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不能为空

位置:励志人生 > 励志名言 > 朱熹的名言-朱子格言启示录:管住自己的嘴

朱熹的名言-朱子格言启示录:管住自己的嘴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0-08-13 10:01:28
阅读:

微言大义:不言人非,不为危论


◆◆


文 |石禄生


编者按


最近,一组载有朱子格言的明清时期文化楹联惊现于世,引起了收藏界的广泛瞩目。朱熹的这篇格言短文读来可谓振聋发聩,极具文史和哲理价值。楹联所载朱子格言全篇共有十长句,涉及的历史人物多达二十人。本文为朱子格言解读第八讲,着重阐述短文第八句:“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


01


为人处世,其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为人生在世,需要面对的人和事实在太多、太复杂。


如何才能有智慧地在人世间行走?


古往今来,前人为我们总结了太多的处世智慧与哲学,它们看上去都很有道理,甚至堪称完美。但是,我们看见了,也读懂了,却不见得都能做到;“做人”二字,远不是书面教诲的那样简单。



毕竟人是情感动物,感性的一面,是我们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先天基因,所以几乎没有哪个人可以百分之百地做到理性处世;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完美做人确实不易,而且也没有谁可以做到方方面面都能智慧处世。但是,有一个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争取守住这条底线:那就是管住自己的嘴。



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凡是满嘴跑火车的人,说话口不择言者,言谈之间太多是非的人,他们的命运大多不会太好。从某种角度看,说话到处都是漏洞,为人的气场难免不足。


当然了,这里所说的“管不住自己的嘴”者,不是指口若悬河、口才极佳的人。口才好与不好,跟管不管得住自己的嘴,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谓管不住嘴,指的是分不清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或者有些话明知不该说,还是抑制不住言说的冲动。


如此不“谨言”者,难免四处树敌,或不被人信任,或引人反感;久而久之,其个人的社会生产力就会变得低下。



02


俗话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生一张嘴,开口言说,不是谈“人”,就是论“事”,这就难免触及他人或社会。这正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地方,也是管住嘴巴的意义所在:如果谈论的是他人的不好,很有可能会对后者造成伤害;如果随意评说社会之事,很可能会误导局势,甚至为自己带来麻烦。


所以朱子格言说:“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说的是为人处世,不要轻易说他人的不好,不要出于激愤妄言时弊,这是为人厚道与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于“不言人非”,历史上儒家思想视之为重要的品行指标之一,很多史料都记载有相关的箴言大义:


◆《战国策·楚策一》曰:“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意思是,不要掩盖别人的优点,不要随便议论别人的缺点。


◆ 宋代林逋《省心录》说:“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强调对于他人不好的一面,主张不听、不看、不说。


◆《杨公椒山遗嘱》说:“闻人之过,绝口不言。“要求凡是听到说他人不好的话,自己不要去言说,更不要去传播。


◆ 明代罗状元《醒世歌》说:“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意思是说,静下来时多反省自己的不足,闲谈时不要谈论别人的是非。



既然在儒家思想中,谈他人是非、论他人短长,属于非常不厚道的行为,那为什么在实践中完全做到“不言人非“的人却不多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是很多人都忽视了谨言慎行的品行重要性,意识不到乱说话可能会严重伤害到别人;


二是儒家文化语境下的修身养性,通常强调的是内省,像照镜子一样审视自己,眼睛很少看向别处或他人,所以即便是卓越君子也可能忽视他人的被言说之痛。


实际上在生活中,也确实不容易做到绝对的“不言人非“,人与人之间谈天说地、聊天唠嗑,难免总会说到他人,无意间多少会触及到他人的隐痛,可谓误伤难免。但是,一个人若有君子之风,他至少不会明知故犯,有意通过“言人非”而中伤他人。


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关于“言人非”,有一种情况很恶劣:即携裹“做人”的道德名义,实际上却行不道德之实,比如轻易评价谁。


朱子格言说:“范纯仁不言人非。”短短七个字,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厚道人的标杆榜样。范纯仁,北宋名臣,人称“布衣宰相”。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他的父亲列位肯定熟悉,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历史上的范仲淹给我们的印象大体是,满腔的家国天下之情怀,性情耿直,从不向奸臣势力低头。他的儿子范纯仁其实也差不多,一身正气,坚守公道不屈服。


不过范纯仁有一点比他的父亲强,其性格平易近人,心胸宽厚,基本上对谁都很和蔼,从不严厉呵斥别人,总之一看就是个厚道人。为人没有棱角,个性不突出,这也是范纯仁名气不如范仲淹大的原因。


通过范纯仁的性格,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朱熹说他“不言人非”,并不是特指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典故,而是总结范纯仁一生的为人处世,得出的结论。


通常性格厚道或没有个性的人,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才气比较一般。但错觉总归是错觉。实际上,范纯仁是个相当有才气的人,读书又刻苦,小小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出于他的才干,在他十七岁那年,官府主动想聘用他,职位是九品官。但范纯仁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理由是:“我是个官二代,如果未经会考上任九品官,外界会以为我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被任用的,我才不要被人说闲话。”


范纯仁在二十二岁那年,通过会考和殿试,高中进士。这下朝廷可以名正言顺地任用他了。结果范纯仁又连续两次拒绝了官府的职务任命:一次是今江苏武进的县令职位,另一次是今河南长葛的县令职位。


范纯仁拒绝入仕的理由是:“父母在,不远游。”直到1052年,其父亲范仲淹去世,范纯仁又守孝了三年,这才出仕为官。



范纯仁在地方上担任父母官时间不长,很快就被提拔为朝廷中央官员。宋英宗新立不久,范纯仁被委任以御史台台谏,也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注定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很容易惹怒皇帝。期间过程不表,反正范纯仁没过多久就被贬官了,回到地方上做官。


跟他的父亲范仲淹一样,范纯仁的忠直秉性,在封建官场中注定是要经历几番波折的。但贬官归贬官,范纯仁从不怨天尤人,他的性格基因里不存在激愤这种东西,他一如既往地对人和蔼可亲,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只是遇到原则问题也不退让就是了。



宋英宗命短,1067年,宋神宗即位,范纯仁又恢复了京官的身份。但对范纯仁来说,这次复官时机完全不对,他完全融不进朝廷的形势。因为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实施变法,而范纯仁对此是十分反对的。果不其然,作为反对新法的重臣,范纯仁很快又被王安石势力贬官离京。


第二次被贬官期间,范纯仁跟同为被罢官的司马光结为至交,司马光对范纯仁那是赏识有加。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好友,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相近,都反对王安石和他的新法。



1085年,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范纯仁也受司马光的举荐,成为皇室身边的红人。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恢复了旧法,王安石的政改痕迹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这时考验范纯仁人品的时候到了。按道理范纯仁的政治立场本身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而且他又受到了王安石势力的迫害而被贬官,如今司马光清除王氏新法痕迹,范纯仁应该拍手称快才是:“你丫王安石也有今天。”


但实际情况是,范纯仁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说王安石的坏话,反而在司马光面前说起了他的好话:“王氏新法总体是错的,但也有不少举措是好的,希望好的部分予以保留。”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光是何等人物?他可是圣贤级别的人呀。像他这样的人,都免不了感情用事,对王安石恨之入骨,要对王安石的新法除之而后快。想不到范纯仁却能抛开恩怨,极力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合理部分,并绝口不提王安石个人的不好。


这就让司马光很难理解了,他甚至大为光火:“我司马光是你的伯乐,而王安石是我们共同的政敌,你怎么一点敌我观念都没有呢?”但范纯仁就是不肯苟同司马光,最后不可避免地被冷落,接着第三次被贬官出京,流落到了河南许昌。


对事不对人,这就是范纯仁的处世哲学。数年之后,哲宗亲政,范纯仁被召回京城做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位同宰相。与此同时,司马光的政敌章惇也当上了宰相。


章惇的思路跟一般的政客无异:“今朝我得势了,政敌派别的人马统统要搞下去。”于是司马光一派的吕大防等重臣,被流放到岭南等边远之地。


按照很多人的思维,这时候范纯仁就该跟司马光派别的人划清界限才对。但他非但不划清界限,还要帮吕大防申冤辩解,结果触怒了宋哲宗和章惇,范纯仁被流放到了湖南永州做地方官,直到老死。


在流放永州的过程中,有人暗示范纯仁:“只要你表态跟司马光划清界限,就能重回京城。”但范纯仁泰然处之:“司马温公曾有恩于我,我怎么能说他的坏话呢?”对于当初司马光对他的疏远和痛下狠手流放他,范纯仁完全不记在心上,心中只记得对方的好。



范纯仁《致伯康君实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方面,就算在生死关头,也不违心说他人的坏话,范纯仁的人格无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另一方面,从宋英宗到宋神宗,再到宋哲宗,范纯仁都受到过器重或重用,但都逃不过被贬官或流放的命运,为什么?难道说好人没有好报?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综合看待:


其一,范纯仁的“不言人非”跟命运多舛,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他的不公遭遇,归根结底是尔虞我诈的封建体制官场环境所决定的。要知道,在封建官场上凡是一身正气,不肯跟势利集团同流合污的人,都是要经历磨难的。


历史上但凡有名气的忠臣或清官,几乎没有当太平官的,贬官或流放是家常便饭;屈原、苏轼、陆游、司马光、范仲淹、海瑞……只要您想得出名字,再查阅一番他们的简历便可发现,贬官或下放的经历,基本是生涯标配。



范仲淹画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品藏文化公司收藏匾额故事,涉及的历史文人或官员数不胜数,他们的官场经历可以验证同样的规律。所以,从某种角度看,官场磨难几乎是封建朝廷官员的历史荣耀。


其二,像范纯仁这种“不言人非”的品格,本身不是实用主义的处世技巧,而是一种高山流水境界层面的人格魅力,绝不能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去衡量。“不言人非”,或许不能为一个人的现实待遇加分,甚至还可能出现短期减分效应,但从长远来看,福报一定会呈现。



范纯仁尺牍《故人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范纯仁“不言人非”,这就避免了在各种勾心斗角的政治帮派之间站队,表面上偶尔吃点小亏,但得以确保自己不卷入大是大非、凶险异常的政治漩涡,不管身处环境如何变化,任何时候都能安身立命。


而且,千百年过去了,历史终究赋予了范纯仁为人厚道的评价,近乎圣贤的灿烂声名长存青史。这何尝不是一种福报?


其三,古往今来,通过语言攻击他人而获利者确实比比皆是,他们把“言人非”当成是实用主义的工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凭借一张利嘴,见风使舵,以换来眼前的利益。但是,凡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取利益的人,无论他多么风光,终不能长久;祸端或报应一定会到来。


譬如,春秋末年的楚国佞臣费无忌,为讨好楚平王,把貌美如花的太子新娘送给了楚平王。为使将来免除太子的报复,又在楚平王跟前说太子的坏话,诬陷太子想要谋反。楚平王遂下令捕杀太子及其老师伍奢,还有伍奢的两个儿子。太子,伍奢的二儿子伍子胥,成功逃离楚国。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数年后,伍子胥率吴国大军复仇,灭掉了楚国。至于费无忌,早前又因在楚国大夫囊瓦跟前说大臣伯郄宛的坏话,诱使囊瓦误杀了伯郄宛,引起举国愤怒。为平息民怨,囊瓦只好杀了“言人非”制造祸端的费无忌,并灭其宗族。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又如,汉武帝时期,皇帝使者江充因私人恩怨,在汉武帝跟前诬陷赵太子刘丹在后宫淫乱,致使刘丹被下狱,并被废除太子位。江充通过“言人非”尝到了甜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因与太子刘据合不来,江充又在汉武帝面前诬陷其试图谋反,太子百口莫辩。


大祸临头,刘据又惊又怕,不得已真的做出了起兵的选择。他首先诛杀了信口雌黄的小人江充,接着率部跟皇家军队展开混战。最终刘据的“叛乱”被彻底镇压,但皇家局面极其惨烈:战事死伤数万人,刘据悬梁自尽,皇后卫子夫也自杀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小人江充的“言人之恶”。


后来汉武帝也知晓了,太子刘据本无谋反之心,都是被江充逼的。汉武帝气愤难平,灭了江充三族。江充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不但自己丢了性命,还祸害了他的家族,可恨、可叹、可气。


03


围绕谨慎言谈的主题,朱子格言又说:“郭林宗不为危论。“这次朱熹搬出的典范人物,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及教育家郭林宗。郭林宗本名郭泰,林宗是他的字,人称“有道先生”。郭泰一生以隐士自居,东汉时期兴起的隐士文化,郭泰算得上是引领潮流的人物之一。



郭林宗画像


公元128年,郭泰出生于今山西介休。郭泰家世贫寒,他的父亲又死得早,他跟母亲相依为命,艰难长大成人。按道理身处这种家庭,郭泰应该早早地出去做事养家才对,但郭泰的志向却是读万卷书,做一个有情操的学人。通过拜师大学问家屈伯彦,郭泰后来成为满腹经纶的儒士。


郭泰的成名,除了他的博学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一是跟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崇尚学士文化、隐士文化有关,这是氛围基础;二是借助于当时名震天下的学士领袖李膺的影响力,让郭泰一夜成名。



李膺画像


李膺本人是仕途中人,但他的声名得益于他的学识和政治立场。不错,李膺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读书人,他最响亮的标签是反对宦官专政,这样的立场在读书人尤其是太学生群体当中很有号召力。李膺作为高高在上的名士,多少读书人想结识他而不得其门,而郭泰则有幸通过别人的介绍,赶赴京师洛阳与李膺相识。


更幸运的是,经过攀谈,郭泰得到了李膺的高度评价:“我认识的读书人多了去了,从没见过像郭泰这样满腹经纶又有见地的学士。“激动之余,李膺还给郭泰行了师友礼。


这一下可不得了啦,整个京师都炸开锅了:“能让学人领袖李膺如此看重者,必定是个奇人啦。”一时之间,郭泰的名字响彻了京城。就这样,郭泰从籍籍无名,一鸣惊人天下知。



送行


当他乘坐马车返回太原时,前来送行的学士络绎不绝,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赶来见他一面。这就是所谓的追星效应,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样的。


有了名气之后,来自朝廷的邀约和聘请那是接连不断,郭泰无一心动,他决定不入仕途,而是选择做一个隐士,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一名纯粹的学人和隐士,更符合他的心志;


二是他敏锐地洞见了其时的东汉政权,由于制度性的积弊,已然摇摇欲坠:“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知道天已废,非人力所能支持。”如此一来,郭泰“淡泊名利”的隐士贞节形象,更深入人心了。


当时有社会名流如此评价郭泰:“郭宗林这个人,天子得不到他,各方诸侯想跟他交朋友都是很难的。”这样的评价,骤然把郭泰抬升到了圣贤的高度。



但在笔者看来,郭泰的“淡泊明志”,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追求功名:既然做隐士能做到圣贤的高度,岂不是比一般的朝廷官员更高明,更有流芳百世的可能?


处在东汉末年那样的时期,作为一个有号召力的学士,如果不对政治时弊发表高见,那是会被读书人看不起的。所以李膺就以言论大胆而激进闻名,处处针砭时政,言论矛头直对宦官阶层和宦官制度。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相当冒险的言论做派。反观郭泰,他的言论套路要聪明得多,他发明了一种后世称之为“清谈”的政治言论风格:“政治观点一定要有,政治言论一定要谈,但不要提到朝中具体的人和事,我们只在抽象的层面讨论政治就好。”


于是乎,郭泰凭借“清谈式”的政治言论风格,吸引了大批的太学生前来听他讲课,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太学生领袖了,号召力那是杠杠滴,思想深度也有了,一代思想家、教育家就这么诞生了!



更牛叉的是,郭泰的“清谈”言论,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他在针砭东汉时政,但又没有提及具体的人和事,他的粉丝听了都是会心一笑,而东汉宦官专权下的封建官方则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


朱子格言说“郭林宗不为危论“,意思是,郭泰不作危言耸听或过于激进的言论,拥有高超的言论智慧;言下之意,这也是属于“管住自己嘴巴”的一种策略。



随着朝政局势的恶化,郭泰进一步收敛了自己的言论,关门谢客,一心授徒教学。反观李膺,掌控言论进退无度,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


汉灵帝在宦官的挟持下,不得不下诏捕杀了李膺、杜密等名士百余人,他们都是属于言论激进的那一拨人,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郭泰的全身而退、安然无事,受到了舆论的肯定。不是肯定他的沉默不作为,而是肯定他的“清谈”言论智慧。


对此,后世多有记载:


◆ 宋·范晔《后汉书·郭太传》:“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意思是说,郭泰善于鉴识和品评人物,但不作过激和而深刻的评论,所以宦官专政也不能伤害他。


◆ 司马光《资治通鉴》:“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意思差不多,说郭泰虽然善于评判社会伦理,但言辞不过激,所以处在昏暗的世道也能避开祸端。


后记


无论是范纯仁式的“不言人非”,还是郭林宗式的“不为危论”,都是古人言谈智慧的总结;前者避免对他人带去伤害,后者避免为自己招来祸端。不得不说,无论身处何世,这样的言谈智慧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如何管住自己的嘴,是一门十分接地气的处世学问。无怪乎朱熹感慨道:“吾人不可无此浑厚。“所谓浑厚者,不仅有为人厚道的一面,还有处世睿智的成分。



朱熹格言楹联,抄录并制屏于明清时期,现收藏于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格言全文如下:


  • 虞舜能顺亲之心,曾参能养亲之志,吾人不可无此孝思。


  • 大禹有昌言之拜,元公有吐握之勤,吾人不可无此恭逊。


  • 王沂公生平志不在温饱,范文正少时志便任天下,吾人不可无此期许。


  • 韩琦不责碎玉之胥,刘宽不叱飜羹之婢,吾人不可无此度量。


  • 赵清献公无事不可告天,司马温公无语不可对人,吾人不可无此光明。


  • 杨伯起却暮夜之金,罗一峯拒奔楼之女,吾人不可无此正大。


  • 韩淮阴甘受胯下之辱,蔺相如谨避廉颇之威,吾人不可无此舍忍。


  • 范纯仁不言人非,郭林宗不为危论,吾人不可无此浑厚。


  • 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吾人不可无此服习。


  • 苏季子引锥刺股而自奋,司马光员木为枕以自警,吾人不可无此勤苦。


文字:石禄生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本期编辑:优优


励志人生网欢迎您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