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事物，放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具有的意义往往是大不相同的。就像“大人”一词，在明代以前并不是对官员的尊称，而是专门用来称呼双亲的。倘若不分时代背景，望文生义，则会闹出乱认爹的笑话出来。
本文试图以春秋时的“誓”现象入手，分析其文化内涵及社会作用，兼叙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历史进入春秋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郑国在郑庄公时代的崛起，以及对周天子统治地位的挑战。有趣的是，春秋时期第一条具有代表意义的“誓”行为，就发生在郑庄公身上。
根据《左传·隐公元年夏》所载，郑庄公生母姜氏宠爱其弟段，甚至支持其谋反。在平定了弟弟的反叛行动后，郑庄公对其母亲非常失望，不但把她囚禁起来，而且起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短短的八个字，已经具有了一条誓言的完整内容：即谁，要做什么事，如果做不到会有什么后果。为了表达对生母的厌恶（或者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讲，为了打压以生母为代表的贵族势力），郑庄公立誓：他将再不与母亲相见，除非他死后（到了黄泉）。
由此可见，这条誓言的主要作用是表明自己的态度，申明自己的志向与情感，释放政治信号。春秋时期，民风淳朴，人们在交流时习惯于直抒胸臆，因此类似的言志，抒情式誓言在春秋时代屡见不鲜。比较有代表的是郤克出使齐国，受到齐顷公的羞辱，怒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这和后世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中流之誓，有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誓言生效一段时间后，也许是难抑母子亲情，也许是打击贵族，巩固地位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政策需要改为安抚，总之郑庄公反悔了，打算会见母亲。这个时候，他对自己发过的誓言产生畏惧，最后只能通过投机取巧的文字游戏，按照“黄泉”的字面意思（地下的泉水）挖了地道，和母亲在地道相见。
中国传统的社会框架里，法律和道德是用来约束被统治者的。统治者能遵守最好，但如果不遵守，除了挨点骂以外，似乎并不算什么大事，更不用说不劳民伤财，仅仅是违背个人誓言这样的“小事”了。
所以，倘若当事人是后世大权在握的封建君主，那根本不必这样大费周章，完全可以冠冕堂皇地出尔反尔，身边的儒生还要为此歌功颂德，称颂皇帝敢于“自我革新”“不拘小节”的伟岸形象。
然而在春秋前期，尚没有出现后世君权至上，君主权力近乎无限的现象，国家统治者尚受到来自贵族，礼法的制约。郑庄公能否树立良好的信誉，与他的统治是否牢固有直接联系。
因此，郑庄公不得不恪守誓言到近乎机械的地步，哪怕实质上违背了，面子上也要过得去。颇有点英国议院“我不剥夺你说话的权利，但我否认你说的每一句话”的意思。
由此可见，在以道德形象为价值取向的时代，誓言也有了树立形象的重要意义。
除了个人行为，立誓更多的常见场合是战场。
《尚书·大禹谟》引用蔡沈的注: “誓: 戒也，军旅曰誓，有会曰誓，自唐虞时已然。”可见战争中的立誓行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
这类誓言在田兆元的《盟誓史》一书中，被归为“檄誓”，兼有檄文与政令的性质，它的目的是宣布命令，约束他人，激励士气。其文辞内容，则大都是顺承天意，吊民罚罪，揭敌之恶，夸己之美，并强调作战军纪与赏罚等内容等。
《左传·哀公二年秋》就记载了一段生动的誓言：晋与郑在铁展开决战。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一段誓文，先是强调了敌人的恶行（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然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诟耻，在此行也），最后则明确了奖励机制（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条理清晰，态度明确。
随着后世君主专制的加强，选官制度从过去的“推举”改为了“科举”。因此社会活动中誓言的“公关”作用日渐式微，而“战前动员”的作用则保留了下来。著名的骆宾王讨武氏檄文，岳飞的“直捣黄龙”誓，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誓文，经久不衰，催人奋发。
3. 社会契约之誓
《仪礼·聘礼》篇载有一种约束行人的“诫誓”，内容如下: "誓于其境。宾南面。上介西面，众介北面，东上。史读 书。司马执策立于其后”。这段誓文是对行人的行为进行约束，是一方对另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立誓遵循。
由此可见，在法治尚不健全的春秋时代，誓言在社会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职责，那就是以盟约的形式对合作双方进行约束，保证双方履行约定。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种盟誓更多见于邦交往来。典型例子就是晋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收留之恩，约定在日后两国的交伐中，晋国军队当对楚军“退避三舍”。而后来的交战中 ，晋国果然遵守了承诺。
4. 誓文化的后续
而在“烛之武退秦师”里，晋文公的另一个“诫誓”则就不那么有效了。
他曾经答应秦穆公割地筹恩，但却“朝济而夕设版焉”，没有履行誓言。而秦穆公的对策则是以不信回报不信，答应和晋文公共灭郑国，却在烛之武的游说下出尔反尔，使得晋文公灭郑的战略目标没有实现。
晋文公在后世的形象以正面为主，这次反复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风评，更不用说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了。这反映出春秋中后期，随着礼崩乐坏，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社会秩序逐渐解体，誓言对人，尤其是有强权的统治者的约束作用越发微弱。
宋襄公推崇的那种浪漫的生存模式被现实击得粉碎，历史正式进入以强权和暴力说话的年代。尔虞我诈，反复无常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孟子悲愤地表示：“春秋无义战”，这是以誓言为代表的社会秩序崩坏的最直接的表现。
这一切，随着秦汉的大一统而最终结束。汉的建立者刘邦，靠着违背与项羽的“鸿沟之誓”得到天下后，随着立场的改变，也开始意识到秩序的重要性了。儒生“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可以治天下”的观念，得到了刘邦的认同。
于是就在汉的统治下，法家的权术与儒家的道德得以结合，一种以皇权为依托的，新的“誓”出现了，典型例子就是“白马之誓”。
刘邦在平定了各地的异姓王叛乱后，与国内诸侯杀白马为誓“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与其说是一个誓言，不如说是一次政治交易：诸侯向皇室效忠，而皇室则给与他们剿灭叛逆以升官发财的机会。贵族与皇帝之间找到了平衡，确保了汉家天下的和平安定。
这样的誓言在后世屡见不鲜，“王与马共天下”“杯酒释兵权”。随着皇权不断巩固，统治者在盟誓时给出的好处越来越少，要求却越来越多。随着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庶族取代了贵族，奴才取代了人才，誓文化才最终告别政治舞台。
参考资料：
《左传》
《礼仪》
《尚书》
《盟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