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时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的周养庵在看到田世光《竹枝伯劳》一图时，感叹到“此法三百年来未有矣”，此时，田世光仅仅22岁。
2016年，涵盖了田世光青年时代的大尺幅代表作《幽谷红妆》、50年代创作的石青底牡丹《节日的花朵》、新中国成立后后绘制的“新殿堂画”《英姿万古》等巨制亮相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此时，田世光诞辰百周年。
田世光：再传失传数百年的“双勾重彩”
田世光继承了宋元派双勾重彩工笔花鸟画的传统技法，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沉寂、失传了三百年的宋元画派工笔重彩花鸟画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突破。
作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流派，工笔花鸟画历史悠久，宋元时期达到高峰，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却因为士大夫文人画的兴起，以及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工笔花鸟画日渐式微，甚至在咸丰和同治年间终成绝响。
而其实，早在学画之初，田世光就一心想着这失传三百年的传统技法。
再现失传数百年的“双勾重彩”
许多人都知道田世光与梁树年、王学敏、俞致贞等人一同拜师张大千，的确，在田世光的艺术创作风格形成中，张大千是其重要的老师，但是工笔花鸟画名家赵梦朱先生则是田世光的启蒙老师，17岁的田世光就师从赵梦朱，一直到其1937年考入到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就是后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在国画研究馆的研究临摹工作就是田世光再现“双勾重彩”的重要基础。
田世光 《万紫千红总是春》 127X360cm 1984年作
但田世光最开始所接触的画种并不是花鸟而是山水画，后来因为年纪尚小的原因没能继续山水画的学习，但也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让我们看到了这绝美的“双勾重彩”。后来到国画研究馆看到众多古代书画时，田世光其实正在刻苦学习的是没骨花鸟画的临摹，但在看到国画研究馆众多重红重绿(双勾重彩的主要表现形式)的古代书画，一下子就打开了田世光的创作思路。
“作为失传数百年的工笔重彩画法的异代重光者和现代工笔重彩大家，田世光的作品既蕴含有浓厚的古典功底，更体现破茧重生、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工笔画的发展历程中，五代黄荃父子的浓烟富丽的勾勒填色画法，和北宋徐熙的清淡野趣的没骨画法，是花鸟画的两大脉系。
田世光 《富贵迎春》（局部） 125X195cm 1975年作
在北平谷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期间，田世光对馆中收藏的黄、徐两派的花鸟画作苦心临摹，既学黄荃的结构精密、色度浓丽，也学徐熙的着色柔润，兼收两家之长，尽得宋元勾勒画派技法之精髓。在此基础上，他大胆吸收百家之长，革新技法，逐步形成了在鲜艳中含有优雅气氛的风格。”邵大箴特别关注他在严谨工整中不忘传统艺术写意旨趣与书写的手法。
田世光花鸟画局部
其实，在当时也有关于山水画与花鸟画的争执，徐悲鸿还曾经公开批评过北平画界没有巨幅的有分量的花鸟画作品问世，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田世光创作出了一幅长达一丈二的《幽谷红妆》的作品，并参加了在中山堂举办的联展，也正是在这个展览中，徐悲鸿第一次看到了田世光的巨幅花鸟画作品，并最终邀请田世光到北平艺专任教，也就打开了田世光在新时期的花鸟画的新思路创作。
“20世纪花鸟画的变化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贴近了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不再画鲜花瑶草，也不再画文人喜欢的书斋点缀，而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寻常花鸟，田世光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二是普遍取法宋元，以写生、默记来师法造化，提高造型能力，精微的表现物态，于非闇就是这样。”薛永年说道。
田世光的“大花鸟观”与“新殿堂画”
对于田世光而言，在长期大量临摹古画经典基础之上，田世光对于中国绘画里的诗意和情调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完成了“双勾重彩”的古代技法之后，更加注重的就是“诗意”。
“田世光的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画面很少有题诗，但是有诗意，走出了靠题诗来发挥诗意的传统文人老路。而同时因为田世光自幼居住在北京的柳浪庄，等于是在在大自然中，这也是他的创作的来源，非常的贴近自然和生活。”薛永年说道。另外一点来看，花鸟画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画种，但是田世光更加注重的是“雅”，薛永年也从具体的创作中去看田世光花鸟画创作中的“雅”。
田世光 《报春图》 130X66cm 1994年作
“中国花鸟画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程式，一种是折枝，画悬空的折枝，所谓赏心只有两三枝，但是一旦被折枝局限了就不能唤起观者的感受了，就和环境失去联系了，但是田世光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折枝图式，或隐或现地恢复折枝和环境的联系，比如加一些苔藓做点缀，亦或是渲染一些折枝以外的部分空间;古人第二种图式是丛聚，就是画一丛花卉，田世光对于这种图式也有改造，他把花鸟和山水相结合，画山石、流泉等，这和同时代的大写意花鸟画家潘天寿、小写意花鸟画家郭味蕖的花鸟画与山水画的结合是异曲同工的。”薛永年说道。
在这种种的改造中，尤为难得是，田世光不是向传统外跨界，而是对内综合传统的优势来以古出新，对外则是在纯化传统的基本原则下，适当地消化吸收。
“田世光的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他以自己独到的视角认识传统花鸟画，取法宋元花鸟画风格，体现出一种‘大花鸟观’的意识。他的艺术修养全面，作品将花鸟置放于自然景象中，突破了花鸟画空间的局限，使他的作品拥有宽广而崭新的意境。”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说。“通常人们以为工笔花鸟就是花花草草，细致的笔触、漂亮的色彩，温婉柔美、小情小景而已。但田世光的创作大多是恢弘的场面，豪放的意境。”
工笔画家金鸿钧介绍到，田世光有一批画牡丹、孔雀等珍禽异卉的作品，都是浩大的场景，如《富贵迎春》《和平之春》《海棠孔雀》《争辉》等作品都是皇家园林气派，繁荣富丽、锦绣辉煌。同时，田世光的画中表现了很多大自然中的山水和花鸟结合的场景，如遍野的红树林、丰收的果树、山壁水口流泉飞瀑，如《幽谷红妆》《鸭满河塘果满园》《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更浓》等都是大开大合的构图。
田世光 《高瞻远瞩》 143X370cm 1981年作 钓鱼台宾馆藏
在范迪安看来，田世光的花鸟画有一种崭新的文化属性，就是他对花鸟画社会功能赋予新的认知，创造了“新殿堂画”的格式。在鸿篇巨制的同时讲求格调韵律，尤其是富丽堂皇的重彩赋色，气势恢宏的章法布局，既严整又生动。作为“新殿堂画”的主要代表画家之一，他为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钓鱼台国宾馆、中联部、外交部等创作了一大批巨幅工笔画精品。
田世光 《英姿万古》 183×137.5cm 纸本设色 1979年
“田世光作品的共同特点，多是以富丽、大气而清正的风格，表现似锦繁花与造化世界，呈显出闳阔而明丽的殿堂气象。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处理宏大主题、大尺幅与殿堂气象的能力，激发与成就了田世光的艺术。他的画将精湛、典雅与清丽、秀逸相融，兼得‘徐黄’二体风神，尤在生活情韵和时代精神的探求中，找寻并建构了一条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与教育心路。”田世光诞辰百年纪念展策展人于洋说道。
迟来的市场认同
作为新中国时期的重要工笔花鸟画的艺术家，田世光亦担任了重要的教育工作。1940年他开始在京华美术学院任讲师，1943年到1945年在北京国立艺专教课。1946年后他受聘为国立艺专(即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讲师，从此便一直在此授课，由讲师、副教授至教授，到上世纪80年代还带过研究生。田世光将其一生绝大部分时光都贡献在课堂，他的学生、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郭怡孮回忆，“先生是那个时期上课最多的老师。他去中央美术学院上课，去中央工艺美院上课，还去北京艺术学院、北京画院上课;他执教于国画系、陶瓷系、染织系、雕塑系……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
田世光花鸟画局部
“先生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建立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新的教学体系。”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与俞致贞共同创建了一整套工笔画教学的步骤与方法，从教学方针、教学计划、教学安排，到理论知识课、实践技巧课等都亲力亲为、反复实践，摸索出了一条花鸟画的现代教学之路，培养出不少的后继者。他的一些弟子们又在传承双勾重彩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向前迈进，探索工笔重彩与写意的进一步融合，用现代审美意识和情趣，构建花鸟画的新境界。
但是对于市场而言，作为工笔花鸟画的代表艺术家，田世光的作品在市场中的表现却是迟来的认同。
犹记得2013年北京匡时春拍中，田世光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创作的《和平颂》出现在拍卖场中，最终以1897.5万元的高价成交，创下田世光个人拍卖的最高价纪录，这也是田世光作品价格中唯一一件超过千万元成交的(个人独立创作)。
田世光 《和平颂》 1897.5万元 北京匡时2013年春拍
但事实上，除了这件高价作品之外，田世光作品的市场价格并不高，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市场对于工笔重彩艺术价值还没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由此造成市场对于田世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的冷落。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工笔重彩的中国绘画领域内，田世光已经成为这一领域内的代表艺术家。
田世光作品拍卖成交前十（数据来源：雅昌艺术网）
雅昌艺术网记者也调阅了田世光作品的历年拍卖情况，截止到发稿之日，田世光作品共上拍4300余次(包括重复上拍的作品，以下皆是此数据解释)，其中超过千万元的个人作品仅有1件，超过百万元成交的作品为73件。而其中，就题材而言，田世光的作品目前有孔雀松鹤、猿类、茶花、梅竹翠鸟等四大类，而孔雀是其中藏家追捧的最重要的题材。孔雀自古是宫廷画家笔下的专属之物，田世光作为花鸟画的名家，尤其以画孔雀、松鹤著称于世，早在2005年北京保利秋拍中，田世光的《孔雀争春》就以132万元成交。
田世光 《春朝图》739.2万元 中国嘉德2011年秋拍
今天，田世光作品的市场价格远远没有匹配其艺术价值，但是作为教育系统乃至新中国以来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艺术家，田世光不仅承接了中国古代与现代绘画之间的距离，更是为未来花鸟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艺术品市场也需要给予田世光一个价格的认同。
作者：王林娇
编辑：张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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