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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_陈胜哪个朝代起义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8-08 00: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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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统一六国后,将自“商鞅变法”演化而来的制度推广到全国。这时候,嬴政觉得“王”的称号已经不足以显示他空前的权力了,因此,中国诞生了“皇帝”的称号。

“皇帝”意味着什么?

公元前221年,富有四海的嬴政为了用一个新的名号代替“秦王”的称号,便下发诏书,约群臣讨论“帝号”。由此可以看出,“皇帝”称号中的“帝”字,是秦王政自己定的。因为,秦始皇已经认为自己的功绩已经超越了“王”,他要与传说中的“五帝”同辉。

长期跟在秦王政身边的大臣们心领神会,既然嬴政自比五帝,那干脆就给他再抬高一级,直接和三皇并立。于是李斯代表大臣们向秦王政建议,以后您就叫“泰皇”吧,泰山的泰,皇帝的皇。理由是上古时期有所谓的“三皇”,分别是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但没想到这个建议被秦王政否决了,他说保留这个“皇”字,再加上一个“帝”字,以后我就叫“皇帝”了。

嬴政取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意思是自己集三皇五帝的尊贵于一身,堪称古今第一人,只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号。自从“皇帝”诞生以来,皇权就近乎无限。

从陈胜到“反贪官不反皇帝”,起义的农民为何越来越“怂”?

图 | 秦始皇

从此以后,天下为皇帝一家之天下,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制约皇帝的权力。即使臣子可以通过进谏等手段使皇帝“收回成命”,那也只是改变了皇帝的想法,并没有影响皇帝的权力。然而,权力绝不是单向的统治,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意味着对百姓要负有近乎无限的责任。

秦朝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皇帝要负有的责任,于是,大秦帝国在权力的过度透支下,仅十五年就灭亡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朝皇权思想还未深入人心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正直夏秋之交时节,大雨滂沱不止,河道涨水,湖泊沼泽泛滥,土筑的道路成泥泞,阻断不通。一支前往北方边境的部队被困驻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东南)。

这支队伍大概有九百人,是从大秦陈郡各县征调的戍卒,受命前往帝国的北部边郡渔阳(今北京市东部密云一带)驻防屯守。队伍抵达渔阳的日期,是上面按照征调军队的规定预先指定的。根据帝国的法律,军队不能按照预定时间抵达指定地点,将受到军法“失期罪”的指控,如果指控成立,犯失期罪者将被斩首处死。

面对不见停止的大雨,泥泞不通的道路,眼看抵达渔阳的日期一天天逼近,众人的心中越来越不安。不愿顺天安命的陈胜,吴广一起商议,如期抵达渔阳已经无望,为了求生只有逃亡,不过,弃军逃亡是死刑,与其逃亡死,不如干脆举事造反,死是同样的死,与其死于逃亡受刑,不如死于大事国事。走投无路之下,陈胜和吴广决定起兵反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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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大泽乡起义

于是,诞生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喊得最响亮的一句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可以看出,秦始皇所开创那皇权秩序的根基并不稳固。秦朝建立以前,中国已经经历了从西周到战国长达800年的封建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周朝封建制度下的各个政权都是独立的主权国,打个比方,当时的魏国人看秦国人,就像现在中国人看韩国人差不多,所以制度的惯性下,天下忽然由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人们自然无法适应。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宋朝的皇权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水浒传》中讲述的是北宋徽宗时期,宋江等梁山好汉从起义到接受朝廷招安的故事。从故事的主线可以看出,虽然梁山好汉是农民起义,但是他们“反贪官,却不反皇帝”。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水浒传·第19回-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以上是阮小五哼唱的一首歌,“赵官家”指的是北宋皇帝。当然,阮小五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却不是能虚构出来的。阮小五这样的人竟然也哼唱向皇帝表忠心的歌,可见,当时的皇权思想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的皇权制度到底经历了什么?

确立皇权的核心思想

秦朝因为皇帝滥用权力后灭亡,汉朝皇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奉行黄老学说,将皇权捂在口袋里,无为而治。就这样,汉朝在“文景之治”后国力迅速提升。

汉武帝继位后,经过“推恩令”等一系列措施,诸侯王不再能同中央抗衡,强大的诸侯已被铲除,弱小的回心俯首。刘彻坐享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却苦恼没有大一统的理论。秦朝倒是有过法家治国,但丧钟在耳,刘彻哪里敢直接拿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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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汉武帝雕像

因此,汉武帝不满足于文、景的局面,决心改制,下诏求言。这一求便求出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所谓天人三策,归纳起来有四个要点:

  1. 新皇改制,君权神授。意思就是,通过改前朝历法,易前朝的服色,以顺天意。皇朝的更迭乃是上天的意思,并非人力所为,这证明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是代表上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而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君主滥用权力,苛法暴政,无法无天,违背天意,老天就会发出警告。如果警告没用,老天就会以灾异等形式来鞭策、约束君主的行为,直至剥夺君主手中的权力。
  2. 大统一,大一统。天下要统一,在思想、制度上要大一统。
  3. 立太学,举贤良。打天下要靠人才,治理天下,更需要人才。“立太学”是要建立国家级的中央大学,通过政府扶植来培育人才,通过设立乡学培育人才,以供朝廷社稷所用。“举贤良”是建立人才的推举制度,就是对“公务员”进行公开招聘,将举贤制进行制度化。
  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有将天下人的思想统一,法纪制度才能统一,民心才能统一。民心统一了,国家也就容易治理了。

董仲舒为了巩固皇权制度提出一整套理论,来证明天的意志。而且他的这套理论是可以观察,可以解释的。比如说,老天高兴了,便有了春,老天更高兴,便有夏;老天要是忧愁了,就进入秋天,老天悲哀了,就是冬天。天道就是人伦,这叫天人合一。从四时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天的意志。

这套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就是胡说八道的理论,对于还没有建立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古人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天道有常,人必须顺天承意,这就体现为皇帝要听从天的意志,臣民要听皇帝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如此等等,“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谓大忠”。——“忠”是皇帝最愿意听的一个词。

就这样,汉武帝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立约,汉朝从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生要为皇权的“受命于天”做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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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皇帝接受儒家的伦理观念,标榜自己敬畏上天,爱民如子,表面上多了一些条条框框,实际上自己的权力反而增强了。皇帝敬畏上天,这意味着皇帝是代表上天在进行统治。皇帝爱民如子,这意味着皇帝变成了百姓的父母,百姓对皇帝就必须像对父母那样尊敬。儒家讲的忠孝,到皇帝这里就合二为一了。所以,皇帝当然愿意接受儒家伦理了。

汉代的皇权有了理论基础后,皇帝仍然拥有绝对的权力,承担绝对的责任,但戴上了一层包含了伦理道德的面纱,这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然而,皇权制度光有理论基础是不足以让老百姓将皇帝视为父母的,当然还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将皇权思想渗透到文化。

打造为皇权而服务的制度

汉武帝时期,首创了皇帝的年号制度。汉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就叫“建元”,意思是从这一年开始建立年号制度。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从此以后,新皇帝上台就要更改国号,称为“改元”。很多皇帝还在任期内,也会经常更改国号,这背后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遇到“天降祥瑞”,还有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这时候,一般都要更改年号。

年号制度意味着用皇权来塑造时间观念,用看得见的权力之手操纵着看不见的时间流逝,使时间可以直接显现,成为从属于皇帝个人的创造物。每一次改元都寄托着皇帝个人的意志与想象,都象征着权力对岁月河流的一次重新改道。皇权对于时间观念的塑造,又使皇权看上去是如此的正当、合理,从而能够深入人心。当人民用类似“乾隆十五年”这样的字眼来记录时间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认同了乾隆皇帝,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为了树立权威,皇帝建立了宗庙制度。中国自古有祖先崇拜的文化,所以,民间历来重孝道。汉朝的皇帝既然将自己打扮成天下人的父母,那皇帝当然要以身作则,显示自己的孝道。

所谓宗庙,就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场所。中国自商朝时就有了建造宗庙的传统,到了周朝,对于宗庙的规格开始有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建造七座宗庙,供奉七代祖先;诸侯以下建造宗庙的数量逐级递减。立宗庙的传统在秦始皇那里一度中断,后来秦二世又恢复了这个传统,重修了七代祖先的宗庙,并把父亲秦始皇的宗庙称为“极庙”,意思是规格最高的宗庙。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位皇帝,后世所有皇帝都要奉他为始祖。到了汉朝的时候,皇帝开始大规模增加宗庙的数量。汉景帝曾经要求全国各郡都要为汉高祖和汉文帝立庙。同时,汉朝皇帝在生前还会为自己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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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宗庙祭祀

至于庙号,隋朝之前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只有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皇,才会特别追上庙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

皇权顺应天意的最重要体现,就是祭祀。在古代,祭祀是件大事。皇帝参加祭祀也有很多讲究:比如,皇帝在祭祀上诵读的祭文,祭文抬头的皇帝自称与祭祀是要对应好的,祭祀天地系统的诸神时自称“天子”,祭祀祖先及其他的人格神等时自称“皇帝”。

古代的帝王,既是皇帝,也是天子,但这两个称谓确是代表其人格和神格的两个身份。皇帝以“天子”的身份每年定期祭祀天地与诸神,是为了获取天对人的感应,以示自己被神授与的权威正当性。受天命的皇帝如若想以其一生的功绩告天,最高形式的祭祀就是封禅。在泰山等大有来历的山岳上建造祭坛、进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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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泰山仿古的封禅仪式

如上所述,古代的皇帝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再加上各种文化符号的渗入,以及天下儒生的宣传,经过千年的时间,将皇权思想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

结语

自秦汉起,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在中国古代王朝运转了两千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通过郡县制的官僚体系,可以直接控制每一个子民。这样的制度下,皇权与社会的中间层具有天然的矛盾。因此,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斗争,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旋律。

另一方面,在皇帝出现之前,王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王令不合理,诸侯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驳回王令,压力传导至最末端的百姓会逐渐衰弱。然而,皇权制度下的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从皇帝逐级向下进行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反而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压力放大,这样,经过层层放大的压力传导到末端的百姓身上会呈几何级扩张。封建官僚一方面让皇帝行使权力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也彻底断绝了社会上下层的沟通渠道。

最后,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至高无上的皇权,让中国一直处于“王高于法”的制度环境之中,中央集权的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主旋律,彻底终结了英国《大宪章》那样规定“王在法下”的制度出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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