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诉讼形态，学界始曰“无讼”，继称“健讼”，形同水火。此二说是必有一非，还是各有短长？笔者不揣拙陋，尝试臧否旧说，以申新说。
无讼：理想的礼治秩序
“无讼”之说，语出《论语·颜渊》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贾谊曾在《治安策》中摘引此语，并述其真意：“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即是说，“无讼”之道，旨在教化于未然。孔子言“无讼”，始于“听讼”。他首先坦承“听讼，吾犹人也”，尔后才称“必也使无讼乎”。从语境来看，“无讼”的本意，是在决讼之外，进行教化，并不否定“听讼”本身。
但是，从礼治思想的脉络而言，“无讼”必然会贬斥“听讼”。有道是：“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治的成功，能够达致政简而刑措。反之，则是讼盈公门。正因为如此，费孝通先生说：“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所以，“无讼”作为一种理想的礼治秩序，必然会弱化“听讼”。《后汉书》中的吴祐即是例证：“民有争诉者，辄闭閤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民怀而不欺。”尚“无讼”，轻“听讼”，教化优于决讼，成为礼治国家的政法传统。
同时，民间社会的理想秩序，也倾向于“无讼”。只是，这里的“无讼”，实为“厌讼”。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就深刻地塑造着中国人的社会理想。“礼之用，和为贵”，争讼之事，为民众所厌弃。汉初的陆贾，儒道合流，视“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为理想。千年以后，宋人赞誉的生活图景依然是“县庭无讼乡闾富”。民间对“无讼”的追求，以明人王士晋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
可以说，“无讼”观念，在传统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确实存在。只不过，它更多地是一种理想的形态。
健讼：传统的不同侧面
“健讼”，又称“好讼”，意为讼事繁多。与“无讼”处于对立的两极。在传统中国，“健讼”之类描述主要见于宋代以后。《宋会要辑稿》载：“州县之间，顽民健讼。”时人陆游也在诗中说：“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到了明代，皇帝更是以榜文的形式宣称：“人民好词讼者多。”其实，“健讼”也好，“好讼”也罢，既然广泛见诸史籍，应该不是虚辞。问题是，讼事多到何种程度方为“健讼”？多与少，本质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健讼”之类的话语，是相对于什么方面而言的呢？
首先，是“无讼”这个政法理想。既然“无讼”被视为理想的礼治秩序，只要出现讼争，就意味着教化的失效。从儒家的政治洁癖来讲，讼事的发生，本身就不应该。数量上略多一点，就属于“健讼”了。其次，是国家的理讼能力。讼事的“多”，最核心的一层，是超过了官府的理讼能力。传统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少数官员办理诉讼，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名幕出身的汪辉祖，尚且要耗费七成以上的精力听讼。其他官员力有不逮，就在情理之中了。最后，是“息讼”的正当性。“健讼”等话语，将讼事滋多的责任归咎于民风刁健。此举不但自然地回到了教化传统之中，而且可以顺理成章地以“息讼”之名，行“抑讼”之实。清代的康熙就公开声称：“朕意以为对好讼者宜严，务期庶民视法为畏途，见官则不寒自栗。”可见，所谓“健讼”，表达的是一个相对的诉讼现实，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诉讼爆炸”。表面上看，“无讼”与“健讼”好像互相矛盾，但实际上，不过是礼治传统（重教化、轻决讼）的不同侧面。
不得不讼：真实的法律生活
传统中国的民众内心“厌讼”，不会真正“好讼”。但纠纷当前，不能“无讼”。清代的崔述就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然而，兴讼又谈何容易！南宋的胡石壁曾言：“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报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胡氏之言，不仅描绘了民众兴讼的艰难，“逼人已甚”一语，更是道出了民众争讼的不得已。
而同时，官府的消极立场也增添了争讼的难度。明代的《教民榜文》禁止将讼事直接告官：“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清代的官府也要求民间调处：“户婚钱债，原中处理；口角争闹，亲友调和。”此种情势之下，即便民众讼至官府，多半是“状不轻准”。诉讼的艰难，很难让民众视争讼为乐途。发生纠纷之后，积极调处应该是民众的最佳选择。然而，民间社会并不一定能够有效解决争端。尽管各类文献中的调处不可胜数，但是，官府累积的大量讼案提醒我们，民间调处的效果可能被高估了。在调处失败之后，为了生存与生活，咬牙一讼应该是民众最无奈、也最现实的选择。
关于传统中国的诉讼，清人黄六鸿说得最为透彻：“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听讼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两个“不得已”，道出了官府和民众的双重困境。应该说，“无讼”和“健讼”，都只是传统中国诉讼形态的一个侧面，“不得不讼”，才是最真实的写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汪雄涛（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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