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文字摘自马廉祯教授的《中国短兵运动述论》，全文收载于《武学》第三辑与《马廉祯武学论集》中。我们将分为三期向大家推送。我们欢迎所有短兵爱好者与我们一同学习与进步，共同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
短兵起源于古代的击剑。众所周知，剑是我国古代兵器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从周秦两汉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之际，经历了千余年的繁盛期，可以称之为剑的黄金时代。剑在那个时期名声显赫，品阶尊贵，被视为是一个人身份、德业和尊严的象征，更被武艺家们宗奉为人文精神的寄托。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高度评价剑的文化品位和人文蕴含，认为只有具备信、廉、仁、勇四种品德的人，才可“谈兵论剑”。 他认为剑是一门“与道同符”的大学问，“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所以君子往往以剑作为“德”的标志和象征。这些描述都生动地描绘出，在司马迁的时代里，剑在人们心目中、特别是士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生动反映了从先秦到西汉间，剑曾经有过的近于神圣与辉煌的文化形象。毫无疑问，这个辉煌期为以后不断发展、衍变和丰富起来的剑文化奠定了基础。从此，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剑成了中华文化的标志，是中国人文精神的象征。
在古代，以剑技为主要形式的竞技被称之为“相击”，这是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短兵武艺之一，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到春秋时代，剑的制作日臻精美，佩剑成为身份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剑术已经相当发达，击剑蔚为专学，特别是在东南的吴越地区。群雄并立、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随着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显著提高，击剑活动更为普遍。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以剑技为人效命的“私剑”、“剑士”一流人物，也就是后来“侠”的滥觞，还产生了关于剑术的专门论说和著作。这种风气延续到西汉仍很兴盛，击剑风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长击剑“立名天下”，职业剑客奔走豪门。风气之下，甚至连东方朔、司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都学习击剑，显然这是一种时尚，是文人们高自标置的心态流露。
我国历史上，击剑活动大致从周秦一直延续到了隋唐。隋唐以前，古人常常以文章、击剑相提并论，体现了一种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诗人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便是脍炙人口的一例。在我们看来，这种风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是孔子文武不偏废思想的发展。然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禁兵之法也日益峻密，民间习武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自宋代理学家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这就使得重文轻武的意识社会化，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
两汉以后，剑的战阵实用价值渐渐走向衰微，它在军中的显赫地位也逐步被刀所取代。此后，剑固然依旧存在，仍然被许多人视为心爱之物，但它不再是军中将士临阵杀敌的主要兵器。其发展空间逐步由军旅转向军旅以外的其它领域，转向民间武艺领域，甚而转为文人学士们高悬在书斋里的雅赏之物。剑的存在形式也从“相击”慢慢地向飘逸典雅的“剑舞”蜕变，及至明清，华而不实的“套子武艺”之类成了社会上剑的主要表现方式，古之“剑客”也变成了侠义小说中半人半仙的超人。当然，凭借着昔日的辉煌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剑文化，剑仍然保持着崇高的地位和尊严，仍然被人们敬奉为中国古代武艺和兵刃的象征。
中国剑文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加以界定并如何划分其发展阶段，这其实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近年来，写剑的书屡有所见，然则并没有人就此问题做过认真的分析论证，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谈兵论剑”者多半并不曾接触过剑，多为“纸上谈兵”的剑文化爱好者。
两汉以前，古人就有了“说剑”、“击剑”、“舞剑”、“论剑”、“相剑”等一系列说法，这些词语各有所指，都有它特定的含义。这反映了两汉以前剑文化的内容就已相当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剑文化基本上是“实学”，是从剑的制作、实用、娱情、品赏等实践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真实可信的学问和理念。两汉以后，特别是魏晋以后，剑文化的领域急剧发展，文学内容不断增生，许多神秘玄虚的东西掺入其中，使得剑开始变得光怪陆离起来。自此，剑不再仅仅是勇士们穿坚透韧的利刃，还成了神仙道人的法器，成了或隐或现的灵物，成了剑侠手中飞来飞去的“一道白光”。当然，更多的成了诗人们吟咏的对象。显然，这是两汉以前剑文化的延伸和变异，这使得剑文化由一门“实学”逐渐衍变成了“虚学”。
然而，无论从源还是从流上讲，无论剑文化的领域有多么宽泛，在古代，它的核心应该是剑技水平的实际应用和竞技性质的较量。这就是古人所谓“击剑”。“击剑”一词出现甚早，战国秦汉间曾被广泛应用。它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剑的实际运用，因为只有两两相对的“击剑”才是提高剑技的最根本的训练方法，是剑术水平最具说服力的验证手段，同时也是涵养性情、磨砺人格最重要的途径。古人所谓“击剑”，其实就是剑的竞技运动，是一种有条件的友好的剑技较量。几千年来，这项运动受到人们的敬重和喜爱，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的民族传统竞技项目之一，也是中国古典武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难想象，最初的击剑应该是一项相当残酷的运动，这一点古籍中多有记载，情况似乎与古代希腊、罗马角斗士们的击剑没有多大区别。然而，任何动辄伤人肢体甚至危及生命的运动，是不可能广泛而久远地为人们所喜爱，在封建专制不断严密的时代里，这样的运动也往往为法律所不允许。所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寻求一种合理的不损伤人的击剑方式，本质上就是使击剑走上体育化，这是击剑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方面的史料保存下来的不多，但并非没有痕迹可寻。
春秋战国时代，剑士们有以“杖”代剑比试高低的记载。在著名的越女与猿公比剑的故事里，二人就是以竹杖代剑，这是日常生活里确有其实的反映，于是，“杖”经常被用作兵刃的代词。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以甘蔗代剑与奋威将军邓展比试的故事，更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宋元以后，以竹木兵器训练士卒和比试刀剑武艺的记载屡见不鲜，曾经被毛泽东引用的颜元与李木天的比试刀法，就是“折竹为刀”进行的。总之，一是为了避免伤害，增加其体育价值；二是古代禁兵之法极严峻，任何人都不可能身佩利刃动辄与人短兵相接。所以，不但民间的击剑活动必然主要以竹木代用品进行，就是军中练兵也往往如此，这在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中有清楚的记载。
击剑是最具人文精神的体育文化遗存。在古代，剑是勇敢、尊严和品节的象征，击剑自然也是一项高尚运动，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粹，这在东西方都是如此，尽管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因此，东西方都曾致力于将古代击剑演进成为现代体育项目的工作。
至16世纪的欧洲，剑术就已经成为带有博彩性质的运动项目。特别是在技术取向上，当以力量为主导的双手大剑逐步为依靠敏捷与技巧为主导的单手剑所取代后，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剑击大师们就开始雄心勃勃地投入到雕琢更为精细的击剑技术之中，并很快将这些内容传授给年轻的英格兰、德国和波兰的贵族们。特别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倡导下，早期击剑运动迅速被宫廷化与贵族化，举手投足之间充斥着各种基于审美与自尊满足的礼仪与辞令。当时最著名的两部击剑专著，加米罗·额格里帕（Camillo Agrippa）1553年完成的《武器科学论述》（Trattato di scientia d'arme）和吉拉德·西保尔特（Girard Thibault）于1628年完成的《剑击学》（L'académie de l'espée）中的插图，都使用大量的几何图形来规定每次动作发动、进行、终了时的具体和“合礼”的姿势。这都与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礼数要求颇为神似。
西方的努力很成功。至近代，欧洲剑术成功演化为佩剑、花剑和重剑三个剑种构成的击剑运动，是奥运会最早的项目之一，在全世界广泛开展，拥有大量爱好者。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前苏联，击剑在我国逐步开展起来，竞技水平不断提高，产生过栾菊杰等一批优秀选手。我的父亲马明达先生就曾是专业的花剑运动员和教练员，在第一届全运会上打入决赛圈。
在东方，东邻日本也取得了成功。众所周知，剑道是备受日本人民珍视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流行广泛而传授严格的日本民族体育项目，被定为日本的“国技”之一。剑道尽管有着深厚的日本武士道文化渊源，但其现代形式产生也相对晚近，直至日本大正元年（1912年）才得以规范改良为目前的状态。实则也是走了一条现代竞技运动的本土化道路。在日本，剑道一直被视为培养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手段，中小学里大都设有道馆，剑道成为必修课。现在剑道已是世界性的项目，各种组织和竞技活动非常之多。剑道传入中国很早，至少明代就有日本剑的技术和图谱流入中国，受到中国武艺家的青睐。在清末留学日本的高潮中，大批中国学子接受了剑道训练，也有日本的教习在中国教授剑道，这对中国影响很大。实际上，包括中国短兵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剑道的启发和刺激是分不开的。而近些年，日本剑道在中国也再次兴起，习练人数与场所与日俱增，发展态势要明显好于短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