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鬼李贺，因其诡谲潋滟的文风标新立异于诗史之中。李贺天赋极高，又异常勤奋。据李商隐作《李长吉小传》记载，李贺“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而已？”
短短的二十七载岁月，他留下了将近四百多首诗。非但如此，这些诗篇想象力异常丰富，用词之夸张，措辞张力的紧张，都是绝无仅有的。艺术思维的逸出常轨，遣词造句的刺激狠透，修辞设色的惨淡经营，意象结构的古怪生新，是其诗歌的基本特色。但纵观李贺一生压抑苦闷，将一腔抱负内化为诗歌中的惊人异语，正如他自己诗歌中常用的“尘土化碧”的意象，是自身对艺术贡献的残酷写照。
一次诗歌的内化转折
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文体，一直以来都兼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唯独很少提到诗歌抒情达意的内化作用。“诗教说”一直以来都是正统诗歌的价值核心。
但在杜甫之后，安史之乱造成知识分子普遍的恐慌感，诗歌内容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唐宪宗元和前后所形成的韩孟诗派是唐诗发展史上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一流派大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一说，更改了作诗的动力和诗歌承载的意义。
与传统诗教说一脉并蒂而生的，还有诗歌的“缘情说”，毛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都是在说，诗歌是表达内心情感的。
作为一种文体，诗歌源自于情感与载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很像中国古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因为政治而影响的诗歌，我们就要有另一番看法了。
韩愈“不平则鸣”的价值在于，使诗歌出现了向内自我化的趋势，抛开了言志与政教之用。还有一点，是通过主观的创造性，用诗人自己独具个性化色彩的诗性思维，对客观意象进行描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内在精神感受探讨为主的诗学风貌。诗歌由家国天下而变得个人。
莫忘作歌人姓李
新旧《唐书》都说李贺是“唐宗室郑王之后”（据考证，其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郑王李亮），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称：“贺，唐皇诸孙。”故在其诗作中曾多次提及：如在《唐儿歌》中结尾处提醒人们“莫忘作歌人姓李”，《仁和里杂叙皇甫学》直言：“宗孙不调为谁怜”，在《金铜仙人辞汉歌》里自称“唐诸王孙李长吉”。因此，李贺对自己的前途满怀希望，乃欲报国杀敌，投身行伍，建功立业，仕宦通达。他在诗歌《南园》中高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我有辞乡见，玉锋堪截云（《走马引》）”充分体现了其积极用世，欲有一番作为的心态。
只因其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因此“父名晋肃，自不得举进士”这样荒唐的理由断了仕途。《李长吉小传》载其自幼体质羸弱，但天分过人，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是诗界鬼才，天才与不得志的人生，都是让他产生自己笔下奇崛世界的因素。在极度压抑中，李贺年仅二十七岁便离开人世。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或许是天命不可违，然而李贺的顽固与高傲亦不会让他作出这样的事。
李贺自幼体弱多病，流连于自然方物，亦驰骋于山水之间，完整的保持了诗人的灵性，不被世俗礼教所埋没。他的诗歌令人诵之不忘，刻画一瞬间景色和特殊的主观感受往往有神来之笔，令人拍案叫绝。他能听见“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啼露香兰笑。”；他能看见“幽兰露，如啼眼。”；他能感受“黑云压城城欲摧”；他能写出自己一生的写照“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几乎所有读过李贺的人，都会被他的诗歌所震撼。然而身为皇族贵胄却面对的是山河飘摇辉煌不再，欲有一番作为却被无理阻塞，阴差阳错的人生际遇，与其灵性与天分碰撞，勾勒出潋滟的内化诗篇。
另一方面，他的诗情调幽深朦胧，内涵复杂，含蓄蕴藉，对唐诗发展过程中的意象内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商隐继承其在意象上的精妙繁复朦胧，将不可摹状的微妙情感通过用典或特殊意象表达出来，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江西诗派”、元好问以及杨维桢等。李贺用生命另其灵魂尘封在浩浩荡荡的诗歌史中，化作玉璧，高傲悲凄，深情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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