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这部小说看似是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瞎编的，秦灭魏国是前225年，唐雎出使秦国估计就在前后，而荆轲刺秦是两年前的前227年，此后殿上必定戒备森严，试问唐雎作为敌国使臣怎么可能有机会带剑上殿？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小说依旧受到古人的推崇呢？
唐雎不辱使命
安陵国最后必定灭亡，唐雎的行为看似不靠谱，但是实际上写《唐雎不辱使命》的人很聪明，推崇这个故事的古人很聪明：
官僚阶层时刻都在构筑对抗皇权的合法性。
士人出仕成为官僚，官僚是一个社会阶层，有自己的利益，时刻要为自己的行为构筑合法性。
看表象以为天下是在皇帝的手中，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掌握在抽象的官僚阶层手中，谁要敢得罪官僚阶层，就等着身后的骂名吧，可别忘了历史是谁书写的。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崔杼想要掩盖弑庄公的事，杀了3个史官，史官还是秉笔直书写了下来。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未来。这对于士人来说是正面的案例，自然彪炳史册。
但是你可曾听说下面的例子？
雍正上台后，颁布了“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除去了士人免税的特权，这意味着即使考了秀才，以后也要赋税当差。这一政策实际上有利于平民百姓，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但是官僚阶层哪能容得下这种羞辱？嘴上不说，暗地里搞小动作。于是雍正就被骂得狗血淋头，文人暗地里历数了雍正的“十大恶”：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害得雍正还要出书《大义觉迷录》澄清这些事情。乾隆上台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恢复士人免税特权，然后把《大义觉迷录》这本越描越黑的自辩书列为禁书。
雍正为了国家社会利益损害了士人的利益。士人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撕下了面具维护自己的利益，以自己曾经鄙视的造谣方式对抗君权。
王立群老师在读《史记》之汉武帝中说：中国古代政坛有四种力量：文官、宦官、武将、外戚，然后说文官掌权的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稳定。其实政坛还有种力量是皇权，古代社会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社会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遇到了开明君主，开明君主不仅压制宦官、武将、外戚，还压制官僚。纵观历史，汉有外戚专权，唐有武将专权，宋有文官专权，明有宦官专权，唯独清朝是皇权空前强大的时代。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朝是集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之大成，没有文官、宦官、武将、外戚弄权。
《唐雎不辱使命》这个故事中有个隐秘的逻辑，就是士人声称代表布衣的利益。
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唐雎认为自己是布衣。但是后面又说，布衣中分为庸夫和布衣之士。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
唐雎口中的庸夫就是平头百姓，他是看不起庸夫的，认为庸夫之怒也不过如此。但是他又认为士人是布衣的一份子，而庸夫也是布衣一份子，因为士人是布衣中杰出的人，所以士人可以代表布衣的利益、可以代表庸夫的利益。
可是皇权认为自己才是代表百姓的利益啊，这就是官僚和皇权的理论冲突。
唐雎故事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士人对抗君权，在于士人可以左右天下大势，为了这个目的，尽管唐雎带剑上殿有假——对抗君权是假，尽管安陵终究国灭——左右天下大势是假，但是写这个故事的人、推崇这个故事的古人就是要用这个假的故事告诉士人子弟：我们士人很牛逼，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就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