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晶石
在叶圣陶眼中，他“颇有清介之气”。文怀沙称他是“善于以古诗人之心为心的学者”。他深受林公铎、黄季刚两位大师青睐。在学生的眼中，他气质高雅、举止潇洒、风度翩翩、谈吐幽默，平日毛料服笔挺,皮鞋总是擦得一尘不染，侃侃而谈时的表情与手势颇为优雅, 很飘然的样子。此人，傅庚生也。
傅庚生（1910-1984），号肖岩，奉天省沈阳县城南中路烟台人（现沈阳市苏家屯区红菱街道烟台村），1926年就读于东北大学中文系预科，1927年升入东北大学哲学系，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曾执教于北京弘达学院、东北大学、华西大学、北京大学、辽东学院、西北大学等院校。1928年，他在东北大学与同学杨予秀、吴恩裕、赵石溪共同创办了东北地区早期的白话文学期刊《夜航》。1943年他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由开明书店出版，该著作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鉴赏中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1946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学术地位，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横向研究的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杜甫诗论》、《杜诗散绎》和《杜诗析疑》等著作被誉为当代杜诗研究的“三大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在关于“李杜”研究中曾把傅庚生当作学术研究的主要对手之一。此外，他的《国语选》等著作在我国古代汉语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方面都有突出的学术地位。
生于书香世家，艰难求学之路
1910年10月27日，傅庚生出生于沈阳县城南中路烟台村一个教师家庭。其父傅陟岩20岁时考取秀才，1903年作为东北地区仅选的两人之一官派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原名弘文学院）师范专业留学。1906年，归国后执教于辽阳启化学堂，1907-1913年，任启化学堂监督（即校长），1912年任辽阳教育学会会长，一直辗转于辽、吉教育界。在他的辛勤耕耘下，辽阳启化学堂走出了一批优秀弟子，东北史学大家金毓黻便是其一。由于出身教育世家，傅庚生幼年即有诗词属对、作文方面的天赋。6岁时，其父出《孟母三迁》命族中子弟作文，他破题写出：“孟母之所以一迁、再迁、而三迁者，惧子不立也……”其父阅后大悦，批曰：“以六龄提童，出此文章，吾家千里驹也……”他6岁入吉林省立模范小学读书，1922年毕业。1923年春考入沈阳第三中学。中学学习期间在语文老师杨梦熊悉心指导下掌握了古诗词的格律及作法。1926年入东北大学国文系预科读书。1927年正式升入东北大学哲学系。
动荡年代，注定了傅庚生求学道路是艰难的。他在《自传》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逃到北京。当时东北大学的学生一部分在北京复学，一部分由教育部安插，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寄读。我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了寄读生。翌年暑假，参加转学考试，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1932年我父亲因患心脏病，突然去世。我父死后，家无恒产。因此，我只好谋一个职业，一面工作，一面学习。1932年我兼任了北京弘达学院语文教员。‘九·一八’事变后，一帮东北青年都有民族意识，都想抗日救国。当时梅公任、周天放等东北人在北京发起建立东北行健学会。1933年我加入了东北行健学会，并兼任民友书局编辑。1934年，我于北京大学毕业，做了弘达学院的专职教员。”1934年，在北京东北学生的抗日活动组织受到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取缔，行健学会被迫停止了活动。1937年，傅庚生兼任教育部成立的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第二组组长，继续开展东北流亡学生的安置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民党政府全面南迁。此时的傅庚生来到了武汉，担任湖北省教育厅秘书。同年，武汉告急，他又辗转来到了四川。
1939年至1941年，他在四川参加了东北协会，任第一组干事、主任干事、秘书等职务，仍然从事救亡活动。由于协会备有《古今图书集成》，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为他日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东北大学在四川三台复课，他担任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校长办公室秘书，时任校长为教育家臧启芳。在此期间，他与萧一山、高亨、陆侃如、蒋天枢、冯元君等人共同在东北大学文学院任教，又时常与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陈中凡、余冠英、林庚、李广田等通信来往，研讨学术。1946年经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介绍到北大中文系担任教师。由于时局不稳，生活拮据，他到过去的同事陈克孚担任校长的北京蒙藏学校兼职补助生活。当时的北京大学不允许教师在外兼职，于是1947年经朱光潜介绍准备到南开大学任教。此时，高亨又介绍他回沈阳，于是他转任东北中正大学、东北女子文理学院两校担任中文系教授，兼任辽东学院中文系教授。1948年又经高亨介绍赴西北大学任教，担任中文系教授。
傅庚生的求学之路正值国内动荡时期，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偌大的一个国家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与同时代的学人一样，四处漂泊，难求一梦。他从家乡辽宁走到吉林、黑龙江、北京、四川，一路艰辛，踽踽而行，上下求索，最终来到西北。在四川迁徙的路上，由于车祸，其家庭痛失两子。对于终归西北，他曾提过：“东北文化落后，学人很难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不比江浙，人才辈出”。
初始醉心创作，收获李杜诗章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年轻学子们对新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已成潮流。1926年，傅庚生进入东北大学中文系便开始了文学艺术创作。他与同学杨予秀、吴恩裕、赵石溪等自编、自写、自印了东北大学也是东北地区的早期白话文学期刊《夜航》。其中，他在《夜航》的第一卷第四期上以宛宜的笔名发表了《雪儿》和《赵大》两篇短篇小说。此后，便一发不可收，从1927年到1931年春，他先后在《盛京日报》、《泰东日报》、《新亚日报》、《益世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说和杂文，其中曾在《泰东日报》上发表了小说连载《燕侣莺俦》等，已成为当时东北地区白话小说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如果不是“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傅庚生走的也许是文学创作的路子。
“九·一八”事变后，傅庚生转入北大寄学，第二年经考试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就读，1934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一方面读书，兼职教学，同时，又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但也不忘文学创作。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在民友书局出版的行健学会会刊《行健月刊》、《行健丛书》、《行健旬刊》和上海东北协会《黑白半月刊》、《东北月刊》上发表关于东北事物的记载、掌故、小说和诗歌。北大读书时，冯文炳（废名）肯定了他的创作水平，又提示他“要想在创作上搞出成就来，非搞好外文不可”。由于他觉得自己的外文水平不高，又加之多从事教学工作，于是将文学创作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许之衡、金静庵和同学华钟彦的影响下，使他坚定了“搞真学问、深学问，不搞假学问”的信念。
1941年，到四川万县后，他又在《国文月刊》、《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并最后将研究方向确定在唐代文学研究上。
傅庚生五十余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独辟了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的新方法，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横向研究和自成一家的李杜诗绎。
（一）《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独辟了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的新方法
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经《国文月刊》主编余冠英推荐，1943年经叶圣陶主持由开明书店出版，此书的“审美鉴赏”视角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鉴赏中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是上个世纪古典文学欣赏的经典读本。该著作将文学欣赏划分为二十六大类，并一一举例精剖细研。有学者统计，其中引用古典文学作品719条。这部著作1943年至1949年开明书店在上海、重庆出过九种版本。新中国成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共计出过九种版本。1962年至2002年间，海外港台地区有四十余种版本印出，可见其影响广泛。其著作有以下特点：
其一是以“诗人之心为己心”的视野。傅庚生在古典文学鉴赏中秉持“尚友古人”的初衷，以综合论证为特点。他受清代学者章学诚影响，力主“尽其旋折”和“知人论世”。他的散绎更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以散文的形式绎出，巧妙地增加了“解释”。其二是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特点。傅庚生的研究著作如一座建筑在古典文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完成了学术建构和文学之美的欣赏，他的“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品评”与“水磨精神”的精研细磨使得他的欣赏较好地实现了学术性与大众欣赏的普及性相结合，而他优雅的文字，更为他的绎文增加了精彩。其三是把握鉴赏“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精妙。古典诗鉴赏的难度往往是“欲辨已忘言”，对于译文也有文字表达的难处。傅庚生的“研之精则悟之深，悟之深则味之永，味之永则神相契，神相契则意相通，意相通则诂之达矣”是他对于古典诗词鉴赏的所得。他讲：“就有形之文字细绎其无形之情愫，彼我互糅，悲喜与共，无差无失，相若而相通。”也就是说通过有形的作品通达无形的诗人之心，两情相望，形成绎者之灵感，以有形的文字实现“绎”的过程。
（二）《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横向研究之门
傅庚生“尽其旋折”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之路必然与文学批评相伴相生，正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以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为始，奠定了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的学术地位，为我国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开启了一条新路，成为我国用西方文学批评的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第一人。
上个世纪初，我国的文学批评多以训诂、校勘、辨别真伪为主业，其方法仍然是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和阐述等工作。而同一时期，西方文学大量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渐为人知。至此，中国文学批评的开放式研究就成为新课题。
在傅庚生看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研究偏重于批评史的研究。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然旷观今昔，各家评注研究之编，明训诂，勤校勘，辨真赝者，恒得十之七八；妙解情理，心识文体者，不过十之二三；尚友古人者，百不得一二焉。是以难值知音之叹，古今若出一口也。不宁惟是，诗品、文心、史通、通义，皆已备一家之言，毛举条目，昭告指归矣。而习之者不求甚解，宁尔采撷，终昧立言之本意；或道听途说，信口轻诋，不达作者之深致者，间尚不免，学者所宜深省也。”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应当“诠证古今，沟通中外”，从中找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价值，挖掘出新的内涵，在中国古典文学所独具的价值中探寻与西方文学的共同之处。傅庚生在构建其《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体系上没有将中国与西方的文学批评等同看待，而是通过比较研究探寻其共同的价值观，参照了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及其标准构建了适合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批评的新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寻找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批评的普遍规律。该书别出机杼，革故鼎新，其著作中编《本论》中以“中国文学批评之感情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想象论”、“中国文学批评之思想论”、“中国文学批评之形式论”为题谋篇布局，完全是一派新气象。学者方国武是这样评价他的：“将古代文论中零散、感性化的范畴和概念转化为符合现代文学理性体系范式。”
（三）三部杜诗研究为“千家注杜”出新意
傅庚生是我国“李杜”研究的大家。他在《自传》中写到：“我开始文学研究以后，原本醉心于学习与研究李太白的诗，以后又专研杜工部集。”他曾计划选录李白诗一百首注释，并已完成了60余首，但受“文革”影响，《李白诗散绎》没能结集。但他在李杜研究方面多有文章发表，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他在《〈李白诗散绎〉自序》中写到：“从我个人这一门褊狭的门径说，也可以说是‘童而习之，颁白纷如也’。四十岁以前，原本醉心于学习与研究李太白的诗歌，以后又专注于杜工部集。初解放时，有一次在北京邂逅文怀沙，他正与谭正璧合组棠棣出版社于上海，原谋再版拙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商之于余，遂以《杜甫诗论》初稿奉之。”从此，傅庚生将研究重点多集中到老杜方面。
杜甫的诗歌以“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被视为唐代李杜两大诗歌高峰之一，世人称其为“诗圣”，其忧国忧民和悲天悯人情怀为世人称道。因此，自宋朝《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其诗的魅力和艺术成就为后世名家研究和解读，形成了“千家注杜”的现象。而在“千家注杜”中傅庚生以其1954年出版的《杜甫诗论》、1959年出版的《杜甫散绎》和1979年出版的《杜诗析疑》三部著作在我国杜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少有的杜诗研究大家之一。
他于1954年出版的《杜甫诗论》对杜诗的发展过程、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这部著作也是建国后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杜诗的专著。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教育部列为全国自学考试参考书。该书侧重了对杜甫诗歌内容的研究，具体分析了杜诗的思想性，突出了对其诗风的分析。他观其“沉郁”不是一种小资的无病呻吟，而是一种对生活和民生疾苦大开大阖的咏叹。其诗无论是在表达民生疾苦、思乡怀友、生活的穷困潦倒，还是咏物怀古、对前朝旧事的吟唱都体现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怀。傅庚生以“尚友古人”的治学方法解读了杜诗，阐述了他在研究杜诗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杜诗散绎》是傅庚生于1959年出版的以散文风格译诗的著作。他将150篇左右杜诗分别组织在十二个题目里，将每首诗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作分析。其写作特点：其一是承接了与前著《杜甫诗论》的关系。他在《前言》中做了说明：“以树木为喻：前书综论杜诗，多半谈一些根干性问题；本书结合所译的诗，往往对各诗的主题、结构，作意、创作方法和词采声律方面的一些枝叶问题也常提到些。”其二是强调了杜诗的思想性。他认为诗人杜甫不只是在诗歌创作上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其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要秉持爱国主义精神去研读杜诗和“向前看”，“古人为今人服务”，其观点在上世纪50年代无疑是独具一格的。其三是该书秉持了其一贯的“散绎”文风。他认为，读古典诗歌的人，除了能够认识到其形式美之外，在意识中也是将诗歌的内容理解和领会成“散文”，“散绎”的方法权且当作讲解杜诗的笔谈。他也对其“散绎”方法做了解释，“用散文迻译杜诗，又散落地加以籀绎，这便是本书名为‘散绎’的原委”。
《杜诗析疑》是傅康生1979年出版的研究杜诗的经典著作。他在该著作《前言》开篇即写道：“陶渊明有句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欣赏虽亦系于读者的社会阶层地位、生活与学养，有一般的条理可循；但羼杂着若干主观因素，难得统一起来。疑义则确有相互剖析，取长补短，去粗存精，得其的解之必要。”他这句话讲明了著述此书的目的和难处。傅庚生在治学上秉持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学术风格，在文学研究中不主张片面追求“考据分析”，提倡“考据分析”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并在长期学术活动中以综合研究为特长。可以说，《杜诗析疑》是他长年研究杜诗的结晶，是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代表作之一。该著作就视野中杜诗研究的130个疑点和难点进行较详细的论证形成了专著，这在杜诗研究领域中是少见的。
治学“修辞立其诚”，育人“以诚款相接”
傅庚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十分注重治学方法和师德修养，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
（一）“尽其旋折”与“十个过程”
傅庚生在总结自己治学的文章《学古一夕谈》中曾讲：“我自1933年在北京弘达学院从事教育工作至今，科研教学已有半个世纪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我受清代学者章实斋（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影响很大。我认为，理解和研究古诗文，就应当像章实斋说的那样‘尽其旋折’。”并总结出“十个过程”：一要知人论世；二要剖判精粗；三要设身处地；四要缘情度理；五要分清主从；六要区别正反；七要疏通比较；八要衡量揣摩；九要辨明辞义；十要一以贯之。正因为他在做学问过程中坚持“修辞立其诚”，使得他成为学者中有名的“辞章派”，终成为一代大家。
（二）作“深学问”与“疑义相与析”
傅庚生幼承家学，后入学门，立志做“真学问、深学问”。他讲过：“学问之道，曰积曰一，积者，集腋成裘；一者，吾道一以贯之。”他1927年考入东北大学便遇到了黄季刚和林公铎两位大师，因受黄、林二先生青睐，躬承亲炙，获益良多。在北大期间也领略了不少大师风范，终得窥学问之域。他的学问有师生启承的渊源，黄季刚和范文澜都从事过《文心雕龙》研究，冯文炳在杜甫研究上卓有成效，他在北大听过俞平伯的《浮生六记》，而林公铎更是被称为永嘉学派最后一人。他师承与斯，更是立主“修辞以诚”。早年他治学受清代学者章学诚影响，主张文学研究应考据分析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对清代以来的乾嘉学派治学方法是一种扬弃和完善。后期更是在注重综合研究与考据分析结合方面推出成果，《国语选》和《杜诗析疑》便是其代表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正因为他秉承“修辞立其诚”的研究精神，才不辞辛苦甘当工匠。有学者统计，他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引用了诗文作品及文学批评语条719处，其内容纵贯上下古今，注释精到，文字绚丽。他的《杜诗析疑》更是引用61种古代文献，对130句存在疑义的杜诗作了精准独到的分析。
既有“析疑”，必有争鸣。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即对傅庚生的《杜甫诗论》中杜诗的“伤心丽”和“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避人焚谏草”等进行商榷，郭沫若将其作为学术研究对手之一。其时正处于“文革”期间，历史上的“李、杜公案”还在学术中延续，有争鸣应当是好事。
（三）为人师表，薪火相传
《孟子·尽心》讲君子有三乐，其中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傅庚生特别重视师生授受间的“诚款”。他深谙明儒所谓“除了中字，再无道理；除了敬字，再无学问”之道和《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的精神。
1943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由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期间为通信往来。直到1945年才与叶先生面晤，他曾对人讲过，叶先生送客出门，必行鞠躬礼而后别，谦恭礼让令人肃然。
而在亦师亦友间，傅庚生也是诚款有加。后来成为东北史学大家的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中多次提及与傅庚生的交际。其一，民国三十年四月五日星期六，“傅君小岩为先师陟岩之哲嗣，曾以近撰《雪萤鳞爪》一册见示，其体例略如明人杨升庵之《丹铅总录》”。其二，同年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又忆“雪萤录自序（改傅君小岩作），昔有孙康映雪，车胤囊萤，志道安贫,卒成鸿彦……”1982年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华东师大教授施蛰存在其名片上写“傅先生恕无时间趋谒，施蛰存奉候”。而傅庚生当即写条回复，请示“尊址”拟登门拜访，因施先生曾在北大授课即视其为师辈。
对待学生，傅庚生更是倾其所学，诚款授业。抗战时期，就读于四川国立十八中学，后来成为我国法律界权威的张思之曾在《过去的中学》发文回忆傅庚生授课情景：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吟诵即毕，先生缓缓说道：“李易安一阕《声声慢》，绝唱千古，不细细研读，不能有收益。试予析辨——良人远行矣……但似有不信，依稀犹存，于是‘寻寻’；寻之未见，疑果已离去，或匿诸室内（先生转身板书：诸=之于），于是‘觅觅’。觅者，寻之不得而细察也。屏后、塌下，遍觅终未得，是真的去了。此时、今后，闺中处处，能不‘冷冷’？冷感既生，毕觉‘清清’。冷冷，肌肤之感，外也；清清，已入于心，内也。由外而内，冷清凝积，于是‘凄凄’。凄清凝之于心而不堪承受，故继之以‘惨惨’，凄凄惨惨，肝裂肠断，终至‘戚戚’：伏枕而泣了。”
先生于此稍顿，摁着讲台，环顾四周，继续阐释——
“生离死别，初疑后信。步步写来，先后有序，巧用叠字，又无堆砌之弊，这是何等层次，何等笔力；由外及内，由浅入深，感生情积，描尽思妇心态，又是何其细腻！此等文字，高歌‘怒发冲冠’，慨叹‘樯橹灰飞烟灭’的大男子都不能写出。或出女儿天赋，但不经锤炼不能绝唱千古，而读者不能精研也难以达诂。”
这是六十二年前我的高中老师傅肖岩先生一节课的开篇。生动传神，诗意浓浓，阐发精微，听后豁然开朗，为之迷醉。先生指导初学者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精研佳作使我终生受益，真的是何其难得！
这位傅老师，就是东北大学教授傅庚生先生，战后以杜诗专家驰名。肖岩，大约是号，他应邀来十八中教“国文”时用此名。可惜只教了一个学期，我没来得及听他讲解老杜。时为1943年，风流儒雅，风度翩翩。
还有学生在《我的大学老师》文中回忆他讲课情景：
有次傅先生本在讲唐诗时，忽然联想论及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一句唱词。此剧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写到张生游览普救寺，邂逅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张生唱道：“且休提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傅先生对这句“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反复低吟，啧啧称绝，击节赞赏。然后，先生娓娓阐释“脚踪传情”。“首先，张生在小姐走后，过去留心观察审视她所留下的脚印；其次，说明雨后地软，兼之落英铺地，三寸金莲留下了印痕；复次，脚印儿很浅，说明小姐身轻如燕；再次，脚印儿很密，说明小姐在流连张生，不肯迅即离去；最后，脚印不是向前，而是扭向后边，说明小姐在扭头向后偷窥张生。”仅此一句唱词，先生讲去整整一节课。
在教学研究的同时，傅庚生在大众文化普及方面也有广泛影响，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受陕西省广播电台邀请，他面向大众系列讲解杜甫诗歌。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受邀出席群众团体的报告和演讲活动。作家陈忠实曾回忆到：“当年，我曾半夜起床，从灞桥乡下步行到市群艺馆听傅先生讲唐诗，那情形还历历在目。”
对于李清照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词句，傅庚生的解读深入诗骨，入木三分，可以想象他在解读诗章时是个怎样的情怀。作为沈阳人，他奔波于学术殿堂，为追寻他的奋斗目标开启了文化苦旅。他1916年踏上求学之路，早年遭逢国难家难，辗转流离，后入学术之门，独得古典文学欣赏之境界，文思奇巧，笔墨优雅，一生著述颇丰。他坚持“就文以论文”，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道路上走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