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卿心君悦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是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被誉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曾领导编写《新华字典》，在新中国学生的教科书中，专门提出“语文”这一科目。
他是教师中的典范，孩子们的偶像，还是胡墨林最爱的人。
叶圣陶和胡墨林的婚姻，在当时仍属于“包办”的范畴，二人虽不是自由恋爱，但在婚后生活中却并不失温情与恩爱，是那个时代的模范夫妻。
究其原因，婚姻之美好在于相爱之人，而非婚姻自身。
“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做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这是叶圣陶在《过去随谈》一文中对自己婚姻的描述。
1916年8月19日，22岁的叶圣陶与23岁的胡墨林喜结秦晋，从1912年订婚到结婚相隔4年，在此过程中二人未曾见过一面，也未有过只句的联系，全凭媒人的牵线，长辈们的决定，在现在看来这场婚姻的起始难以置信，然而在那时却并非稀奇之事。
叶圣陶与胡墨林能走到一起，源于在1912年叶圣陶与好友顾颉刚参加朋友王彦龙的那场婚礼。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一文中记录了婚礼上的场景：
“圣陶佳偶，得于词翰。光复之年，友人王彦龙成婚，予集宋明词句为长联，圣陶篆之。圣陶作《贺新郎》词，予楷书为立幅，并悬于洞房。胡铮子女士见而激赏，因询伯祥：‘此两君已未婚？’伯祥答案以圣陶尚未，遂嘱伯祥偕予做媒，以其兄之子墨林妻子。至于今日，玉芝竞爽，圣陶亦且含饴弄孙，此固当年一词之功哉！”
文中的胡铮子女士便是胡墨林的二姑母，当时正在北平女子师范当教员，是为数不多的新时代知识女性。胡墨林幼时父母早亡，由胡铮子一手带大，因此胡墨林并没有遭遇到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迫害”，在胡铮子的悉心教育下，从小接受着新型的教育。
出于对侄女的幸福负责，胡铮子一直想为胡墨林挑选个优异的伴侣，在胡铮子看来，侄女的伴侣家中经济条件如何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侄女的伴侣要有才华更要有良好的人品。
恰好在王彦龙的婚姻上，胡铮子因对新婚贺词作者的好奇，向王伯祥打听后得知其中一位作者叶圣陶，是当地有名的青年才俊，才华与人品皆为上等，且尚无婚配，便萌发了将侄女胡墨林嫁给叶圣陶的想法，于是委托王伯祥为媒人，前往叶家说媒，才有了叶圣陶与胡墨林的这段姻缘。
这段婚姻是否会幸福，在当时看来实属未知，叶圣陶与胡墨林订婚之前从未有过接触，彼此间毫无了解，这场婚姻的风险很大。
但对于二人的长辈来说却无此担心，在他们看来婚姻是否幸福，重要在于二人对婚姻的心，就像弗罗伦斯•伊萨克斯说的：“承担义务是幸福而长久婚姻的基础”。两个人只要将心放在生活上，不逃避各自在婚姻中所应承担的义务，婚姻又怎会不幸福呢？
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都有幸福的例子，也都有不幸福的存在，二者各有弊端也有益处，但总体看来，婚姻是否幸福大多取决于一点：对婚姻的态度。
无论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对于婚姻与爱情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最终的走向。这就像美国西点军校中的那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是否能决定一切姑且不去讨论，但是至少在婚姻中两个人的态度确实会影响婚后的生活。
面对包办婚姻，闻一多选择用心去经营婚姻，他与高孝贞最终收获的是幸福。徐志摩从一开始的抗拒懒于经营，导致最终与张幼仪走向婚姻破裂也属正常。而选择把包办婚姻当成“母亲赠予的一件礼物”的鲁迅，最终对朱安“敬而远之”，也是种必然结果。
尤•留里科夫说：“爱情不仅给人们带来光明，而且也带来黑暗，不仅使人们感到振奋，也使人们感到压抑。”但光明与黑暗，幸福与悲伤真的是爱情携带而来的吗？或许并不是，这更应该是由相爱的两个人决定的，科斯比认为：“一桩美满的婚姻并不像礼物那样由人赐予，它是通过努力而实现的成就”，这种成就的实现，关键就在于两个人对婚姻的心态。
“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在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自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说不出口的，只觉得很合适，更适合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这是叶圣陶在结婚十四年以后《过去随谈》一文中对婚后生活的描述。
婚后不久，胡墨林前往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而叶圣陶先在上海尚公小学任教，随后在1917年3月，受好友吴宾若及王伯祥的邀请，又前往苏州东郊甪直镇第五高级小学任教，对于叶圣陶夫妇而言，婚后的生活基本属于两地分居。
婚后两地分居的生活对新婚夫妇来说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很容易消磨夫妻间的感情，但对于叶圣陶夫妇而言，这种生活虽然“残酷”，却并未缺少温情，在一封封饱含思念之情的书信中，两个人的心愈加密切。
婚后异地分居与婚前异地恋性质差不多，都属于“异地”问题，面对这类问题，为何不同夫妻与情侣的结局各不相同？
导致结局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感情基础不同是一方面的原因，爱情的深浅不一也是一方面原因，同时还受周遭环境、心理成熟程度以及性格等多方面因素所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仍旧是对婚姻与爱情的心态，这种心态包括：坚定的态度，执着的心，以及对感情的忠贞程度。
被距离打倒的，缺失的是对爱情与婚姻的坚定；被思念打倒的，缺少的是对爱情与婚姻执着的心；而被诱惑打倒的，欠缺的就是对感情的忠贞。而这些问题通俗来讲都属于对爱情与婚姻的心态，爱的“少”，自然很难长久，而爱的“多”，往往更容易幸福。
叶圣陶夫妇就属于爱的“多”的范畴，在异地的那段时间，二人将爱意融入在一字一句中，将思念赋予在来往的书信里，二人时刻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真情与思念，两颗心自然越来越近。
1918年胡墨林第一次生产时，因分居两地叶圣陶未能及时来到妻子身边陪伴，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遗憾，随后在叶圣陶的努力下，1919年，甪直镇第五高级小学的校长邀请胡墨林前来学校女子部任教，至此婚后两地分居生活才算结束。
夫妻二人在甪直团聚后，感情随之再次升温，奥尔蒂斯说：“爱情不是找个人一块生活，而是寻找那个生活中离不开的人”，对于叶圣陶夫妇而言，对方就是自己生活中离不开的人，叶圣陶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墨不在家，便觉得异样。墨不在家，余则寂然无聊。”这得益于命运的安排，其实更得益于二人对婚姻用心的经营。
“余初不欲就，适郑振铎兄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京，乃结伴同行……然余留京仅月余而请假南归，所任作文课伯祥慨允为代。南归之故为墨林将分娩，余须伴之到苏州就产医生。”这是在《叶圣陶全传》中记录，叶圣陶离家任教，因担心妻子不久便请假回家的片段。
1922年2月，叶圣陶受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及中文系主任马裕藻的邀请，请他前往北大任教两年。收到二人的邀请后，叶圣陶本不愿前往，但一方面碍于蔡校长的邀请实在不好拒绝，另一方面为家中生计所考虑，左右权衡无奈下只好选择离家前往。
叶圣陶在去往北大的路上，惦念着妻子彻夜难眠，途中写下了两首诗《想》以及《津浦车中的晚上》，思念伴随着忧虑赋予在诗中每一个字上。
叶圣陶的思念与忧虑之苦，一是源于与妻子居住在甪直后，从不曾孤身离家这么远，这一次分离让他很难适应。二是妻子已临近预产期，担心他不在身边照顾，她会有所不便。
到北大后任教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叶圣陶每天都在这种情绪的折磨中度过，最终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对家里的挂念，在王伯祥答应为其代课的情况下，毅然选择回到甪直。
回到家中，叶圣陶看到妻子后一下子心就安宁了下来，歌德说：“能在自己的家庭中寻求到安宁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对于叶圣陶来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而这种幸福源于他与她两个人的婚姻组建成的家庭，家庭的幸福不是叶圣陶一人的功劳，正如卡普斯所说：“良好的家庭生活绝非偶然，而永远是其所有成员的一项成就”，叶圣陶夫妇的幸福何尝不是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人用心去经营未必会幸福，但夫妇共同用心呵护，又怎会不幸福？
叶圣陶归家后不久，胡墨林便产下女儿叶至美，这一次他终于弥补了上一次的遗憾，在妻子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寸步不离的陪在身边。有他的陪伴，她感觉生育的疼痛感都有所降低，他看着妻子所经历的疼痛，觉得自己应该更加的爱护妻子，爱护这个家庭。
在现在社会，部分男人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对家庭的关注与照顾，“丧偶式婚姻”就源于此。
作为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家庭责任，迪斯尼说：“男人决不能为了事业而忽视家庭”，这句话说的非常对，事业固然重要，但既然选择组建家庭，就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与义务，一句“忙于工作”并不能成为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
要知道大多所谓的事业都是为家庭生活的更加幸福，以牺牲家庭和谐幸福为前提，换取的“事业”成功，正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就像费谢尔说的一样：“家庭失败是任何成功也补偿不了的”。幸福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幸福的家庭，而幸福的家庭取决于婚姻的幸福，婚姻是否幸福，重要在于你对婚姻的心。
1923年，叶圣陶又接到郭绍虞的邀请，曾前往协和大学任教一学期，后因无法控制内心对家人的思念，再次辞职回家，这次也是他在胡墨林生前最后一次远离家庭工作。
“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轰炸改变了我什么呢？”这是叶圣陶写在《乐山被炸》中的片段，确实有家人的陪伴，那些艰难困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1939年8月19日，日本对乐山进行轰炸，当时叶圣陶正在成都中学为教师进行暑期讲学，而家人恰好居住在乐山，得知轰炸的消息后，匆忙坐车赶回乐山，一路上他的内心是崩溃的，充满着担忧与自责，当到达乐山得知一家人平安无事正在好友贺昌群的家中避难时，心才逐渐的平复下来。
后来，叶圣陶在《乐山被炸》一文中写到：
“他们告诉我寓中一切都被烧了，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我并感到激动。他们告诉我逃难时候那种惶急狼狈的情形，我很懊悔到了成都去，没有同他们共尝这一份惶恐和辛苦。”
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最大的责任与义务就是和家人一同面对困难，事后，为了弥补心中的亏欠，叶圣陶积极参与到家庭“重建”的事务中去，与妻子一同准备全家过冬的衣服，在那段时间叶圣陶学会了裁剪与缝纫。
池田大作说：“理想的幸福的家庭既不遥远，也不会自天而降。它应靠自己的力量去求得，靠全家人齐心协力去建立。”家庭能否幸福，需要共同经营，而最终达到什么程度，全凭各自对家庭的态度，家庭如此，婚姻也是如此，幸福从不是不劳而获的，需要相互用心以待。
想要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家庭分工问题一直是情感问题中的热点，谁应该做早餐、谁应该负责家务之类的问题层出不穷。当我们把精力放在家庭如何分工才算“公平”时，却忽略这背后隐藏的问题：部分人对婚姻与家庭的态度已偏离正确的轨道。
“男主外，女主内”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早已成为过去式，但即便不成为过去式，这也不是对待婚姻生活分工应有的态度，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用一种模式去适用不同的家庭，本就不太妥当。
雪莱说：“家庭关系的和谐依赖于各方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句话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各方的义务并没有固定的划分，家庭成员最基本的义务是对家庭负责，是为了让家庭更加幸福，这种义务的履行是自愿为家庭的付出，不应发展到由一方提出要求，或以此成为一类问题来讨论。
当夫妻双方愿意把家庭的经营当成分内之事，愿意为家庭的幸福付出时，类似分工、公平的问题就不会成为家庭的困扰。居里夫人说：“一家人能够互相密切合作，才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幸福”，而想要达到密切合作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家庭多用一些“心”，而这个“心”字，主要指的就是要无私的奉献而非自私的获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及总编等职务，而胡墨林出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科长，二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着自己的贡献。
1957年3月2日，陪伴叶圣陶41年的胡墨林去世，叶圣陶悲痛不已在当晚的日记中写到：
“墨于今日逝世，悲痛之极，余四十年来相依为命之人至此舍我而去矣……永不言忘此惨痛之日！”
随后又在给妻子的挽词中写到：
“同命四十载，此别乃无期。永劫君孤往，余年我独支。出门惟怅怅，入室故迟迟。历历良非梦，犹希梦醒时。”
失去妻子的叶圣陶，在悲切的思念中苦苦的度过了31年的寒霜岁月，缺少了胡墨林的那缕温情，再无温热可以慰藉心中的冰寒。直至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去世。
回看叶圣陶夫妇二人的婚姻，幸福怎会是“偶然”，用心去爱，细心呵护，幸福不难，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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