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天文和历法作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尊崇和推广，他们利用天文学说为自己的统治戴上神圣合法的面具，但与此同时，古代社会对天文学说的传播和发展一直有着严格的限制和禁令，至唐代以来禁令更为严格。《唐律疏议》中也有明文规定：“私习天文者谓自有书，转相习学者，亦得二年徒坐。”由此可见，唐代社会对关于天文的私习和传播有着严格的规定，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了严酷的惩罚和处置。后周世宗时也同样颁布了严格的天文法禁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到宋代愈发突出。
宋代之所以颁布严格的天文法禁政策，既有其绵远悠久的历史原因，又有其复杂而独特的现实原因。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天人合一理论解释封建君主制度的合法性，古代天文学被统治者披上神秘的外衣。天文学说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政治氛围里伴随着迷信的色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兴盛和衰亡。朱熹认为：“两日并出，天下分争，若三日并出，不过三旬，诸侯争，众日并处天下分。”“冠珥而背，杂行于中，主将乱国，天子有忧。”正是因为古人观念中认为天文、谶纬等学说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君主的前途，因而，封建君主对私藏这类文书的行为进行严酷的打击。
宋仁宗皇裕元年九月就曾因为天象的异常变动而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变故：“诏河北、河东经略安抚使，契丹举兵讨夏人，其边要之地，选委将佐严加备御，时司天言太阴犯毕宿，主动兵，赵分有忧故也。”由此可见，古代天文学家的预测或思想既然可以被用来做善恶的评判，做政治的衡量，甚至关乎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王朝的兴衰。如果统治者不对这些思想和言论加以约束和控制，任由他们放任自流，就有可能引起各种流言蜚语，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封建统治。由此，朝廷开始禁止此类有关的图书和器械的私人收藏，同时也禁止私自传授和教习此类学问。
宋代对于天文学说和此类图书的禁止不仅是历史原因使然，也和宋代复杂的政治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周世宗生前对赵匡胤恩宠有加，世宗去世后，赵匡胤为禁军都点检，并开始利用天文学说为自己代周自立创造舆论条件。在赵匡胤发动陈驿兵变之前，“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掣家逃匿于外州，独宫内不知之。”与此同时，军中有一名号称知晓天文历法的军士，“见日上复有一日，久相磨荡，指谓楚昭辅曰：此天命也。”由此可见，天文学对宋朝改朝换代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既然宋太祖能够依据此类学说代周自立，那么他也就会自然地防止其他的将领依其经验来代宋自立，所以太祖在建立政权之后不几年就开始颁布刑律，严禁天文之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宋太宗，学者们多认为其皇位来源于篡夺，既然如此，他也就必须借助天文学说编造一个“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的谎言。同时，在其即位很短的时间之内即开始大行天文之禁。宋真宗因与契丹签订了城下之盟，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同时树立自己可为大功业的形象而大搞泰山封禅和大肆渲染祥瑞迭现。然而，这些终究是一场自我粉饰的闹剧，为了防止面具被人揭穿，其厉行天文之禁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太祖建隆年间，政府开始制定律法，除了照抄《唐律疏议》中对天文历法的禁令之外，同样对后周太祖的禁令进行引用和录入，首开宋代天文之禁。《宋刑统》规定：“今后所有玄象器物、天文、图书、截书、兵书、七耀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及私衷传习，如有者并须焚毁。”宋太宗端拱年间，于崇文院中建密阁，“凡史馆先聪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图画百四十轴，尽付密阁。”同时有内侍专掌，目的就是在于禁私习者。
开宝九年十一月曾诏曰：“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与此同时又诏：“自今除二宅及易筑外，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书，限诏到一月送官。”并同时下诏：“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辛丑《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识诏》：“象纬之书，典法所禁，戒其私习，抑有旧章。近闻士庶之间，显行星算之术，既资奔兢。”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禁民间私印造历日诏》：“民间勿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
由此可见，宋朝对天文、术数和卜相、历日等方面的书籍和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是绝对禁止和控制的。宋朝不仅对天文术数资料的印刷的传播有着严格的规定，同时对天文信息的外泄和流传也有着严密的防范措施。《宋刑统》规定：“其司天监、翰林院人员并不得将前见图书等，于外边令人看览。”同时，皇帝屡次颁诏，严格限制天文书籍和信息的泄露和外传，如真宗时规定：“其本监职官出宫者……不得带阴阳天文书出外。”宋高宗时规定对于气候一类的天文信息：“除报御前外，并不许报诸处。”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为了防止天文信息的传播，甚至在信息的源头就进行一系列的限制和防范。
由于天文术数对封建王朝的命运的特殊性和对民心的鼓动性，如果所谓的天命是向当权者奉献谄媚，则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反之如果对下层民众起着煽动作用则就可谓是妖言惑众了。因此《宋刑统》早在成书时就继承了前代对此类信息的处罚规定。宋太祖因一个叫宋惟忠的人“私习天文，妖言利害”而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同时，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十月规定：“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民间并不得私习，若有蓄者，限沼到一月，悉从送官。限外不送及违诏私习者，悉斩，有能告者，赏钱十万。州县吏匿不以闻者，亦重其罪。”又过了两个月，太宗又下令“天下知星者诣京师，未几，至者百许人，坐私习天文，或诛或配隶海岛，由是星历之学殆绝。故予所藏书中亦无几，姑哀数种以备数云。”《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私习天文的处罚相对于前朝稍微减轻：“传习者各流三千里，虽不全成，堪行用者，减三等，不堪行用者又减三等。”由此可见，宋王朝对天文信息的传播和私习者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
宋代的天文之禁是十分严厉而苛刻的，这使当时从事天文学者深受其害，“国朝星官历翁之伎，殊愧汉唐，故占测荒茫，几于可笑。”“星翁历人类多鄙浅，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学。”总而言之，因为宋代的天文之禁，宋代研究天文星历的学者几尽消亡，即所谓的星历之学殆绝，这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毁灭性的创伤和打击。这项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宋代天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谣言和信息的传播，对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撰稿/孙奥【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