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觉民以一首《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情真意切之至，传唱千古。梁启超为李夫人所作告文，痛定思痛，字斟句酌，将诸多心血与情感熔铸到这一“传世之文”中，并要求子女们都“熟诵”之以增长性情。我们看到的是感人肺腑的诗歌，也真切见识到情感打破文体边界的伟力。
梁启超 “告李夫人墓文” 考释
夏晓虹
梁启超 告李夫人墓文
手卷 水墨纸本
1925年作
著录：
《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著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
1.梁启超《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1925年9月29日；
2.梁启超《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清华文艺》第二号，1925年10月；
3.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
4.张德玉《百年婚恋（4）》，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
5.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6年；
7.夏晓虹《阅读梁启超》，三联书店，2006年；
8.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9.解玺璋《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
10.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东方出版社2014年；
11.陈钦《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梁启超的夫人李端蕙（蕙仙）1924年9月13日病逝，次年10月3日下葬于香山卧佛寺东边的梁家墓园。梁启超率时在国内的五位子女并第二夫人王桂荃以及亲友一百五六十人，于上午七点半起，在墓前举行了庄重的葬礼。仪式中一项重要的节目，即是由梁启超宣读祭文。这篇随后以《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为题发表的梁作，被其自许为“我一生好文章之一”（10月3日《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笔者先前已对此文十分关注，在《梁启超墓园的故事》与《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二文中有所涉及。近日又在嘉德拍卖公司有幸获见原稿，愈发勾起深入探究的兴趣。
位于北京植物园的梁启超与李蕙仙合墓
告墓文的撰写经过与文类辨析
按照梁启超1925年9月29日写给梁思顺等四位子女的信中所述：“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据此可知，此文乃是9月28日写就。而一向日成数千言、以行文快捷著称的梁启超，撰写这篇千字短文却格外持重，不但是“做了一天”，而且“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10月3日信）。目前出现在嘉德、曾经由梁思顺后人收藏的祭文手卷,末后的“任公记”,落款时间正是“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即夏历八月十三日撰书”，证明确实是初稿写出两日后，方才定稿。
《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
这篇经过梁启超反复“吟哦改削”的祭文，明显是作为“传世之文”经营的。不但写得精心，而且，按照惯例，“祭文本来该焚烧的”，梁启超却舍不得。他借口“我想读一遍，你妈妈已经听见”，决定将原稿交给当时在加拿大的梁思顺保存，并特别交代，“将来可装成手卷”（9月29日信）。于是，我们看到，嘉德征集到的梁启超亲笔书写的告墓文，正是以手卷的方式呈现，卷末的“任公记”，也题写了“八月十六日辰时告墓读讫/寄美洲付顺儿永存”两行文字。梁启超还嘱咐思顺，与同在加拿大的梁思庄读完后，要立刻钞一份寄给在美国的梁思成与梁思永传观；甚至要求：“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你们姊弟和徽音（按：指林徽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9月29日、10月3日信）足见任公先生对此文的珍爱。
《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
不知何故，这篇梁启超如此看重的文字尽管在1936年3月编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已出现，却竟然失收于同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辑录梁作最多的《饮冰室合集》。笔者所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已将其录入，依据的底本出自1925年10月发行的《清华文艺》第一卷第二号；近日检索“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又查到当年10月11日的《晨报星期画报》第六号也曾发表过《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这应当就是梁启超写与思顺、思成等信中所说“《晨报》已将稿钞去”的结果。由此也可以推测，梁启超9月29日信中原说，“过些日子我有空，还打算另写一份寄思成”，最终应没有兑现，因四日后补写的话中，既告知《晨报》取稿，梁也同时交代思顺，“如（《晨报》）已登出，成、永便得见”，故思顺也不必将祭文再抄寄两个弟弟了。这也间接证明了，在梁家姐弟中，惟有思顺得到了这份告墓文的手稿。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无论是在手卷抑或两处报刊上，都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以通常祭文的格式抄录不同，除发端一段表达祭享的套语外，韵文部分居然采用了现代诗歌的分行呈现。尽管一般而言，“祭文的语言，是不拘一格的，或用韵语，或用散体，但以用韵语为常”（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4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可即便是韵语祭文，在传统文类中也归入文而非诗。梁启超刻意改变文体的性质，其中必有讲究。
按照梁启超1922年在南开与东南两所暑期学校讲授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所区分：“文章可大别为三种：一记载之文，二论辩之文，三情感之文。”（《改造》4卷9号）而“尽情发露”“一年多蕴积的哀痛”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自然应属于“情感之文”。梁启超也正是这样认定的，在向子女解释为何哀辞延至一年后才成稿时说：
“
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0月3日信）
”
在梁启超看来，“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事”。考虑到“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因此，《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只讲了“记载（述）之文”与“论辩之文”，而另外推荐了一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供对“情感之文”有兴味者“拿来参考”。至1925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的记录稿经听讲者整理出版，也本此意附录了该文（《（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由此可见，任公先生实际是将“情感之文”视作韵文的专长。
本来，所谓“记载”、“论辩”、“情感”都是从内容分类，韵文、散文则属于形式之别。古人论祭文，已明言其为“祭奠亲友之辞”，“以寓哀伤之意”（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祭文》），“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祭文》）。也即是说，与诔文尚应记述逝者生平事迹不同，祭文重在抒写哀痛之情，故正合乎梁启超所谓“情感之文”。而配上韵律，又能够加强情感的激荡，祭文之多出以韵语，道理在此。梁启超只不过进一步析离了“韵文”中所包含的文与诗，并有意跨越其间的边界，径直将这篇用韵的祭文写成了分行的诗歌。
而使用现代诗的分行书写体式，又是梁启超1925年6、7月间热心于白话词创作的尝试。在此期间与胡适频密的交流中（仅6月22-26日，梁即写与胡适四信，录词八首），梁氏抄请胡适评赏的十馀首词作，便一律为“用公（按：指胡适）写法”（6月22日《与胡适书》），即“付以新式符号”（6月27日《与林志钧书》）的分行体。延续这一实验的兴致，两个月后，梁启超再把新式标点与分行过段的现代诗歌形式特征，扩展、带入古老的文体——祭文，从而改变了其文类属性。《清华文艺》因此明确地在“诗歌”栏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这当然是秉承了任公先生的意愿。于此，我们也真切地见识到情感打破文体边界的伟力。
1918年（约），李蕙仙（左四）带着五个孩子们思忠（左一）、思成（左二）、思庄（左三）、思达（左五）、思永（左六）摄于天津。
《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分段解说
《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既为梁启超如此动情用心，结撰成篇，疏证其间的本事，以明了作者的心意，自是我辈后人应尽之责。以下即依照手卷本的分段与书写格式，顺序注说如下。
惟民国十有四年岁在乙丑夏历八月既望鳏夫启超率哀子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奉先室李夫人灵柩永安于京西香山卧佛寺之东原，实夫人周忌之后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于墓门而告之曰：
安葬李端蕙的 1925年10月3日，夏历为八月十六日（既望）；而其病逝于前一年的中秋，即西历1924年9月13日。若以夏历计数，落葬正是周年忌后一日。此前一天上午八点钟，梁家已先在停灵处、位于广安门内大街的广惠寺举行过周年祭。“九点钟行移灵告祭礼，九点二十分发引”，亲友五六十人陪梁启超步行将灵柩送至西便门。梁先回清华略事休息，由十八周岁的梁思忠与十三周岁的梁思达兄弟扶棺赴墓地，日落始到。午后三点半，梁启超方带领王桂荃（1886-1968）及年幼的三个儿女思懿、思宁、思礼动身。当晚宿于香山慈幼院开设的甘露旅馆，以便次日晨七时半葬礼准时开始（参见1925年10月3日信）。
10月3日清晨七点三十五分，李夫人的棺椁移入墓圹。之后,应该就是宣读告墓文了。梁启超与子女信中说：“我的深痛极恸，今在祭文上发泄，你们读了，便知我这几日间如何情绪。”（10月3日信）
呜呼！
君真舍我而长逝耶？
任儿女崩摧号恋而一瞑不视耶？
其将从君之母，挈君之殇子，日逍遥于彼界耶？
其将安隐住涅槃，视我辈若尘芥耶？
李端蕙的母亲1923年5月去世，比其只早一年。梁启超长成的九个子女中，李夫人所生有三，即长女思顺（1893-1966）、长子（大排行为次子）思成（1901-1972）与次女思庄（1908-1983）。实则，检索《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李夫人与王桂荃总共生有五女九子：上述三人外，产自王夫人的尚有次子（大排行为三子）思永（1904-1954）、三子（大排行为四子）思忠（1907-1932）、四子（大排行为五子）思达（1912-2001）、三女（大排行为四女）思懿（1914-1988）、四女（大排行为五女）思宁（1916-2006）、五子（大排行为八子）思礼（1924-2016）；另有早逝者五人，即长子（1897年秋出生，一月而殇，未取名）、三女思静（1909年生）、六子思均（1916生）、七子思广（1919年生）、九子思同（1926年生）。其中早殇的长子及思均可确定出自李夫人。
李端蕙去世后，梁启超撰写了《悼启》，末后述及：“夫人夙倔强，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没前九日，命儿辈为诵《法华》。最后半月，病入脑，殆失痛觉，以极痛楚之病而没时安隐，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哀悼之馀，聊用慰藉而已。”
呜呼哀哉！
自君嫔我，三十三年。
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
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下迄琐屑米盐，
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然秩然。
君舍我去，我何赖焉？
梁启超1891年与李端蕙结婚，媒人即是其乡试座师李端棻。《悼启》中曾记其事：“光绪己丑（按：1889年），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焉，于是夫人以二十三岁归于我。”而当年梁启超十九岁。迨1924年李夫人去世，二人成婚已三十三年。
就家世而言，梁氏为广东乡下耕读人家子弟，李氏则是生长于河北官署的仕宦出身，其“嫔炎乡一农家子”，确为“下嫁”。而梁启超对其“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也赞不绝口。《悼启》有几处颂其德，移录如下：
“
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背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弱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馀，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馀年间，心力盖瘁焉。……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
”
不难窥知，李夫人具备了传统妇德的诸般品格。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
我生多难，君扶将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我有赏心，君写君藏；
我有幽忧，君噢使康；
我劳于外，君煦使忘；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在《悼启》中，梁启超称李夫人为“良伴”，所谓：“天祐不终，夺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与前段所述李夫人之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不同，此段所写乃是体现于大节的知己之情。《悼启》曾列举其事：
“
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厉襄助，以粗自树立。蚤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益之；记廿一岁时所蓄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时簪珥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辞色慷慨，启超神志为壮焉。
”
而其夫妻相得，在《饮冰室合集》所录梁启超赠与夫人的诗词中已尽显现。相关诗篇至少有《上海遇雪寄蕙仙》、《寄内四首》、《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洞仙歌》（中秋寄内）、《台城路》（黄浦江送蕙仙归宁之黔余亦南还矣）、《清平乐》（十一月十八日夜宿酒刚醒猛忆前月今夕乃黄㜑送别时也惘然得句）六题，均为早年去国前所作。只是，其间多的是少年夫妻暂别的哀怨悲愁：“几多心事，算只有凄凉，背人无语。待取见时，一声声诉汝。”（《台城路》）“梦中细语商量，醒来残月横窗。待倩嫦娥瞧去，两人那个凄凉？”（《清平乐》）一种难舍难分的相思萦绕不去。
这种低徊感伤的言情方式，到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即顿然改观。1899年底，梁再从日本游历美洲，于横渡太平洋的航程中，尝作《壮别二十六首》，中有“别内一首”：
“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无家。
合并聊相慰，分携亦自佳。
围炉谈意气，对镜数年华。
匹马忽飞去，黄尘帽影斜。
”
自注云：“内子随侍家大人来省视，相居月馀，复别去。”说的即是《悼启》中“随先君省我于日本”之事。只是，此时尽管流亡天涯，无以家为，梁启超却已把别离视为常态。因而，即便重逢后又分离，依然意气风发，吐词豪壮。而这份壮怀又不只属于梁氏，“围炉”者尚有李夫人。
呜呼哀哉！
君我相敬爱，自结发来，未始有忤；
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谿一度。
君之弥留，引疚自忏，如泣如诉。
我实不德，我实无礼，致君痼疾，岂不由我之故？
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捶胸泪下如雨！
在告墓文写作的过程中，梁启超给大洋对岸的子女们写信，有一番自忏与坦白：“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9月29日信）此事内情已无从知晓。“七年以前”当为1918年，而李夫人患乳腺癌，病发于1915年冬，实与夫妻吵架无干。如此引咎自责，在梁启超实为减轻内心痛苦的一种方式。
呜呼哀哉！
君之疾举世医者知其不瘳，
胡乃深自讳匿而驱爱子远游？
吾悔不强拂君意使之少留；
致彼终天泣血欲赎而末由。
去年正月，去年五月，去年七月乃至八月，刹那刹那千痛万惨永印我心头。
《悼启》述李夫人患病经过：“夫人体气至强，一生无病。民国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诸病中最酷毒者，全世界医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复发，发至不能割，则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来，割既两度，今春再发，蔓及项胁之际，与血管相接，割无所施，沉绵半年，卒以不起。”
又言：“儿子思成思永卒业清华学校，属当适美留学，恋恋不欲行。夫人虑其失学，挥之使去，曰：‘吾病无害，能待汝曹归也。’呜呼！孰谓竟与其爱子长别耶？”梁思成与梁思永先后于1923、1924年夏从清华学校毕业。先是思成与林徽音于1924年6月赴美留学，思永随后也前往，以致李夫人去世时，兄弟二人均不在身边。
梁启超于告墓文中所记“正月”、“八月”，乃是李端蕙病情复发与过世的惨痛时间节点。在夫人逝去当年12月写作的《痛苦中的小顽意儿》里，梁启超如此诉说其“生人道尽”的哀伤：“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苦痛，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至于“五月”与“七月”，则对应着思成、思永与母亲的生离死别，那同样是一种惨痛的人生际遇。当然，这里所说的均为夏历。
呜呼！
我知君之诸子实君第二生命。
我今语君以彼辈，君其聪听：
顺自侍君疾以迄执君丧，几劳毁以灭性；
君与我固常忧其病；
今幸无恙，随婿挚孙，徜徉大陆，起居殊胜。
阿庄君所最系恋；今从厥姊，学而能竞。
成永长矣，率君之教，无失其恒性。
一月以前，同气四人，天涯合并，
相持一恸，相看一笑，不知有多少悲愉交迸！
君倘曾一临存，当那边夜深人静？
忠达懿宁，正匍伏墓前展敬；
君试一煦摩省视，看曾否比去年淑令！
小子礼在怀，君恨不一见而瞑；
今已牙牙学唤母，牙牙学唤母，君胡弗应？
作为母亲，李夫人当然最关心、爱护子女，梁启超于是逐一向其汇报各人现状。为照顾母亲,思顺1924年4月已返国。据梁启超8月12日与友人书，此时其已决议招思成回来，“因此病太酷，左右不能离人，思顺携幼三人（诸孙因换水土，常生病），两地牵萦，所处非人所能堪（现已有病），窃计此后须十日或半月一换班方可（退班时要出天津），思永既行，小妾（按：指王桂荃）又临月，现在已狼狈万分，望思成归如望岁”（《与蹇念益书》）。李夫人病故后，因丈夫周国贤于1925年1月调任驻加拿大总领事，4月间，思顺即携带思庄及子女远赴渥太华。思庄随后也遵照父亲的愿望，就便在加拿大读书。8月，思成与思永亦自美国到渥太华，与思顺、思庄团聚。
而葬礼之日，思忠、思达、思懿、思宁则随同梁启超，在墓前致祭。王夫人所产幼子思礼，出生于1924年8月24日，其时李夫人已病危，20天后即长逝，故尚未及一见新生儿。
《悼启》亦述及李夫人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对子女品格的养成有深刻的影响。
呜呼哀哉！
君之去我，弹指经年。
无情凉月，十三回圆。
月兮，月兮，为谁圆？
中秋之月兮，照人弃捐！
呜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捐——
年年此夜，碧海青天。
李夫人1924年中秋病殁，因1925年农历闰四月，故再到中秋日，计年虽是一岁，夏历却过去了十三个月。
呜呼哀哉！
有怀不极，急景相催。
寒柯辞叶，斜径封苔；
龙蛇素旐，胡蝶纸灰；
残阳欲没，灵风动哀；
百年此别，送君夜台。
尘与影兮不可见，羌蜷局兮余马怀——
五里一反顾，十里一徘徊。
此节所写全然一派深秋日暮景色。实则，李夫人的葬礼“上午七点半钟起，至十二点钟止”。下午三点，梁启超已回到清华园。其感慨的是：“现在虽馀哀未忘，思宁、思礼们已嬉笑杂作了。唐人诗云：‘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真能写出我此时实感。”（10月3日信）所引诗句乃出自南宋诗人高翥的《清明》。
最后两行除汲取了屈原《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之语，以表恋恋不舍之情，更套用了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中句。该诗“前四解写雌鹄中途抱病，与雄鹄生离”，作：“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踌躇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5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正可比况梁启超当时情形。
呜呼！
人生兮若交芦，因缘散兮何有？
情之核兮不灭，与天地兮长久。
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
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
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
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
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
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
“交芦”一词典出《楞严经》，佛告阿难：“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于交芦。”圆瑛法师解曰：“此芦异于常芦，生必二茎交并而立，二根盘结而连，单则扑地，不能自立，外实中虚。此喻有三义存焉：一喻相依，各无自立之性；二喻同源，本是一体不分；三喻根、尘、空、有，二者俱非。”（《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告墓文引《楞严经》，则与李夫人病逝前忽然信佛有关。虽然人世因缘为空，但梁启超仍然相信爱情不灭，与天地共存。
以下叙述墓地周边环境，附近有碧云寺、玉泉山与卧佛寺。再讲到墓穴（佳城）的格局，梁启超给思顺等人信中曾详述：
“
圹内双冢，你妈妈居右，我居左。双冢中间隔以一墙，墙厚二尺馀，即由所谓新灰炼石者制成。墙上通一窗，丁方尺许。今日下葬后，便用浮砖将窗堵塞。二叔（按：即主持墓园修建工程的梁启超二弟梁启勋）说到将来我也到了，便将那窗的砖打开，只用红绸蒙在窗上。……第二次葬时，旧冢一切不劳惊动，这是再好不过了。（10月3日信）
”
如此布置，方合“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之意。而此处的“长相守”，亦应和前文的“长弃捐”，预示着夫妇从分离到复合的回归。
呜呼哀哉！
尚饗！
此为呼应开篇那段享祭文字的程式化用语。全篇至此结束。
三个文本对勘所见
手卷本的价值，除以上所言在李夫人墓前宣读过、并为子女们持有的唯一定稿原迹，还包含了其他难得的信息。特别是与两个发表本对勘，让我们可以更多探知此文的斟酌修改过程。
原本没有标题的祭文，公开发表时，均以《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名篇。不过，两个底本给出的时间有先后。《清华文艺》刊稿题署的写作时间与地点为：“十四，九，二十九，作于清华北院二号赁卢（按：“卢”通“庐”）。”参考前文，可知此时告墓文尚在“吟哦改削”阶段。《晨报星期画报》则是9月30日以后才“将稿钞去”，因此确定是根据定本誊录，这从文末保留了“任公记”所有的题款文字可知。
以两份刊本与手卷对照，确实存在着若干出入。就标点而言，第一段，三本无一相同，而《清华文艺》本更接近手卷：在“八月既望”后加了逗号；“东原”后用了句号，而非逗号；其他与手卷同。《晨报星期画报》的标点却相当繁复，照录于下：
“
惟民国十有四年，岁在乙丑，夏历八月既望，鳏夫启超，率哀子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奉先室李夫人灵柩，永安于京西香山卧佛寺之东原，实夫人周忌之后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于墓门而告之曰：
”
这些标点的大量增加，也可能出于梁启超日后的增补。但由此已反衬出，即便在祭文的韵语主体挪用了“胡适之体”的新式符号，任公先生于9月30日书写定本之际，却仍然没有意识到，开篇这段散文也应援例处理。可见诗、文的分野以及区别对待，在梁启超那里本是天然存在，跨越文类的边界实属有意的作为。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标点，一是破折号的多次使用。《清华文艺》本有四处，分别为“君倘曾一临存，——当那边夜深人静”、“今已牙牙学唤母，——牙牙学唤母”、“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捐——”及“羌蜷局兮余马怀——”；到定本只保留了后两处，应当是任公先生以之作为情感延续的符号，特意用来表达绵长的痛苦与思念之情。另一为引号的使用。此符号集中出现在韵文的最后一段，如“碧云”、“玉泉”和“卧佛”都用到。这样固然可以提醒读者，此三处关涉地名；但也会因此限制了词语延展义的想象空间，使文字变得过于实在。定本的祛除引号确乎更胜一筹。
文字的出入，大抵见于《清华文艺》本与其他两者之不同。如第一段的“享于墓门”原先作“享于墓”，改后可凸显安葬的过程。前后呼应的“自君嫔我，三十三年”与“自君去我，弹指经年”，《清华文艺》分别作“君之嫔我”、“君之去我”云云，定本改以“自”起首，添加了计数的意味，语气之间更显郑重。而将“自结发来”添字成为“自结发以来”，又纯然出自音节和美的考虑。
最多的改动出现在“我知君之诸子实君第二生命”一节。其中“徜徉新陆”后改为“徜徉大陆”。“新大陆”指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美洲，由于字节的限制，本来用“新陆”或“大陆”均可。梁启超在此处的更动，主要可能出于平仄的协调。在“徜徉”两个平声字之后，缀以“大陆”两个仄声，读起来音律效果会更好。而将“无改其恒性”易为“无失其恒性”，因思成、思永之“恒性”既为“率君之教”以养成，以此，关键在于“无失”而非“无改”。写到思忠以下四子之句，先是请李夫人试“看能否比去年淑令”，再改为“看曾否比去年淑令”，前者的“能不能”自然比后者的“是不是”生硬了许多。
最后一节韵文也有两处更改：“爱之核”变为“情之核”，“君领兮其右”修订为“君宅兮其右”。“情”比“爱”来得含蓄；“领”虽有占有、居先意，毕竟会让人想到“统领”一层，有失夫唱妇随、即文中所说“我唱君和”之道，故不如使用表居住的“宅”字更让梁启超安心。于此等细小处，无意间透露出作者的男性中心意识，也令笔者发会心一笑。
经过如此字斟句酌、涵泳讽诵的吟改，熔铸了梁启超诸多心血与情感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作为传世之作，无疑会感动一代代后人。
2017年3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作者夏晓虹为北大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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