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沫对这段感情的重新书写中，余永泽是与革命的正面敌人不同的另一个革命的对立面。他象征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余永泽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对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说，——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无可厚非。
他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他在用“五四”的爱情逻辑来读解林道静：“爱可以改变一切，为了爱我们奉献一切”，所以他认为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诱她”，因为“天下只有爱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变的”。他满怀着情人的嫉妒来看待林道静和她的“革命”：“啊！在这样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别个男子亲密地约会着、来往着。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反帝游行受到反动军警的干涉，林道静攀登电车，振臂高呼，号召同学们奋勇前进
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在林道静看来，余永泽这种“自私、平庸，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够容忍？与余永泽的相处让林道静明白了：
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后来爱上了她的领导卢嘉川
如果说，林道静曾经也接受过余永泽的爱情逻辑，“美丽无边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银波”曾让她热爱并怀念，那么，她从革命中看到的是热血和火药，是燃烧的青春，这是与余永泽的长袍和马褂格格不入的。
杨沫暗示，因为林道静是“黑骨头和白骨头的混合”——她的母亲是被地主逼奸的佃农女儿，所以她会在两种道路徘徊，既不是像余永泽那样归顺“旧”，也不能像卢嘉川那样全心投入“新”，“她既爱将来，又不能忘掉过去。在她的心灵深处，未来和过去是两个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极端，但却同时在她心里存在着、混淆着。”
余永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去理解林道静的爱情逻辑：“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应当理解她，原谅她。”为此他将谴责卢嘉川破坏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炉，“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业”。对于余永泽来说，这确实非常了不得，因为他试着用一种新的爱情逻辑来推导问题，但没有持续多久，当他想从枪声中寻找林道静时，他被一颗子弹吓回了图书馆。也许是丑化，也许是事实，反正，那样的生活不是余永泽想要的，他最后用更古老的逻辑解释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祸水！……”
张中行与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第三任妻子李女士
据张中行交代，他和杨沫的结合是属于他归纳的“不可忍”那一类，“不可忍”的特征有四：一、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二、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见有大分歧；四、生活习惯有大分歧。张中行说他和杨沫除了道德修养方面外，其他三方面都“宜于分”。
那么两人之间，除了进步／落后外，应该还有别的纷争。但按照张中行／余永泽的爱情逻辑，分手以后也是不作兴讲对方坏话的，抒发一下怀恋之情才是“情之正”，所以有了《沙滩的住》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张中行和杨沫初见的地点）时的心情，似乎是对那段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一个总结：
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杨早著“新史记系列”之《野史记（修订本）》《说史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