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这四条建议可以说都切中了要害。武则天因为取得政权以及取得政权的方式缺乏合法性和舆论支持，所以就采用恩威并用的手段广泛笼络各级官吏和百姓的心，大量使用官吏、滥用大赦天下的诏令、滥用嘉奖和爵位、荣誉等。

“弊政之最，莫过养官”，臃肿庞大的官僚体系，即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和腐败，也会大幅度增加财政负担；刺史“三年以上不可调换”的建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官员任期思想的萌芽，官吏稳定有利于政令的稳定；滥用大赦天下的诏令，必然会让一些人心存侥幸，扰乱国家的法制；荣誉和爵位也是国家重器和公权，滥用的结果就是“恩极而寡义”，让下面的官员和百姓贪婪无度、索求无限。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看到刘知几的建议后，“嘉其直”而“不能用”。

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39岁的刘知几调任长安，担任定王府仓曹；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随后不久又升为左史，撰起居注，正式走上了史官的岗位。景龙二年（公元708年），被任命为专掌修史之事，升任秘书少监。但不久之后，由于不满朝廷权臣对历史编修的干涉，刘知几愤然辞职，打算回家著书立说。

但刘知几的一生几乎就是为史学研究而生的，尽管命运多次发生波动，但始终绕不开历史研究的“梗”。例如，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他曾改任凤阁舍人，暂停了史官的职务，但他却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家史的著述。景龙年间辞职后不久，又被朝廷征用，被任命为太子中舍人，紧跟着又被任命为修文馆学士，还是史官。史官这个职务，伴随了他的一生。

刘知几一生几乎所有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史通》这部著作里。《史通》分为内、外篇两部分，内篇39篇，外篇13篇，总计52篇。这部历史学巨著里，刘知几系统叙述了唐代以前的历史书的著作情况和渊源、体例，对各个历史著作都做了系统而全面的评价。

特别是对历代历史学家的评价方面，刘知几旗帜鲜明，言辞犀利乃至尖刻。刘知几特别憎恶那些任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史官，说他们“舞词弄札，饰非文过”，或“高自标举”、“曲加排抑”，或“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他愤怒地痛斥这些史官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孔子在封建社会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的，孔子的著作从来就是金科玉律，从来没有人怀疑，更不敢有人加以批评，但刘知几对于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是毫不留情的。在《史通》一书里，刘知几对《尚书》、《论语》的批评有10条，对《春秋》的批评有12条。他甚至非常尖锐地说：“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直言孔子这样的圣贤治学不严谨、学术成果不负责任，在当时的时代，几乎就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

“圣人”孔子如此，被后世誉为“良史”的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以及其他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或者史官，都没有侥幸逃过刘知几的“毒舌”。他批评司马迁自乱体例，说他虽然创立了纪传体，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他批评班固品评人物不当，说他“是非瞀乱，善恶纷拏”，又批评班固、陈寿、范晔、魏收四人“与夺乖宜，是非失中”。臧荣、刘向、葛洪、魏收、牛弘、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几乎所有著述过史书或者研究过史学的名家，一一被刘知几“拉黑”了。

刘知几最为痛恨那些歪曲事实的作者，所以对这些人的批评最为尖锐。例如他曾批评《汉书》的作者班固收到了钱才肯给人写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别人借给他米，他才给别人立传，等等。刘知几认为这样的史家“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当然，刘知几对于前人的尖锐批评，虽然有的不见得得当和中肯，在措辞上也显得过于尖刻甚至歹毒，但这些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学研究的严格要求上，无情地揭露了历史著作和学术研究中的种种不良和丑恶，对于提高后世的史官品质、职业操守和学术水平，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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