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流行版本《老子》第三十七章原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在常人看来顺其自然就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实际上却是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无所不为。当政者如果能够照此道法自然以正治国，那么世间万物就会自我运化自然生灭。在运化过程中，如果有形之象与无形之气出现阴阳失衡，那么我就必须通过术为道之用来进行调整控制，从而使其恢复到纯朴无名的正常状态。使其恢复到纯朴无名的正常状态，就不会再出现系统循环发展失衡的问题。如果使人们都能够自我克制自私贪婪的欲望冲动，就肯定能够自我实现自身心态的安稳沉静，那么以正治国天下太平的局面就自然形成了。
对此，我们还是先要复习一下《老子》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道原本无名，它虽然朴实无华到了细小看不见的地步，但天下人没有谁能够让它服从个人意志。当政者如果能够顺应天道以正治国，那么万事万物就会自然追随。天地间天地间阴阳之气相合，自然就会风调雨顺普降甘露。老百姓不需要用法令控制，社会经济就自然会均衡发展良性循环。自远古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规则和名称。以前既然有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和名称，那么后人做事就应该懂得分寸。懂得了这个适可而止的分寸，就不会有任何凶险了。这就像天下都依归于道，也犹如百川归于江海一样。
接着复习一下《老子》第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武器是不祥之物，这是人人皆厌恶的东西，所以得道者都不愿意接触它。有道者平时生活意左青龙为上，而在用兵打仗时则是以右白虎为上。武器是不祥之物，不是有道者常用的工具，只是在迫不得已之时才会使用。因此，绝不能迷信武器工具，使用战争暴力手段也要适可而止。战争胜利了不能自鸣得意耀武扬威，炫耀武功就是草菅人命以杀人为乐。漠视生命以杀人为乐者，就不可能得志于天下。
再联系上下文来看，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面对“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天下乱局，一位老者却在不慌不忙地给人们讲述“战争与和平”的大道之理，这就形成了一部穿越时空的五千言《道德经》。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很难理解其中的“玄之又玄”。然而，从中国式“春秋无义战”的“礼崩乐坏”天下兴亡周期律，再到古希腊式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天下兴亡周期律，这个“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谜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社会。如果说，“术为道之用”的科技创新能够解决这个不均衡发展痼疾。那么，从青铜器时代到网络信息时代战火连绵的残酷事实，就早已经彻底否定了这个自欺欺人的理论假设。直至今天，当“日不落帝国”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又面临一场全球性“礼崩乐坏”群雄争霸的天下乱局之时，整个世界都在翘首以待破解“战争与和平”难题的“中国方案”，而中国人则还是必须像当年的孔子一样“问道于老子”！
如果有人笃信“自私自利兽性本能就是人性本能”，那就等于是在否定人类与兽类的本质区别，也是在否定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更是在否定人类祖先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历史存在。事实上，正因为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心善渊”的“公私之变”，才形成了人类社会“公私之变”物极必反的历史循环。如前所述，就像中国人“知道不知道”的口头禅一样，在经“孔子删诗书绳春秋”后形成的《尚书》版本中，也幸存着这样的记载：“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乙、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由此可见，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是在传承“三皇”时代以前的“大道”，而不是“五帝”时代以后的“常道”。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的“三皇”时代，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而自“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奴隶制小康社会，也就形成了私有制社会“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级礼法制度。再从“孔子删诗书绳春秋”到“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这种“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常道”文化传承，也就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的“名可名非常名”。于是，就形成了私有制社会1%与99%贫富阶级分化不均衡发展的恶性循环。
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始制有名”，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老子依然给世人传递着“三皇”时代以前的“大道”信息。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恰恰就是基于这个“上下五千年”大道文明的延绵传承，而绝不是只有“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以来的常道文明。我们今天“问道于老子”，就是要追寻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始制有名”，更想知道距今大约五千年前的那场“公私之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个“战争与和平”的有无相生，“众妙之门”就在于大道与常道社会转轨的历史烟云中。
据《史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段描述，就是“黄帝战蚩尤替天行道”的历史背景。由此，我们就可以隐约发现，自从“盘古氏开辟鸿蒙”，再到“有巢氏教民建房筑屋”，再到“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再到“华胥氏教民结绳织衣”，再到“伏羲氏教民作易八卦通天道”，再到“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这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始终保持着道法自然以正治国的和谐均衡发展，而根本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私利之争引发的战争灾祸。此所谓“神农氏世衰”，就是到了“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时代末期，便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私利之争引发的“诸侯相侵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道路之争”，自此就拉开了历史帷幕。“黄帝战蚩尤替天行道”，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天下大战”。然而，“轩辕乃习用干戈”的“武器批判”，却终究代替不了“尧舜禹之变”的“批判武器”。于是，就有了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也就有了“夏禹传子家天下”之后的“汤武革命”改朝换代，更有了周期性“礼崩乐坏”的天下兴亡周期律。
在此，我们不妨共同回顾一下《史记》中关于“黄帝战蚩尤替天行道”的历史片段。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黄帝是少典部族的子孙，姓公孙名叫轩辕。他一生下来就很有灵性，在襁褓中就会说话，幼年时就显出思维反应很快，长大后勤奋敦厚，成年聪慧明智视野博大。轩辕生活的年代，神农氏继承者作为公社联盟首领的威信已经丧失，地方豪族利益集团为争夺势力范围相互混战，百姓遭殃苦不堪言，而神农氏继承者又无力平息这场战乱。于是，轩辕就组织群众进行武装训练，然而便去讨伐那些破坏神农氏既定规则秩序的作乱者，各地公社部落都积极响应和跟随他的行动。而蚩尤最为强悍暴烈，没有人能够制服他。神农氏旁系后裔炎帝也经常横行霸道欺凌百姓，各地公社部落群众就纷纷投奔归附轩辕。于是，轩辕就继续修道弘德，发展壮大自己的军队。同时，根据水土环境和气候季节变化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因地制宜发展农耕经济，使百姓都能够均衡享受到发展成果。然后，从自己的根据地进一步向周围发展，而且训练以熊、罴、貔貅、躯和虎等猛兽为图腾标志的各路大军，跟炎帝在阪泉的郊野进行会战。经过三场战役，才终于征服了炎帝，并建立起了炎黄联盟统一战线。
当时，蚩尤还在继续作乱，拒不遵守神农氏既定的规则秩序。于是，轩辕就征调各地公社部落的武装力量，在涿鹿郊野与蚩尤进行决战，最后才终于擒获并杀死了他。这场天下大乱平息后，各地公社部落都尊奉轩辕做公社联盟首领，正式取代了神农氏继承者的领导地位，这就是黄帝。此后，一旦发现天下有作乱者，黄帝就亲自带兵去征讨。平定一个地方之后就赶往下一站，一路上爬山涉水修路架桥，从来没有安宁地生活居住过。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话的大意是，太史公说，文化学者们很多人都称述五帝，这个五帝时代已经很久远了。现在的《尚书》版本，却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叙说黄帝，文字粗疏而不规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清楚。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我曾经往西到过空桐，往北路过涿鹿，往东到过大海，往南渡过长江、淮水。所到过的地方，那里的老人们往往都能讲述各自听说过的黄帝、尧、舜事迹。不过，各地风俗教化都已经有些不同，总起来说，我认为那些与古文经籍记载相符的说法，应该比较接近史实。我研读过《春秋》和《国语》，发现其中对于《五帝德》和《帝系姓》的阐述都很清楚，只是人们不原意去深入考究。这里面的记述，应该都不是虚妄之说。《尚书》残缺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但轶失的记载却常常可以从其他书中找到。如果不好学深思，真正用心领会历史记载的原意，那么想要向那些学识浅薄孤陋寡闻的人讲明白肯定很难。我把这些资料加以评议编辑，选择了那些言辞特别雅正的著录下来，写成这篇本纪，列于《史记》全书的开头。
众所周知， 《史记》是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一般认为，“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班固所著《汉书》、范晔和司马彪所著《后汉书》、陈寿所著《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不过，在“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司马迁对于“三皇”以前的历史了解，本身就是来自于经“孔子删诗书绳春秋”后形成的《尚书》版本。这就造成了他对“上五千年”历史认识的客观局限，就更不可能区分清楚“三皇”时代与“五帝”时代的“公私之变”。当然，司马迁更不可能知道近年来《竹书记年》的考古新发现。因此，只有进一步探索发现“三皇”时代以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历史，我们才能够彻底破解“战争与和平”的文化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