的正常要求的。须知：文字“幅度”绝不是无所谓的——在一定的单元时间里，写作总量的多寡，反映着写作者驾驭文字的娴熟程度和运用水平。语体文写作字数定得如此之低，是我国各级学校学生作文水平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我看，小学、初中各加200字变成800、1000字，应该问题不大；高考作文不宜再分两块（因为这样一“分”，看似考了两种不同文体，要求“全”了、“高”了，其实，这是一种巧妙“降低”作文难度的障眼法），其字数不应低于1200字。最起码，平时的训练应当如此要求。
作文“总量”，我大体赞成现在实施的宏观控制的办法。现在语文“大纲”规定：初中，每学年作文一般不少于14次，字数不少于7000（这显然是少了，平均每篇才500来字，我看可提至10000字），其他练笔（自由写作）不少于10000字。这总的说还是较合适的。高中，每学年作文一般不少于10次（未说明字数总量），其他各类练笔亦不少于10000字。它还特别指出：“45分钟能写600字的文章”。这个要求是不算低的，因为以此类推90分钟即能完成1200字，两个小时写出1500字的文章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惜这一要求在“实战”中从未落实过。
八、“创”与“基”
为了字数的整齐，这个标题有点“生”，需要诠释一下：“创”指创新；“基”指基本功。
作文的本质是一种独特的“精神产品”的制作。崇个性、重创新，是作文的生命和灵魂。有人会说，学生“作文”与作家“创作”不同：作文可模仿，创作须创新。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是糊涂观念。实际上，二者无本质不同。过去，在作文训练上确有“先模仿，后自立”的一派，但它并不正确，亦不足为训。因为作文这件事，从本质上说就是反模仿的！“模仿”惯了，“天下文章一大抄”了，也就根本无“自立”可言了。所以，入门的路要“正”，还是要讲个性，讲创新，讲创意。当然，“作文”与“创作”也确有不同，但这只是学生和作家的不同、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不同、习作和发表的不同等，它们共同的都是写作主体一种“物—意—文”的综合、转换：只不过小学生有小学生的综合、转换，中学生有中学生的综合、转换，大作家有大作家的综合、转换而已。 作文的求“创新”与“基本功”的严格要求并不矛盾。 写作的“基本功”，宽一点说，包括作文的中心明确、内容充实、结构清晰、文字通顺等，都可涵盖在内； 窄一点说，其核心却是指文字运用的基本功夫。
文字的“基本功”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语句合乎规范；二是文字书写正确；三是行款格式讲究；四是标点符号无误。这四条后三条是一块，头一条自成一块——它相当重要。因此，组词造句的通顺、畅达，正是韩愈所言“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关键之点，是提笔属文时凭借“语感”一气呵成的功夫所在。写作文时谁也不会按“语法”的条条框框去行事，而真正起作用的恰是“语感”：写作主体对语言敏锐的直感。凭借语感，紧追思路，化意为文，缀文成章——此即“作文”之要义也。所以，这一条事关“文从字顺”，非常重要。作文要好，文字“基本功”扎实、娴熟是重要的保证。
本文原载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0年第11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