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原因_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影响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几大疑点

这个题目，我的几个疑点及解释如下：

（1）司马迁辩护词不符合他史学家思维

在《汉书》的记录中：“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如果细读这段评论，你发现司马迁只是认为大多朝臣都说李陵不好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却没有回答李陵为什么没有再绝境中该选择“自杀”而投降了匈奴。“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并没有回答他为什么不自杀呢，只是说将来可能会回报汉朝，这个“回报”一词本身就说得十分含糊，含糊在于他是以什么身份回报。要知道，作为匈奴人也是可以回报的，比如给汉朝些情报什么的。未来之回报与当下之投降的关系是没有说清楚的。另外，你何以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的李陵的想法？根据是什么呢？这里几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这几乎不符合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史学家当然是要重证据的。没有任何依据的空发议论，这恰恰是儒生的特点。如果我们看看《盐铁论》里那些儒生们不管什么问题都先来一顿古人怎么说的习惯就知道，不从问题本身出发是儒生辩论的特点。

什么是史学家的思维方式？

看看《范睢蔡泽列传》里蔡泽的话就知道了，那就是必须有大量的历史案例作为例证，嘴和才可以从中抽象出或者说总结出经验，也就是不尚空谈的意思：

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践，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窃为君危之。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饵也。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贪利不止也。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吴王夫差兵无敌於天下，勇彊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噭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於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越韩、魏而攻彊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馀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楚、赵天下之彊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後，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馀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於杜邮。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雠，卒擒劲吴。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於此。此所谓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硃公。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涂，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於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吾闻之，‘鉴於水者见面之容，鉴於人者知吉与凶’。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四子之祸，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原君孰计之！”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为上客。

这么一大串无可辩驳的例子，范雎不可能不接受，这都是血淋淋的史实！这样的段落，才让我们感受到这才是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如果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按照他的思维习惯，他必须指出一大系列能够证明李陵不是叛变的证据来，要知道此时涉及到李陵的名节和家族生死，是最为关键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全力以赴地来为李陵辩护。可是，我们看司马迁为李陵说的话，一方面不在点上，一方面缺乏有力的例子来证明，给的借口是那么的虚无飘渺，难以服众。如果对比《盐铁论》里面的儒生的思维方式，——说话不重证据而习惯从书本出发，从教条出发，或者是完全基于臆测——，就大体可以断定这所谓的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的话是后来的儒生派的人给改写的。因为当时确实是拿不出什么证据来！

（2）不符合司马迁一贯的家国关系思考

特别是这里对李陵的看法是先个人家庭角度，而后是与士兵的关系，最后才是对国家的态度，国家的位置是放在最后的。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仅从列传的部分看，列传是将伯夷叔齐这两个终于殷商的遗老放在第一位的。接着第二篇居然是管子和晏子的列传。管子可是国家管理学的发明人，是重要的法家学派。第三篇是老子韩非的列传，这是典型的黄老学派。接下来是司马穰苴，又是一个法家的代表，以法治军。伯夷叔齐是殷商的忠臣，分明暗含了对周武王伐殷商的不满——以下犯上。简单的这几个梳理，我们就看到这是典型的国家至上的文景时期的政治思想下的编辑方法。这代表了司马迁基本的臣子和国家的关系的看法。也就是国家优先的思路。这与前面所引述的《汉书李陵传》的司马迁的委婉的辩护体现的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相比，我当然更相信《史记》编辑的思想更体现司马迁的看法。

其实《史记》中还有个类似的例子。当然有不小的差距，就是伍子胥的故事。司马迁评价是“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这里对伍子胥，司马迁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看法，一个是他报家仇，确实达到了名垂后世，可是自己也死得很惨，因为被太宰嚭进谗言而自杀。所以说又有悲剧的成分。另外一面是“烈丈夫”的评价。说他能够隐忍以成就功名，用现在的话说是条汉子。但是司马迁这里是将他为报家仇导致自己被太宰嚭陷害而惨死放在了前面。这当然是在批评他的最后的惨死其实和他复仇是有关系的。

另外，这里的怨毒应该是指太宰嚭，而非伍子胥。怨毒至深的太宰嚭最后将怨毒泼洒在伍子胥身上。

如果再看看申包胥对伍子胥的评价：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这是对伍子胥复仇于君王的批评。

在这里，司马迁都是将君臣关系放在首位的。对于伍子胥因家仇，也就是家庭的或者是个人利益超越国家利益给与批评的。

可以说，伍子胥是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司马迁也没有将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之上。

（3）不符合司马迁的死亡观

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对死亡的看法与这里摸棱两可的老滑头的论调不符。他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说：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其实这里的“知死必勇”四字足以驳斥《汉书李陵传》的看法了。李陵身处绝境，何以不勇呢？势不过战死而！何以将门之后的李陵却不如蔺相如呢？书信中提到李陵是“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何以此时却爱惜生命了呢？道理说不通啊。

如果司马迁可以歌颂蔺相如视死如归，他又何以对李陵投降匈奴去辩护？这应该是他看不起的选择！

蔺相如的案例几乎钉死了司马迁不会为李陵辩护了！

另外《刺客列传》中豫让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宁死不臣二君！

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後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李陵当然也违背了司马迁笔下豫让的看法。

（4）司马迁下蚕室早于汉庭确定李陵投降一年多

当时司马迁和大臣们只是讨论李陵的事情，还没有对李陵家满门抄斩呢。《汉书李广苏建列传》：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

司马迁根本没有理由将李陵个人安危放在帝国利益之上。因为一切都还在不确定之间。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

这封信的内容似乎是在朝廷对李陵究竟如何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司马迁却非常清楚，岂非怪哉？！竟然还有“躬流涕，沫血饮泣”你看看他写是何等细致！仿佛亲眼见了一般。即使知道也得是一年后了。这百分百是后人补充的！

而这里最大的疑问则是，李陵家被满门抄斩是在李陵降匈奴一年多后，而司马迁何以就在当时为李陵说几句话就被下蚕室了？这也太不对等了。如果说确定了李陵投降之后将司马迁下蚕室，我还能理解，何以说了几句摸棱两可的话就下蚕室？李敢射伤卫青，汉武帝都对外打马虎眼呢。这么草率的给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下蚕室腐刑根本不符合汉武帝的一贯作风。这里让人觉得汉武帝近乎草菅人命的主。武帝对那个腐儒狄山都是派他去当个要塞的长官，他才被人家匈奴要了脑袋，而没有直接砍其项上人头。

如果以阴暗的想法来推论汉儒的话，将武帝打造成暴君正是目的。

（5）《汉书》和《史记》对李广家族评价不同

然而如果细看，就会发现，《汉书》和《史记》对李广家族的评价是不同的。这是泄露班固的秘密的脚踵。我们先看《汉书》的评价：

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又：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

再看《史记》：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前后对比不难发现，班固分别改了两个非常核心的字词。前者是班固将司马迁的“忠”改为“中”。班固居然直接将“忠君”的思想都给删改了。我真是服了。难怪成为汉儒的标准历史教材！皇帝都没有辙。

后面将陇西之士的成分给改了。司马迁只是写陇西之士，而班固给改为“陇西士大夫”。士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几乎可以当成人来理解。毕竟司马迁时代的已经不同于战国了。而且士本意和士大夫就不同。而班固的士大夫的概念就比较准确了，当然范围也小得多了。不过，班固这么改实在是除了一般价值观念的站队因素外，还有个极为特殊的因素，我们必须得提到，那就是班固的宗主窦融就是陇西人。《后汉书窦融》：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汉边郡皆置属国。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守犹求也。辞让钜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这样就等于说李陵的家族的人，李广家族的人获得了当地的士大夫阶级的认可，当然就是士大夫了，而当地的士大夫到了东汉就是窦融家族，那么世代字河西的窦融家族当然在这个士大夫行列。何况，班固家也是在这个行列里的。《后汉书班彪传》：

　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

但是这样一改，恰恰就流露出班固笔下的李陵和司马迁事件是从属于班固现实需要的目的。

当然，如果我们否定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真实性那么《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安书自然就是假的，也是班固的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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