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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辩证法
作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
译者：刘昭媛
法意导言
启蒙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以理性之光明驱除封建之黑暗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但贾斯汀•E•H•史密斯（Justin E.H. Smith）在其新书《非理性:理性黑暗面的历史》（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中却提出：过于倡导理性的启蒙运动反而助长了非理性的思潮，如现代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应该辩证地看待理性的本质，理性本身就蕴含着非理性因素。本文作者指出，判断理性，不应局限于个人层面，而是要站在更为开阔的社会层面去分析。理性，从其被追求价值的意义和难以实现的意义上看，都只是一个理想。虽然理性绝不是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但它却是所有方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于2019年5月9日发表于《纽约书评》杂志。作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有着混血和跨文化的成长背景，认同世界主义的观点。他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处任教，现为劳伦斯·S·.洛克菲勒大学哲学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中心哲学教授。同时他还是文化理论家和小说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和道德理论、语言与思想的哲学、非洲知识史等。2010年他入选《外交政策》杂志全球顶尖思想者榜单，2012年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国家人文奖章。代表作有《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在我父亲的房子里：文化哲学里的非洲》、《文化政治学，伦理政治学》等。
图为本文作者夸梅•安东尼•阿皮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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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有多开启民智？不少评论家认为它是愚昧无知的。一些人认为，它是现代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温床。一位最近的学者提出，启蒙运动中的光，本质上是指“白色”。伏尔泰（Voltaire）坚信黑人生而劣等，他们是不同于欧洲人的一个单独的物种，或者至少是一个另外的人种。他说，欧洲人与黑人的区别就像西班牙猎犬与灰狗的区别一样。康德（Kant）曾这样评论一位黑人木匠的观点：“他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而这证明他所说的话是愚蠢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一个臭名昭著的脚注中写道，他“倾向于怀疑”非白人“天生不如白人”，他们缺乏艺术、科学和“精巧制造”。
在18世纪，对启蒙运动更为普遍的批评属于更为主流的学术观点。那个时代对自然人类学和人种分类进行的系统探索，为19世纪出现的道德败坏的种族科学奠定了基础。唯物主义的兴起也带来了同样的结果：我们越来越难以论证，在我们不同的躯壳里，有着上帝植入的同等灵魂。反过来，一种漫不经心的普世主义，可能会助长这样一种想法，即更加先进的文明在征服和殖民落后文明时，只不过是在帮助那些落后文明进步提升。
约翰•格雷（John Gray）这样的评论家认为，启蒙运动自我满足式的理性主义和对进步的信念必然会助长种族和文明的等级观念，这也可能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有关。启蒙运动的负面影响仍在继续：在格雷看来，自由理性主义是一种内涵贫乏的信条，它扼杀了更丰富多元的生活形式。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依赖自由主义启蒙价值观的西方社会“饱受社会失范和虚无主义的困扰”。
然而，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解决问题。康德和休谟的偏见性的言语表达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所谓的启蒙运动所特有的，而是恰恰因为它们并非如此：这些观点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这些精英也无法幸免。伏尔泰与其他欧洲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欧洲血统优越性的假设，而在于他雄辩地反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那个时代的宏伟计划——百科全书——对非洲人态度很粗鲁，但它也充满了废奴主义者的热情。休谟不支持奴隶制、重商主义或帝国主义的体制；他的同胞亚当·斯密（Adam Smith）对这些罪恶的描述更加直言不讳。
至于康德，他的观点似乎已经发生了演变。荷兰学者鲍林•克莱因菲尔德(Pauline Kleingeld)在她2012年的研究《康德与世界主义》（Kant and Cosmopolitanism）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在18世纪90年代，康德摒弃了人类差异的等级观念，这或许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等人的影响。现在，他对奴隶制、帝国征服和强权统治提出了明确的谴责。考虑到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是古老的习俗，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那么多启蒙运动人士反对奴隶制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其中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可以容忍奴隶制和帝国主义。
那么更广泛的争论呢？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所开创的经验性自然人类学无疑会变得有害；但布鲁门巴赫本人对离散类型和它们之间的等级制度持怀疑态度。正如哲学家贾斯汀•E•H•史密斯（Justin E.H. Smith）在2015年出版的极具价值的著作《自然、人性和人类差异》（Nature, Human nature, and Human Difference）中指出的那样，将人类视为大自然的延续，为19世纪的种族科学铺平了道路。但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人类是自然界的延续。伪科学的出路在于真正的科学，而非没有科学。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使用“启蒙运动”这个词——它指的是一次十八世纪的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赞美理性，并以法国的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为中心。但它在普鲁士、意大利、苏格兰和美洲地区也有重要的分支机构。有些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运动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系列截然不同的运动，将原本扑朔迷离的现象分割成更小的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就像在所有的事情中一样。但是，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都对“理性主义”本身有着更大的担忧。特别是，如果为了支持理性而作出的努力却招致了相反的结果呢？如果光明注定要产生阴影，启蒙运动注定会引起反启蒙运动呢？
图为贾斯汀·E·H·史密斯（Justin E.H.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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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贾斯汀•E•H•史密斯（Justin E.H. Smith）新书《非理性:理性黑暗面的历史》（Irrationality: A History of the Dark Side of Reason）的主题。他认为，理性所带来的困难，其本性显然是辩证的：理性渴望的东西中也包含着它的对立面，而就像某种自然规律一样，在用理性建设社会过程中的每一次认真刺伤迟早都会越界，导致非理性暴力的爆发。我们越是为理性而奋斗，似乎就越容易陷入非理性的状态。
非理性并不是一个小册子、一篇论文或是一个系统概述。这是一本情节松散的书，其中点缀着迷人的冥想和小插图，尽管它们出现的地方可能是你始料未及的。除了关于逻辑和启蒙运动的章节，这本书内还有以下章节：关于梦想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梦想的理解；关于艺术（包括一篇对艾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与苏联当局发生致命争吵的悲叹）；关于伪科学（包括对一座创造型科学博物馆和地平说本质的探讨）；关于互联网（它被谴责为“类似湿婆”的破坏者）；关于动物认知(包括一篇对蠕动的狡猾章鱼的评估)；关于死亡（包括拜访托尔斯泰笔下的伊万•伊里奇（Ivan Ilyich））。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不乏非理性的例子。极端理性并不总是表现得更好，如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埃利泽•尤德科斯基（Eliezer Yudkowsky）。
图为波浪葛威（Wavy Gravy），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和平活动家，以嬉皮士形象、个性和反主流文化信仰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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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把这本书当作许多各种各样的小品文来读，最好是不带任何拖沓的塞巴尔德式风格。史密斯一度对极右翼的模型进行了反思，他想知道上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非理性主义是否以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重新出现：“青蛙佩佩更应该感谢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而不是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从某些方面来看，特朗普本人更像波浪葛威（Wavy Gravy），而不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讨论到谎言时，他想到了一个令人烦恼的短语——“全部真相”：
全部真相将是由几乎不相关的事实无限地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我们讲述精心炮制出的故事，即使我们的道德目的是讲真话，我们也会这么做。
在其他地方，他把自己对飞行的恐惧与对种族主义的恐惧相比，而这似乎是另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为什么我们坚持理性地为后者辩护，而坦然地承认前者的非理性？他推测道，这可能是因为有“飞机恐惧症”的人在飞行中经历了颠簸，并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而种族主义者喜欢与被鄙视种族以外的人保持团结一致。
书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是关于1850年提出的“帕斯拉里尼交感罗盘”(pasilalinic sympathetic compass）的建议。（帕斯拉里尼交感罗盘，也被称为“蜗牛电报”，是一种用来测试蜗牛交配时产生永久性心灵感应联系的伪科学假设的装置。该装置是法国神秘学家雅克•图桑•贝诺伊特（Jacques Toussaint Benoit）在美国同事比亚特•克雷蒂恩（Biat Chretien）先生的协助下于19世纪50年代发明的。）史密斯认为，我们的技术甚至在达到技术可行性的程度之前就可以被想象出来，而这一事实表明，表面上的变革下存在着连续性。之后，软体动物的互联网引发了人们对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反思，以及圣彼得堡巨魔（俄罗斯的巨魔工厂办公室被认为是俄罗斯信息战的先锋，在圣彼得堡郊区一幢不起眼的建筑里，数以百计的俄罗斯水军日夜不停地向全球各地输送“虚假信息”。）动员左翼和右翼活动人士的方式。他说，互联网“已经或正在摧毁人们长期熟悉的东西：电视、报纸、乐器、时钟、书籍。它也在摧毁各种社会公共机构和社会运行机制：商店、大学、银行、电影院和民主。”不久之后，他就与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理论展开了辩论，并为媒体对身份过分关注、网络上“取消文化”（引用了毛泽东和罗伯斯庇尔的话）声音的壮大，以及极端时代温和派的脆弱感到惋惜。
除了这些非线性的联系网，这本书还有一个固定的主线：就是史密斯所描述的那样，“理性和非理性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持续运动——理性所采取的激进转变，此后理性转变为其对立面。”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启蒙辩证法的致敬，启蒙辩证法是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于1944年创作的。这部作品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在加利福尼亚创作的一部战时作品。（“在陌生的阳光下流落异乡”，史密斯用一种令人神往的语气说道。）他在书中广泛而多样地使用了“启蒙”一词，这个词当然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可以追溯到荷马（Homer）。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书的开头写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启蒙运动被认为是思想的进步，它的目标一直是把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让他们成为大师。”“但完全启蒙后的世界，却焕发着胜利后的灾难的光辉。”工具理性的发展轨迹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而根据他们的预测，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必然会走上同样邪恶的道路。
虽然史密斯的书提供了这些开阔的时间视角，但它找到了辩证法的象征。它经常让人联想到一种双盘天平，在这种天平上，启蒙与反启蒙处于平衡状态。正如他所指出的，这种模式在近半个世纪前由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推广开来；而15年前，聪明的历史学家齐夫•斯特恩海尔（Zeev Sternhell）提出了一个新的争议性指控。在史密斯基础上扩充而来的斯特恩海尔公式中，同一时期“不仅标志着理性主义现代性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它的对立面的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启蒙运动不是指哲学的世俗对手，也不是指他们众多的教会或保皇派的对手，而是指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据说这些知识分子发展了一种相反的思想体系，他们用特殊主义反对普世主义，用生命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在伯林看来，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错误地相信，所有真正的价值观都可以和谐统一。“他们与迷信和无知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斗争，”伯林曾这样说。“所以我支持他们。”然而，他们的狂妄必须被遏制：伯林倾向于将苏联共产主义视为启蒙运动的一个教条主义版本。他认为，要从反启蒙运动的敌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在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和赫尔德（Herder）的作品中，伯林看到了危险，但他也真切地看到了价值观的多元性。根据伯林的说法，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无法巧妙地调和重大利益——你无法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建立一种托马斯•库克式的汇率（托马斯•库克于1892年创办了最早的旅行支票，可在世界各大城市通行，凡持有旅行支票的国际旅游者可在旅游目的地兑换等价的当地货币，更加方便了旅游者进行跨国和洲际旅游。），你可能必须得在这些重大价值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斯特恩赫尔（Sternhell）的《反启蒙运动的传统》（The Anti-Enlightenment Tradition）是一部摩尼教风格的著作，它以大致相同的舞台布景开始，但在伯林的灰色色调上涂上了黑色和白色。我们被告知，斯特恩赫尔所称的“法国-康德启蒙运动”（the Franco-Kantian Enlightenment）的伟大思想为我们创造了现代民主的基础——他认为这能够轻松地同时容纳伏尔泰和卢梭思想。而以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赫尔德为代表的反启蒙运动则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他认为，只有少数几个系谱把赫尔德和希特勒分开了。因为伯林发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些缺陷，以及赫尔德等人身上的一些价值。为此，斯特恩赫尔谴责他是非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保守派辩护者。
在伯林和斯特恩赫尔之间，史密斯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站在了另一边——他采用启蒙和反启蒙的模式，以此反对将这两方辩证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毕竟，这个模型是他书中论点最清晰的例证。史密斯在谈到启蒙运动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时，追随了伯林的观点。（史密斯认为，启蒙运动的哲学精神与布尔什维克和红色高棉有着“真正的谱系上的联系”。）他紧跟斯特恩赫尔的步伐，将反启蒙运动视为原始法西斯主义。（史密斯承认，“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而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是‘强硬的’。”）但这种基本区别又有多大说服力呢?
有这样两位18世纪的欧洲作家。其中一个认为犹太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他们所有人出生时内心都有怒火般的狂热，就像英国人和德国人出生时都是金发碧眼。如果有一天这些人不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我会非常感到惊讶。”黑人“不是人，除了他们的身形与人类似，他们的语言和思维能力远远不如我们。”他蔑视民主，与暴君为伍。
第二位作家赞成充分解放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应该为几个世纪以来被虐待的行为得到道致歉。他主张国家间的人类平等，他动情地描写非洲人被滥用的人性，他支持共和民主。他相信对人类的爱应该高于对祖国的爱，并主张珍视个人自主权：“任何人都不应认为，自己是为了另外一个人或者是为了子孙后代而存在。”
图为伏尔泰（Voltaire），大卫•莱文（David Levine）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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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作家当然是伏尔泰。而第二个则是赫尔德，伯林和斯特恩赫尔之流都将他视作反启蒙思想的典范。他们是如何把这个心胸开阔的人文主义者变成启蒙运动的劲敌的呢？方法是，通过提供一个具有倾向性的夸张漫画，来表现他的一个方面。伯林视赫尔德为“欧洲文化（最终是各方面）民族之父”，这是由赫尔德“对世界主义、普世主义的憎恨”所驱动的。在斯特恩赫尔看来，“赫尔德怀有的欧洲思想对现代世界非常重要。”赫尔德不仅是“反理性主义者”，他还是“反普世主义者、反世界主义者、特殊主义者，而且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他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致力于“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事业。(相悖于纳粹集中营和古拉格集中营。)
图为赫尔德（Herder），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
在德国启蒙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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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赫尔德在18世纪60年代的早期是康德的学生，他在康德的著作中发掘出很多价值，这对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除了热衷于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早期的著作之外，他也是休谟的狂热爱好者。）在内心深处，他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憎恨普鲁士的狭隘主义。是的，他坚持文化多样性的多元主义观念（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世界上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但这种观念总是受到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的的抑制——后者主张的是一种共同的人性，一种共同的人类尊严。可赫尔德非但没有宣扬“个人的渺小”，反而更加珍视个人个性和个人发展，这一点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论认知与感觉》（On the Cognition and Sensation）一书中，赫尔德写道，“如果一个人能够描绘出他的热情与情感、他的梦想与思维方式的最深刻、最独特的基础，那该是多么棒的一部小说啊！”
有人曾设想，康德的普世主义与赫尔德的多元主义之间存在一道裂缝。然而，康德，尤其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认为好的世界主义者也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爱国公民。在他的伦理学讲座中，他说，“尽职尽责的全球爱国主义和地方爱国主义……对世界公民来说都是合适的，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因此必须有一种促进整个世界福祉的倾向。”这些话是康德说的，但也可能是赫尔德的话。从一个人身上分拆出代表“反启蒙运动”的人，这无异于讽刺启蒙运动。
还有其他理由去怀疑反启蒙运动的模式。我们要把卢梭置于何处呢？对斯特恩赫尔而言，卢梭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于那个时代的几位著名学者来说，他是反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卢梭当然可以成为当地习俗的捍卫者，但康德并不把他视为敌人：他在书房里放了一张卢梭的照片，并认为卢梭的作品唤醒了他对人类共同尊严的事实认知。不稳定性始终存在。被伯林视为反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维柯，在启蒙运动最详尽的现代编年史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著作中脱颖而出，成为激进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任何智力领域的划分都会有模糊的边界，但这些并不是边缘性的争端，它们始终是争论的核心。
我对不完全反映现实的模型没有意见：理想化的模型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们将一切理想化。我们对这些模型的所有要求是，它们能够帮助照亮我们的道路。然而，鉴于“反启蒙运动”主要传播负面消息的深刻印象，人们很难抗拒这样一种想法：“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本身就应该消失。
甚至于将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等量齐观，将启蒙运动与史密斯所称的“理性的提升”画上等号，这种做法在揭示本质的同时也掩盖了很多事实。史密斯告诉我们，反启蒙运动对把理性确立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持谨慎态度。但在其他地方，他告诉我们关于启蒙运动同样的事情：
绝大多数权威的启蒙哲学家都非常重视，情感和激情对于指导我们的生活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他们还警告说，让自己服从于理性能力的最高权威会带来许多危险。
确实有人说，18世纪与其说是理性的时代，不如说是情感的时代——因为许多启蒙思想家以认识到情感的重要性而自豪，而他们智慧的前辈们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建立一个理性社会的目标，意味着要接受人类并不是理性动物的事实。而这意味着，反过来，需要有某种方式来决定理性所需。
史密斯相当大胆的做法是，他写了一本关于非理性的书，而这本书甚至没有对理性可能包含的内容进行粗略的描述。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现代性思考源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做的区分，即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形式理性，又称“工具理性”或“手段目的理性”，旨在确保某种目的而不评判其价值；实质理性则将理性与大量的规范和价值观联系起来。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理性背后的危险向人们发出警告时，他们似乎想到了一个韦伯式的工具理性概念，即在一个幻想破灭的世界里——一个由道德败坏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僚们随心所欲地安排事物的王国，所有的价值（可能是市场中的价值）都被统一。因此，人们一直努力去充实理性的实质概念，包括对理性的道德判断。
然而，无论好坏，关于理性的现代哲学文献在史密斯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出现。一些没有问出来的问题若隐若现、呼之欲出。对亲朋好友的偏袒，是偏离理性（正如功利主义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臭名远扬的提议），还是构成理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如何与实际的我们相关联，有关的理论应该如何解释？信仰的合理性如何与它们的效用和真理相联系？当我们运用经验法则时，这是一种理性的衰退，还是一个对我们理性能力极限的理性认识？
史密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将牛顿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拒绝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对接种疫苗者联系起来，他在文中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问题不在于拒绝权威，而在于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理由拒绝权威。但我们如何确定自己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区分呢?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科学本身是清楚的，科学以自己的清楚的声音而不是以它的人类代表的声音，向我们指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懂科学。我们甚至连一小部分相关的科学文献都没有读过，即使我们试着读，我们也读不懂。我们自己做的相关科学实验也少得多。
事实正是如此。要得出的结论是理性，在批判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个人特征。我有时发现区分理性和个体的合理性特征是很方便的。我想到的区别是认知和实践程序之间的区别，考虑到世界是这样的（我称之为“理性的”），这种区分方式很可能会成功；一个正常的人在社会中没有理由去怀疑的程序将会见效，不管这一程序事实上是否有效（我称之为“合理的”）。我的父亲是他那个时代的阿桑特人中的普通一员，他认为世界上有很多无形的灵魂。如果他遵守这些灵魂制定的规则，这些灵魂就可以促进他的目标。他被教导“避免吃野味”，这是他所属的特定的阿桑特部落中的规则之一。因此，他不吃野味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从外部视角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不理性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些灵魂。（抱歉，爸爸。）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先进的社会中，劳动认知分化为我们每个人提供的认识论资源，远远超过我们脑中任何知识。我们可以随意谈论纠缠态的电子，班图人的迁移，革兰氏阴性双球菌和彼得拉克十四行诗。因为有研究人员知道这些。“‘意义’根本不在脑子里！”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曾经说过：也就是说，我们句子的意义既涉及到与现实的特殊关系，也涉及到与其他语言专家使用者的特殊关系。更不用说，理性，也不存在于大脑中。这是我们与他人、与世界之间的事情。为了了解一种疾病，我的阿桑特祖先可能咨询过一位崇拜神灵的牧师；但今天，我们可能会把血样送到实验室。就个人层面而言，我的阿桑特祖先是基于可信的权威行事的，这并不比我们更不理性。但对理性的分析必须超越个人层面。基于传统信仰的实践和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像机构之间的差别一样：调查性的社会组织是关键因素。
史密斯写道：“结构性的非理性让特朗普成为了他本不应该成为的美国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社会个体成员的非理性。”
但他最终成为了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设计糟糕的制度的结果，是因为制度的设置方式混乱：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从民主的角度看这些选区并不合理；压倒民意的选举团制度；大众传媒使得信息匮乏的选民实际上不可能理解竞选中的相关政治问题。
在这里，危机感近在眼前，史密斯允许自己使用韦伯式合理化的技术官僚语言。他说，促成诸如美国披萨门（在美国，现在有成百上千的民众相信，一个地下娈童犯罪网依旧逍遥法外。这个犯罪网里涉及很多人，包括一些民主党高层人物。他们碰头的地点是一家华盛顿DC的披萨店——“乒乓彗星”。整件事情对于民主党的信誉损害极大，伤害更大的是披萨店的老板，故此假新闻事件定名“披萨门”。）和QAnon板块等阴谋论传播的原因是“结构性的非理性。算法并不能为严肃的政治辩论保驾护航。
”这个观察结果似乎非常可信，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与多种混合后的非理性有关。史密斯的将理性变成非理性的中心辩证法提供了何种指导作用？我们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改进的算法、更好的投票系统这些理性的解决方案，必然会加剧潜在的非理性？史密斯说，非理性是“人类无法根除的，企图根除非理性的努力本身就是极度非理性的”；但他很大程度上考虑的努力，似乎是管控人类非理性的努力，而不是根除非理性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可以用老式的、理性主义的名称来命名，那就是良好的治理、审慎的政策。
史密斯建议，有时候，我们应该“以一种比通常的二元选择更为谨慎的方式来考虑启蒙运动的遗产，而不是简单的接受或拒绝”。相反，人们很容易想到甘地（此为杜撰）对于西方文明看法的回答：“这将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启蒙运动是一项尚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工程。同理，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理想，无论是从它值得被追求的意义上说，还是就它无法实现的意义上而言。然而，没有任何文化物理学原理规定：每一个行为都必须产生一种作用相等、方向相反的反应，理性本质上是一种自戕现象。我们不能仅凭理性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但是没有理性，我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文章来源：
Kwame Anthony Appiah,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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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刘昭媛，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编辑：YU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