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文学编订的，在先秦的应用中也多是断章取义和附会义理，《诗》在汉之后作为经，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并非尽是汉儒之过。（详见前三篇弁言）《诗》成为“经”之后，对于以“经”解《诗》的质疑也随之产生，《诗》的文学属性就在这种质疑中逐渐被发现和剥离出来，最终使得《诗》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作品。
若要追溯“诗经学”的发生，则要到先秦。但《诗》作为“经”的确立，还是在汉朝。西汉的时候，有经学立学官，设博士的制度。某经立学官，相当于朝廷审核认证的官方教材。相应的博士，则是一种“官师”，这种身份，也是一种求利禄的台阶跳板。刘师培说：“盖博士之学，利禄之学也。上者奉之以进身，下者持之以糊口，与后世科举之学略同。”
西汉时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申培，《齐诗》出于齐国辕固，《韩诗》出于韩婴。《毛诗》出于毛公，毛公是谁？不知道，历来争论不断。郑玄说，有大、小两个毛公，大毛公作《毛诗故训传》献给河间献王，河间献王让小毛公传授之。陆机又申说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此二人之说有何依据，不得而知，但直到如今，一般还是依从于此二人的说法。
《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在汉武帝时被立于学官，《毛诗》则没有被立于学官，只在民间传授。后人一般认为《鲁》、《齐》、《韩》三家诗为今文学派，《毛诗》为古文学派。经历了秦始皇焚书，以及连年战乱，儒家许多典籍散失了。汉初，儒生根据自己的记忆，把自己所知的儒家典籍复述记录下来，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书写，是为“今文经”。后来，从孔子旧宅以及其他地方陆续发现一批先秦旧书，这些旧书用先秦的古文字书写，是为“古文经”。今、古文经的区别，并非只是文字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据此“今古文经”解说和传授的“今古文经学”的理解和解说路向的不同。
在西汉时，《鲁》、《齐》、《韩》三家诗是主流。至东汉时，古文经学大兴，《毛诗》才得以勃兴。尤其是经过郑玄的“笺”之后，奠定了《毛诗》一统的地位。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中言曰：“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以宗郑者暱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于是今日通行之《诗经》，便只是《毛诗》。
郑笺之后，《毛诗》独兴。《毛诗》于每篇诗文前有一两句序文，阐发诗义，称为《毛诗序》。《诗经》首篇，《关雎》的序文，除了说明本篇诗义外，还有一大段文字，统论全书，一般称为“大序”，其后每篇前面之序文，一般称为“小序”。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又是聚讼纷纭，言人人殊。但《毛序》所言诗意乃“序诗者之意”，非“作诗者之意”，如今则无甚疑异。
自《毛诗》兴，至唐朝，人们都是尊从《毛诗序》说《诗》之意的。为何遵从《毛诗序》呢，因为他们认为《毛诗》传于子夏，《毛诗序》是子夏所作，子夏又是孔子的学生，那《毛诗序》自然也就是圣人之意了，焉有不从之理。但《汉书·艺文志》是这么说的：“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毛诗》传于子夏，却是他自称的，《汉书》下“自谓”二字，可见也只是聊备一说，并不尽信的。
另外，《毛诗》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毛公未言。《毛诗》既是古文，毛公何以读懂？何以有此一问呢，因为古文《尚书》出来的时候，古文大家孔安国也得和今文《尚书》对照才能读懂，否则就读不太懂，不敢传授。毛公是否也和今文《诗》对照才读懂古文《诗》呢？
虽然有种种疑问，但《毛诗》韩愈虽然怀疑子夏作序不大可信，但终不成气候。对《毛诗序》的大规模怀疑，还得是在疑经风潮大盛的宋朝。
宋朝疑经辩伪，蔚为风气。就《诗经》而言，主要是否定《毛诗序》，认为并非子夏作，而是汉人所作，其解说诗意不可信。郑樵甚至认为《毛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将《毛诗序》彻底否定。《毛诗序》被否定，《毛传》《郑笺》自然也就不可从了，也成了被攻诘的对象。
宋朝对《诗序》的怀疑，始于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欧阳修解《诗》，开始体贴“人情”。《毛诗本义》中驳斥《诗序》及毛、郑之说时，多言：“此岂近于人情”“愈不近人情也”“此又非人情也”等等。体贴人情，以意逆志，是欧阳修对后代说《诗》者最大的启发。但欧阳修《毛诗本义》也同时开启了宋人说《诗》的另一大弊端，那就是多以“淫奔”言男女之诗，姚际恒后来评其相关论断，曾言道：“前辈说《诗》至此，真堪一唾。”
宋人说《诗》，以朱熹《诗经集传》为最高。弃《序》不用，就诗论诗，多有得《诗》本意处。但朱熹说诗，一则是依然不能完全跳出汉唐《诗》学的范畴，有大量篇章是遵从《诗序》，从毛、郑之说的。后来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就不止一次的批评道：“予谓遵《序》莫若《集传》，洵不诬也。”二则是，凡男女爱悦之诗，辄目为淫奔之诗。宋人说《诗》，多有此病。如果说汉唐是以“礼”说《诗》，则宋人乃以“理”说《诗》。
朱熹的学问被当做正统后，其著作成为科考教材。《诗经集传》自然也就成了明清《诗》学的主流。清人崔述《诗经偶识》中还说：“余见世人读《诗》，当初学时，即取“诗柄”连经文合读之。”其自注云：“朱子《集传》，略说本篇大意者，俗谓之‘诗柄’。”可见其影响之盛。当然，清朝后来《诗经》学著作的星光璀璨，是随着清朝经学的兴起而发生的，那又是另外的事了。
明代《诗》学，大抵以朱熹《诗经集传》为主，无甚新意。但以文学解《诗》，却是始于明朝。当然，要往前推，还是能推一推的。刘勰《文心雕龙》就大段论述了《诗经》的文学手法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萧统把《诗大序》收入了《文选》。这都是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的。但这种看待，是基于“六经皆文”，发现六经的文学属性的，而并非当做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看待。把《诗经》当做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兴玩体味，还是在明朝。如徐光启《诗经六贴讲意》，钟惺《评点诗经》，戴君恩《读风臆评》等。
戴君恩《读风臆评·自序》中说《诗经》：“俄而有情，俄而有景，俄而景与情会，酝涵郁勃而啸歌形焉。当其形之为啸歌也，景有所必畅，不极其至焉不休；情有所必宣，不竭其才焉不已。”这就是纯文学的涵咏玩味了。而钟惺《评点诗经》令人印象深刻者，如《周南·关雎》篇曰：“看他‘窈窕淑女’，三章说四遍。”读之亲切，令人莞尔。
20世纪之后，《诗经》作为文献材料，被分别从文学、语言、历史、文化等多角度研究，纵横论辩，前所未有。《诗经》是文学作品，也基本上论定下来，无甚疑异，至今已经成为一种最常识的观点了。
《诗》作为“经”，是随着经学的产生而发生的；《诗》不被看作“经”，也是随着经学的消亡而发生的。在经学存续的漫长时期，《诗》作为“经”的一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这种影响已成历史，不可改变，是一种既成事实。即使今天能确证孔子并未删《诗》，《诗》从来也不应当是经，也无法改变《诗》作为“经”的影响。新的观点和发现，并不能改变历史和历史中已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