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情况_地缘政治格局什么意思

图2 中国古人的观念地图——八卦图说明:根据古人的习惯, 取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格式 Fig.2 The idealistic maps of the China’s ancients—the Eight Diagrams 下载原图

a 先天主生图 b 后天主克图

无论先天图还是后天图, 都是以东北-西南为一气贯通的轴带, 显示西北与东南的空间关系, 这与我国的地理大格局基本对应.我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主要沿着西北—东南方向交换气流, 季风的影响从东南往西北逐渐减弱, 因此从东北到西南的确形成一种地理分异的轴线.根据八卦配五行的规则, 可以看出先天图和后天图的特征如下.先天图以东北震木—西南巽木为轴带, 考虑东南与西北互生的关系:南方的乾金生西方的坎水, 东方的离火生北方的坤土, 西北的艮土生东南的兑金.先天图以木 (与农作物有关) 为对称轴, 暗示我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我国的东南和西北各有自己的资源优势, 但在经济上东南比西北更为强大.后天土则以东北的艮土与西南的坤土为轴带 (中央也是坤土) , 考虑西北克制东南的关系:北方的坎水克南方的离火, 西方的兑金克东方的震木, 西北的乾金克东南的巽木.后天图以土 (与土地有关) 为对称轴, 暗示我国的政治地理格局:西方克制东方, 北方克制南方, 西北克制东南.西、北相对于东、南处于明显的政治和军事强势地位.

传说先天图为上古奇人伏羲氏发明, 后天图则是周文王姬昌提倡.如果这个传说确有根据, 则先天图早于后天图, 我们也比较容易解释中国政治地理的西、北胜东、南的现象:由于周文王的巨大影响, 其后天卦图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后人形成强烈的心理暗示, 这种暗示通过某种集体无意识突破了历史时、空的局限, 影响深远, 以致以东、南为根据地的政权很难长久抗衡以西、北为根据地的政权.

然而, 经过学界考证, 我们今天见到的先天卦图最早出现于北宋.至于后天卦图, 则出现较早, 至少《周易·说卦》已经给出了后天八卦的排列方位.根据《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所载:“孔子晚而喜《易》, 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可见《说卦》可能由孔子所作, 最迟也不会晚于秦、汉之交.如果《说卦》为孔子创作, 则后天卦位早在孔子之前就应该出现.不过, 虽然《说卦》明确了八卦的排列方位, 也大致地确定了八卦的五行属性, 但八卦与五行的关系并不完善.如果八卦与五行的关系不能完全确定, 则中国人的政治地理观念地图也不算最终成形.图2 (b) 所示的后天八卦图可能由来已久, 也可能从周朝以降逐步发展, 到北宋时期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模型.

根据这个推测, 中国古人的政治地理观念地图就不单是西北胜东南的因, 而且是西北胜东南的果, 二者互为因果, 到宋朝以后则成为暗示中华民族地缘政治格局的观念图式.于是本文提出如下解释:由于以西、北为根据地的割据政权多次压倒以东、南为根据地的割据政权, 于是中国民族逐渐形成一种观念地图:西、北相对于东、南有政治和军事优势.由于这种观念地图导致的心理暗示, 西、北的政治-军事势力更容易战胜东、南的政治-军事势力.不过, 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完全的, 我们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历史和文化解释.

3.2 观念地图的成因与效应

形成中国人的观念地图的原因有多种, 包括天文因素、地理因素和人文与历史因素.为了论证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我们的祖先的思维方式——注重形象类比和空间联想.众所周知, 中国古人的一种默认假设就是天-地-人的三元对应关系, 讲究“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 , 并且认为“与天地相似, 故不违.” (《易经·系辞上》) .在古人看来, 天象与地形对应, 所谓“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易经·系辞上》) .中国位处北半球, 因为群星环拱而被古人视为天上枢纽的天球北极 (不同朝代位置稍有不同) 就在北部天空.于是自然联想到, 地理上的枢纽也在偏北地域.因此之故, 古人以北为大, 帝王接受群臣朝拜时要背北面南, 所谓“圣人南门而听天下” (《易经·说卦》) .人往北走称为北上, 反之就是南下.这样, 北方相对于南方, 形成了一种观念上的空间优势.

在自然地理上, 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人认为由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破坏, 以致“天倾西北, 地不满东南” (《淮南子·天文训》) , 因此水往东流——在古人有限的视界内, 水系的主体基本上都是东流入海.由于古人以高为尊, 以低为贱, “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 (《易经·系辞上》) 这样, 西部相对于东部, 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空间优势.

基于自然地理背景的古代经济地理格局对中国古人的观念地图的形成可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古代中国的气候一度比现在温暖湿润, 有人曾经根据殷墟甲骨文的一些记载推断, 3 000年前的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竺可桢研究认为, 在近5 000年中的最初2 000年里, 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时期, 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 ℃左右[14].总之有迹象表明, 夏、商、西周时期的黄河流域为亚热带气候, 中原地区可能曾经生活过大象、鳄鱼等热带、亚热带动物.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勾画黄河流域的古气候环境, 但可以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判断, 在距今3 000~5 000年的中原地区, 其生态条件相当好, 远比今天宜于人居.比较而言, 中国的南方则是过于潮湿的蛮荒之地.具体说来, 黄河中游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 当时的经济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周礼》所谓的“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的晚婚制度, 应是当时人口过剩的写照.比较而言, 黄河下游、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则因为洪涝和盐碱的影响, 自然条件较差, 直到西周才逐步发展起来.根据《史记·货殖列传》, 周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姜子牙受封建国的时候, 位处今天山东北部的齐国广大地区还是不宜人居的盐碱地 (“地潟卤、人民寡”) , 经济地理状况可想而知.

在历史上很长时期, 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 特别是关中平原, 堪称富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 膏腴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 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与此同时, 江南的楚越一带则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限于温饱:“地广人稀, 饭稻羹鱼, 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 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货殖列传》) 但是, 由于各种天灾 (特别是逐渐变冷) 人祸 (战争) , 黄河流域中上游的生态环境逐步退化.与此同时, 长江流域的经济地理条件也逐渐改善.这样, 中国的经济地理水平由“北高南低”的倾斜形势逐步逆转, 变成了“南高北低”.唐朝安史之乱之后, 中国的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12,13].这种结果在北宋出现的先天卦图里反映出来 (东南与西北互生) .

我们知道,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 军事则是政治的延续[15].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政权而言, 其军事势力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一度非常优越, 上古居民对黄河上游了解较少, 而黄河中游相对于下游更容易避免洪涝灾害.因此, 黄河中游地区开发较早.黄河下游由于洪水容易泛滥而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在上古的军事力量 (如炎黄与蚩尤) 对决中, 势必是西部的政权更有优势.至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由于当时气候过于潮湿, 水泽众多, 交通不便, 古人的生产能力又非常低下, 很难像中原地区那样形成庞大的邦国.南方与北方比较, 其势力相差更大.这种经济地理条件的差异可能是司马迁所谓“东始西熟”、“作事东南、收功西北”等观念的主要成因.此类结果在东周出现的后天卦图里表现出来 (西北克制东南) .

不仅如此.中国东南由于太平洋的护卫, 一直没有强大的外敌入侵.古代中国最危险的侵略者主要是来自西、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因此, 古人认为东南为相对安全的腹地, 两个手臂挥起的拳头主要防卫西、北方.反映在后天卦图等观念地图里, 就是西北为乾为首, 东南为巽为股.既然脑袋在西北、大腿在东南, 当然是西、北为尊.前面勾画的中国政治地理的爱因托芬三角形以北京、西安为肩, 以南京为脐, 正是基于古代形成的地理空间观念.

以上解释了中国古代西、北优势观念的成因.那么, 地理枢纽观念又是如何导致的呢?在黄河中游一带, 春天刮偏东风, 北斗星的斗柄指东;夏天刮偏南风, 北斗星的斗柄指南;秋天刮偏西风, 北斗星的斗柄指西;冬天刮偏北风, 北斗星的斗柄指北.好像在黄河流域的中部存在一种无形的枢纽, 四季的气流围绕这个枢纽旋转, 而这个枢纽又与天上群星环绕的天枢对应——中国的国名由来与此有关.经过勘测, 古人认为黄河流域的洛阳一带为“天下之中”、“九州腹地”, 洛阳周围的区域为中国的政治地理枢纽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地理格局逐渐演化为一种观念地图.

如前所述, 黄河下游在周朝以后得到开发, 长江流域则是秦汉以后才发展起来.然而, 直到后天卦图出现的东周时期, 黄河中游地区的经济地理优势依然非常显著.后来, 中原地区的经济地理优势虽然逐渐沦丧, 但观念地图早已形成.这种观念地图通过某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过程, 可能会对大众精神形成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于本文讨论的问题, 集体无意识也许不是十分恰当概念, 但到目前为止, 作者未能找到更为恰当的概念来表述这样一种过程.荣格 (C.G.Jung, 1875-1961) 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 指的是在一个民族中隐性存在的某种意识不到的精神方面的生命形态, 它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一种无意识, 包括从先祖以来的世代的活动方式及其经验库存在人脑中形成的遗传痕迹[16,17,18].不论怎样, 人类社会的确存在着一种机制尚且不为人知的精神传播过程, 由于这种过程, 个体观念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集体意识乃至集体幻觉[19].有些学者认为, 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成, 恰恰是由于集体无意识的传播.由于中国人的观念地图已经附着于中国人的圣经——《周易》, 它对民族心理和精神的影响可想而知.在战争过程中, 意志力量和精神因素非常重要[15];即便在和平时期, 精神和意志对政治行为也具有相当巨大的心理作用.

下面列举一些事实, 看看上述观念力量究竟有多强大.

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的时候, 朝廷大臣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主和派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南不敌北:“南北有定势, 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辛弃疾解释说, 这种中原强势观的由来在于一种简单的归纳:“夫所谓南北定势者, 粤自汉鼎之亡, 天下离而为南北, 吴不能以取魏, 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 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 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 将非命世之雄, 其势固至于此.” (辛弃疾《美芹十论·自治第四》) .虽然辛弃疾举出有力的历史证据证明南方的军队可以北伐成功, 从而论证了“古今有常理, 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的观点, 但南北定势观并不能因此而正本清源.

实际情况则是, 西、北优势观影响深远, 乃至波及民间.举例说来, 明末农民军领袖之一的张献忠在四川无法立足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老家陕西.他接受大西国丞相汪兆龄的建议, 决定“弃蜀入秦”, 并且认为“一得长安, 则是中原首领自我而据”.他对部下声称:“自古强兵战马皆产于秦, 要图大事, 还是陕西.”[20]不过, 没等大西军队走出四川, 张献忠就死于清军的伏击.由此可见, 历史上的上游优势论到明末还有市场.

由于大量历史事实的心理暗示作用, 到了明朝的时候, 中原在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更是深入人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有生之年, 一直受两件事情的困扰:一是野草般铲尽还生的贪官, 二是迁都问题.一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 非都中原, 不能控制奸顽.”[21]以南京为国都的王朝气数都不久长, 这对他形成很不太吉利的暗示.可是, 由于种种实际的困难, 迁都计划终于搁浅.朱元璋晚年撰写了一篇祭灶文, 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 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 形势不称.本欲迁都, 今朕年老, 精力已倦, 又天下初定, 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 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 福其子孙.” [21]巧合的是, 朱元璋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西汉时期, 吴、楚七国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 虽然来势汹汹, 但不出数月即被平定.明朝的藩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 却很快成功.两次叛乱, 天时和人事并无太大差异, 所不同者, 在于地缘的气势:前者以东部对抗西部, 后者以北方对抗南方.特别声明, 作者决不认为地缘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东部战胜西部、南方打败北方的著名战例.但是, 在天时和人事条件相差不远的情况下, 地缘政治因素就会发挥其关键作用了.

清代太平天国的将领曾经有过建都之争, 最后洪秀全力排众议, 定都南京, 号称天京.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 无需赘述.历史上的主要王朝, 考虑首都的时候, 目光主要都是围绕北京-南京-西安这个大三角及其内部区域旋转.《日下旧闻考》引明代《杨文敏集》说道:“天下山川形势, 雄伟壮丽, 可为京都者, 莫逾金陵 (南京) .至若地势宽厚, 关塞险固, 总扼中原之夷旷者, 又莫过燕蓟 (北京) .虽云长安 (西安) 有崤函之固, 洛邑 (洛阳) 为天下之中, 要之帝王都会, 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 莫金陵、燕蓟若也.”显然, 杨文敏看到了北京、南京和西安的地势险固, 却认识不到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格局.如前所述, 北京、西安是瞰守中原的门户.但是, 自从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之后, 西安的地理位置就不如北京.重要的原因在于, 从江南向关中供应粮食过于困难.比较而言, 由京杭大运河或者东部沿海向北京运粮就方便多了.此外, 疆域的变迁对首都区位也影响深远.至于南京, 虽然有所谓“龙虎之形”, 但历史上不是镇守中原的门户.

实际上, 地理条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政治地理优势和军事地理优势, 二者不可等同视之.南京的军事地理条件非常优越, 但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上并不突出.中原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也许并非一流, 但其政治地理优势由来甚久, 且已形成观念, 这是本文讨论的要点之一.

4 结论

至此, 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论证告一段落.虽然本文的一些论点和论据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但大致的框架已经形成.可以看出, Mackinder 引入的“枢纽”和“心脏”等政治地理概念用在中国历史意义的地理分析中恰到好处.本文对西方地缘政治学概念的应用并非简单的类推、类比或者机械地套搬, 而是灵活地运用并且适当地发展.关于“枢纽”概念, 中国古人早已论定, “心脏”概念则是作者根据生理学分析类比得出.根据古人的地理空间观念, 可以构造中国地理上的爱因托芬三角形, 而这种等边三角形正是心电图分析中确定心脏位置的基本方法.本文的一些概念和观点, 读者可能见仁见智, 存在争议.不同的人知识结构不同, 见解难免存在差异, 学术问题引起异议原本寻常.下面将文章的要点总结如下.

第一, 中国地缘政治学意义的枢纽和心脏地带都在中原地区.以河南洛阳、安阳和山西霍州为近似的等边三角形作外接圆, 构成中国政治地理的枢纽地区.这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上古时期一度是中国的人口聚集中心, 传说中的尧 (临汾) 、舜 (临汾) 、禹 (夏县) 和历史上的夏 (偃师) 、商 (偃师、安阳、淇县) 、周 (洛阳) 的很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在这一地带发生.即便在今天, 该地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文化象征意义.以北京-西安-南京为近似的等边三角形作内切圆, 这个内切圆大致勾画了中国政治地理的心脏地带.枢纽和心脏地区的主体都在中原地区, 而北京和西安是历史上护卫中原的两大门户, 其地缘政治地位不言而喻.

第二, 中国早期的历史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行为特征逐渐抽象为一种西、北胜东、南的观念地图.上古时期的黄河流域生态条件良好, 比今天更为温暖湿润和宜于人居.黄河中游较之于下游更少受到洪涝灾害的破坏, 因此地理环境更为安全, 经济和文化也更为发达.当时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由于过于湿热等因素的影响, 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种种地理条件的差异, 加之天象、地形引起的类比和联想, 使得中国古人逐渐形成了西部优于东部、北方胜过南方的空间观念, 这种观念最终抽象为东周《说卦》记载的后天八卦图.这个观念地图形成了西北优于东南的民族心理暗示, 与其他相关的物质因素一起, 可能对中国历史形成了数千年路径依赖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 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是影响中国历史演化的重要因素, 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中国古人看来, 一个政治势力成与败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时间因素——机遇条件, 古人称之为“天时”;二是空间因素——地理条件, 古人称之为“地利”;三是人的因素——人才和人心, 古人称之为“人和”.政治地理优势仅仅是影响军事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并非决定性的因素, 故古人强调“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 .时间、空间和人的因素交织互动, 关系十分复杂, 一言难尽其详.可以肯定的是, 有效地利用地理空间条件, 发挥其最大效用, 才可以更好地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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