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决心就问题与主义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他并不反对学术和学理上的争鸣，甚至鼓励各种主义、思潮和学说的引进和交流，《每周评论》作为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平台，在不久又刊登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并写好《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在《每周评论》上排版，却遭到北洋政府的查禁。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也就偃旗息鼓。

事实上，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陈独秀同样认为问题与主义不仅无根本分歧，甚至还相互补充和不可或缺。空谈主义，而不寻求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弊病，实际上是懒惰的心理的表现。企图用一种主义求得社会的根本改造，不仅不可能，还会有害于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双方基本的不同即在是否存在包治百病的良药。

在这短暂的“问题与主义”讨论中，胡适的“主义”并无明定的指向性，他鼓励研究各种主义，在于以多种学理作为研究并解决中国问题的材料和依据，而不是以某种特定的主义作为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良药。而李大钊的“主义”则明确地指向马克思主义，并认为是寻求根本解决的良药。这才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分歧根源。

渐行渐远

“人”是新文化运动首先要“解放”的对象。新文化运动既要实现“人”的启蒙和解放，又想通过对人的启蒙和解放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但在政治主张上，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却有明显的不同。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上，能否根本解决？或者说，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个一个地一点一滴地改良，还是能够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地根本地解决？

显然，胡适提出从政治上彻底推翻、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唯有通过教育和启蒙，对中国社会逐步地改良，一步一步地改善，才能最终获得彻底地解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为此后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陈独秀、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后，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实现民主和自由。

这是李大钊与胡适观点的不同之处。正是在此后，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渐行渐远。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五四运动和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从此，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历史走向愈来愈泾渭分明。此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扎根，并形成了自己坚强的组织队伍，渐渐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和轨迹。

历史颇为诡异的是，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其本身自由主义理念却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并无显著的成就可陈，自由主义者本身却成为偏于纸上空谈、无助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抽象名词”了。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追求涵盖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的主义，坚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反面。自由主义者本身成为自由主义的掘墓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吊诡现象。自由主义的分化以及对问题与主义的认知，预示着同盟关系终归会破裂，这一结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认知如何实现民主和科学的两种思路，集中体现了新文化同仁的价值和信仰不同。一部分新青年走进书斋，开始研究问题，逐渐退出舞台中央，另一部分新青年，他走向田野，与人民走到一起，成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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