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年的秋天，安禄山再起战端，调集三镇六万精兵，并以两千奚族士兵为向导，大举进攻契丹。
时人都以为安禄山此举是为了削平外番，巩固大唐的东北边疆。然而实际上，安禄山却在打着自个儿的小算盘。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知道安禄山为什么要收拾契丹了。首先，从位置的角度而言，契丹诸部散居在范阳、平卢以北的广大地区，也就是说他们在安禄山的前方。当然，这个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安禄山举兵外向。可是，如果安禄山调转兵锋，那契丹所处的位置可就是老安的后方了；其次，从交情方面来看，契丹和安禄山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属于那种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天敌。离得这么近，交情还不好，所以安禄山要想放心地南下，必须首先摆平这个桀骜不驯的契丹。否则的话，你前脚南下，契丹后脚就在你的后院放起火来。到那个时候，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可就不好办了。
老安想得很美，大军刚刚走到土护真河（在今内蒙赤峰东），他就踌躇满志地对部下说：“道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给每名士兵发了一条绳子，说是捆契丹人用的，真够狂妄的。
可惜啊，老天爷偏偏不买他的面子。为了实现“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的战略目标，老安让大军昼夜不停地行军，平均每日要行三百里之遥，军士苦不堪言。好容易抵达了平卢，却又突然遭遇了暴雨，弓箭和弩机全都被雨水给淋透了，上面的胶软化之后又凝结，导致扳机完全拉不开。大将何思德见此情况，就向安禄山多嘴道：“我军远道而来，遭遇大雨，众军疲劳不堪，战斗力严重下降。不如这样，我们暂时休兵，大张旗鼓地恐吓敌人。不出三天，契丹一定主动请降。”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可是，安禄山一点儿都听不进去：“好啊，老子刚刚出兵，你就来动摇军心，这还了得。来人呐，给我推出去砍了，号令三军。”何思德万般无奈，只好恳请安禄山让自己担任先锋，戴罪立功。罪是戴定了，但是立功却是无从谈起了。何思德与安禄山外形极为相似，他率领的前军遭遇了契丹人。契丹人一看是安禄山来了，恨得牙根儿都痒痒，蜂拥而上，不一会儿就把假安禄山——何思德给肢解成七零八碎了。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这边儿何思德刚刚被杀，那边儿的奚族兵丁临阵倒戈，反倒与契丹人合兵一处，向唐军杀来。混战当中，安禄山的马鞍吃了一记冷箭，他的马鞭和弓箭全都丢了，甚至连脑袋上的发夹和脚上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情形，想想真是狼狈到了极点。安禄山身体肥硕，腿脚不利索，竟然在匆忙之中，掉进了深泥坑。好在有亲儿子安庆绪和干儿子孙孝哲，这两人合力才把安胖子给拉了出来。
也是此贼命不该绝，眼看着契丹的追兵就要上来了，天色偏偏就黑了。契丹骑兵担心安禄山设伏，就停止了追击，回营去了。安禄山这才捡了一条命（这帮契丹人，追得好好的，干嘛不追）。奔入师州城回头这么一看，老安才发现身边只剩下二十骑了。唉，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此仇不报，情何以堪？
天宝十一年的（公元752年）的三月，安禄山再次出击契丹。这次他可再也不敢轻敌了，一口气调集了二十万步骑兵。不仅如此，他还向玄宗提了一个要求，请求朝廷派朔方节度副使李献忠协助他攻打两番。这里面可就有疑问了，大家想啊，难道二十万雄师都对付不了契丹，非得再加上一个李献忠吗？很明显，这里面是有猫腻的。
李献忠不是汉人，他是一个突厥人，原名阿布思，是九姓胡人的首领。开元初年，阿布思为后突厥默啜可汗击败，就投降了唐朝。后来，玄宗赐给他一个汉名李献忠。阿布思表里如一，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十分耿直，不屑于同老安这样的马屁精来往，因此就得罪了安禄山。此外，这阿布思的麾下还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骑兵部队——同罗精骑。这彪人马有数万之众，而且人人都是饱战之士。安禄山对这支部队早就是垂涎三尺了，一直都挖空心思想着怎么收为己用呢。所以，这次他表面上打出了联合作战的旗号，实际上就是想借此机会，除掉阿布思，收编同罗精骑。
阿布思也不是个易于之辈，他当然识出了安禄山的祸心。可是，看出来了又能怎么办啊？向朝廷告状？没戏，皇帝是安禄山的爹，贵妃是安禄山的娘，他们是不会相信自己的，到时候一道圣旨下来，还是得去。可以一旦去了，能不能回得来就是个大大的未知数了。一个想不开之下，阿布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着精兵叛逃突厥。可惜啊，天不与之，半路上碰到了回纥人，队伍被打散了，阿布思单人单马跑到了葛逻禄部。葛逻禄的叶护（首领的意思）相当不仗义，又把阿布思送回了长安。不用说，脑袋肯定是没了。攻打两番得胜的安禄山乘机用重金诱降了群龙无首的同罗精骑，“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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