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译文】
子路说：“如果卫君需要您去执政，您将如何开始呢？”孔子说：“必须要先正名，（以使概念清晰、名实相符）。”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这也离题太远了！为何要正名呢？”孔子说：“你真是没学问啊，仲由！君子对其所不知者，应当存疑，（不当妄言）。名义不正，所言就不能合理；所言不合理，政事就不能成功；政事不成功，礼乐之治就不能确立；礼乐不确立，刑罚就不能合乎仁义；刑罚不合仁义，民众就会不知所措，（天下就将大乱）。因此，君子所用之名必言之成理，所出之言必切实可行。君子对其所言，从不随便马虎。”
【注释】
“子路”，仲由之字，亦即后文中的“由”。孔门十哲政事科弟子，小孔子九岁。为人刚直，好勇力。
“待”，需要。类似用法如《荀子·王制》中的“元恶不待教而诛”、《史记·天官书》中的“不待告”以及成语“自不待言”等。
“奚”，音“西”，文言疑问代词，相当于“胡”、“何”。
“正名”，辨正名称、名分，使概念清晰、名实相符。可不译。
“迂”，远也，指远于为政之事。也有解作“迂腐”者，今不从。
“野”，指因不学而不明理，没学问。古时有乡遂的设置，都城之外是“乡”，有乡校，子弟受教育；“乡”之外是“遂”，没有学校，故“遂人”被称为“野人”。后来也用“野”形容没有学问、不明事理、不通礼义。通常是解作“粗野”，今不从。
“君子”，本章中有三处，均可指有德者，亦可指有位者，或曰为政者。
“阙如”，空缺的样子，引申为“存疑”。“阙”，音义皆同“缺”。
“事”，本章是论为政，故此处指为政之事。
“礼”，指一切合于义的道德与法律规范。专有名词，可不译。
“乐”，指一切依于仁的教化。专有名词，可不译。
“中”，音“众”，合乎、符合。此处指合乎仁义。类似用法如《荀子·劝学》中的“其曲中规”。
“无所措手足”，手脚不知道该放何处。形容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手足无措”、“不知所措”。“措”，置也。
“苟”，随便、轻率、马虎、敷衍。类似用法如《孟子·告子上》中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评析】
一直以来，各注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地认为“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但事实上，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曾数度出入卫国，先后见过卫灵公及其继任者卫出公，故“卫君”究竟是指哪位，其实难以确证。
孔子还在鲁国时，便已经历了三桓专权、鲁昭公被逐以及季氏家臣阳虎乱政等事，对“君”“臣”“父”“子”等名相之乱其实早有深切体会，孔子为此曾发出过“觚不觚，觚哉，觚哉”的感叹（参见《善读「论语」6.24-25》）。因此当孔子主导的“隳三都”失败之后，孔子应当就已生出了为政之先“必也正名乎”的想法。
子路认为“正名”与为政的关系太远，因此对孔子要先“正名”的想法不以为然。有注解认为子路所谓的“子之迂也”，是在说孔子“迂腐”，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子路虽然为人直率鲁莽，可能还有些不拘小节，但对孔子却很维护尊重，不太可能对孔子使用“迂腐”这种明显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子路所谓的“迂”应当是指“远”，也就是说子路看不到为政与“正名”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后面孔子说“野哉，由也”，也不是骂子路粗野，而是说他没学问，所以接下来才会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他所不知不懂的事情，应当抱着“阙如”的态度，可以存疑，但不可妄言。
对于儒家而言，为政就是行“礼乐”，而“礼乐”的表达则必须要通过语言和文字。因此，要想准确地传达“礼乐”的宗旨，就必须要先明确“礼乐”所涉之“名”。比如，在现代法律文书的开头部分，通常都要对文书所涉及的名词进行定义，好比经济合同中就要先列明“甲方”“乙方”，等等，这就是“正名”。只有明晰了“名”的内涵和外延，意思表示才能准确无误，才能不被有意无意地曲解。如果意思表示不明晰、不准确，“礼乐”所传递出的信息就会混乱或模糊，为政也就无法成功，订立法律文书的目的也就无法达成。故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为政若不成功，礼乐之治就无法确立。故曰“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儒家主张礼以行义、乐以兴仁。仁义是主，刑罚为辅。是故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参见《善读「论语」1.12》）。若礼乐不兴，则仁义必失；仁义若失，则刑罚必失其主而偏离仁义，故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免而无耻”（参见《善读「论语」2.3》），民众但求免罪而不知廉耻。不知廉耻，则不知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故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众失去了正道的引导，不知如何是好，就会导致天下大乱。
因此，君子所用之“名”，一定会让它概念清晰、名实相符；所出之“言”，一定会让它逻辑严谨、切实可行。所以，君子对其所言，从来都不随便马虎。故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近现代以来，国人对儒家文化多有挞伐，认为其是封建糟粕、专制帮凶。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国人对儒家文化所涉之“名”存在诸多误解，比如，将“君”“臣”“忠”“孝”与盲目服从联系起来；将“礼”等同于“礼貌”、“礼节”；将“礼义之邦”等同于“礼仪之邦”，以一字之差而使本末倒置……。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要想复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首先便要“正名”，要对两千多年以来，被皇权与专制文化混淆与歪曲的儒家之“名”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其结果也无非是在未来引发另一场“反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