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说，作诗与作文，一则注重联想的“暗示”（suggest），一则注重本义的“直述”（state），在语言文字的功用上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和形态。“直述”与“暗示”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和形态的关系实质上是“言”与“意”的关系。关于“言”与“意”的关系的观念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周易·系辞》上就说：“言不尽意。”庄子则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他又以斫轮者“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故事说明“天道”是玄妙的，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也就是说，不能言传而只能意会的。这段话就是我们后来通常所说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古人早就明白。
诗的意境
庄子在这里说了两层意思，第一，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意义）的工具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是载体；第二，而语言文字作为表意的工具的时候，它并不能胜任传达思想（意义）的职能。尤其是当用来传递人的丰富的情感的时候，就更显得“词不达意”。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言不尽意”与“意在言外”的辩证关系，并摸索出适合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方法。到魏晋时，言意之辨又成为玄学家关注的重要题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所以王弼是以《周易》和老、庄之说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王弼认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说：“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把《周易》中的“易象”和“言”、“意”三者联系起来论述，发挥了“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观念。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又说：写诗最“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诗的意境
在前人关于言和意的关系的论辩的基础上，陆机又把它们扩延为言、意、情的关系。这样，追求“言外之意”主要成为诗人的基本的理念和旨趣。在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魏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辟“秀”一章讨论这个问题。刘勰给隐的定义是：“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隐秀”补文的“隐篇”部分，还举汉魏六朝诗歌的例子例如《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用“衣带日已缓”暗示离别相思之苦；用“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暗示游子依恋故土之情，等等。刘勰将《周易》庄子等关于“言不尽意”的文化哲学思想融合在他的关于“隐”的文艺思想之中，对后世的文学尤其是诗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引梅圣俞的话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诗的意境
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则以隐涵盖易象、兴象和象征，指出：“《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所以《易》有《诗》的效果，《诗》亦兼《易》的功能，而二者在形式上往往不能分别。20我们看闻一多所举《剥》六五《辞》的例子：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贯鱼是一连串的鱼群，宫人是个集体名词”，是宫中“整群的女性”；“贯鱼”是宫人之象，因为鱼是代替匹偶的隐语。以《易经》体例说以“宫人宠”是解释“贯鱼”的象义的。李后主《木兰花词》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傧娥鱼贯列第二句可以作本交很好的注脚。它即令不是用《易经》的典，我们也不妨这样利用它。”
诗的意境
易象的观念方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诗经》的兴象例如《诗经·桃之天天》：
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天天，有贵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天天，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里的“桃”就是兴象。倘若按照文字直述的本义，那么这首诗讲的只是有婚庆之喜的家中有桃树长得很茂盛。但是正如周作人所说：桃这个兴象表达的不仅仅是它的本义，而是暗示了婚庆之喜这件事本身；另外，花蕊在远古是女性生殖器的图腾，象征人丁兴旺所以“桃之天天”也在暗示“家室”的兴旺。比兴是诗的基本表现手法。比兴，尤其是兴，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诗学观念和诗的思维方式的；它与“言不尽意”这种观念的渊源最深，所以《诗品序》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可见，从兴象中蕴含了“言”与“意”的深刻而微妙的关系。
诗的意境
如果就语言文字的语音、语义和语法这三大要素而言，我们能够进一步从易象和兴象中领会“言不尽意”与“意在言外”的这种辩证关系。首先从语音的层面上，朱光潜说：“就大体论，散文的功用偏于叙事说理，诗的功用偏于抒情遣兴。事理直截了当，一往无余，情趣则低徊往复，缠绵不尽。直截了当者宜偏重叙述语气，缠绵不尽者宜偏重惊叹语气。在叙述语中事尽于词，理尽于意；在惊叹语中语言是情感的缩写字，情溢于词，所以读者可因声音想到弦外之响。”“事理可以专从文字的意义上领会，情趣必从文字的声音上体验”。他并以《诗经·小雅采薇》中的诗句为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诗的意境
朱光潜把它转换成“直述”式的“白话诗”的话语形态：
从前我走的时候，杨柳还正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天已经在下大雪了。
其实，诗歌意象在语言文字的意义即语义的层面上，就是求“言外之意”的最大值和内容意义的最大的信息量像《采薇》这类求语言文字的暗示性意义的例子还有许多。例如《经商颂玄鸟》中有这样的诗句：“天生玄鸟，降而生商。”“郑笺”说：“天使鸟乙下而生商者，谓鸟乙遗卵，有娥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而契“为尧司徒，有功封商”。另外，甲骨文也有这样的文字：“上甲父王”（《虚》78）“和先祖契是玄鸟所生的故事一样，商人把上甲的生父王亥的头上也加鸟图腾的标记，表明商人认为上甲以后的诸王不仅是王亥的子孙，而且还是受天之命的商人始祖玄鸟的直系子孙。”这样看来，在“天生玄鸟，降而生商”这样看似简单的八个文字中，围绕玄鸟这一中心意象所蕴含的内容意义实在是太丰富了。
鸟意境
《诗经》中这样的例子还有《麟之趾》中的“麟”，以及“芣苡”、“鱼”等等。闻一多列举数十条《易经》中的例子说明鱼是和生殖、婚姻有关在乐府诗《江南》中，假如没有鱼的这些内涵，那么这首诗的意趣是很平庸的。当然，这种暗示性意义往往带有更多文化的、情感的信息；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原始的象征性意义会逐渐消失，但是在民间的双关语中仍然保留着这种思维方式；并且，求文字本意之外的最大信息量这一顽强的思维定势，明显地保存在诸如中国诗的文字所讲究的所谓“诗眼”的传统之中。例如大家熟悉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诗句，一个“闹”字，虽然已经没有了“鱼”、“麟”那样的暗示性意义，但是其思维方式是相似的。因为一个“闹”字中，包含了杏树与春天意趣的所有关系质素，而且“闹”的内涵是开放性的，你可以充分地发挥想象。
诗的意境
诗的这种暗示性特点还体现在文法的层面上。刘勰说：“兴者，起也，起者，依微以拟义”；朱熹说：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这里的“微”，即是言与意的微妙关系，它在文法上的特点是省略了许多中间环节，通过意象与意象的直接并置，让你不是依据文字意义的逻辑思维的线索，而是依据形象思维的轨迹，通过意象与意象的直接对话所产生的联想；所以这种言与意的微妙关系是一种文法上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例如“桃之夭夭”中的每一个兴象即“他物”和“所咏之辞”的本事之间，在文法上没有逻辑上的说明，它是一种并置的存在；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找出它们内在的关系。在逻辑学中有一条定律，即不同类不可比；《墨经》里有一个例子，说，人的头发的长短与他家里粮食的多少是不可比的，这就是不同类不可比原则。但是《周易》与《诗经》里的比兴恰恰不属于类比。
诗的意境
例如“潜龙勿用”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基于一种联想，它可以暗示诸如养锐蓄势，以待时机等相关的意蕴。这种观念对《诗经》的比兴手法乃至中国传统诗歌的整个形象的创作系统和形象思维有直接的影响。朱自清在论及象征诗派时所说的一段话则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暗示方法在语义与语法上的特征，他说：“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他们发见事物间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所谓‘最经济的’就是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没有看惯的只觉得一盘散沙，但实在不是沙，是有机体。”
诗的意境
当然，诗的暗示的方法也不仅仅局限于兴体诗或者象征诗，凡诗都注重想象、联想，也就是说注重“言外之意”；而“言外之意”的获得又和体现微妙关系的诗的文法有很大的关系。诗与散文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诗的语言文字的信息量更大，因为他包含了“言外之意”；它能够唤起具体的事象所包含的情感与思想的程度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