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绣文化的特点
——成都漫路服装培训学校
蜀绣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蜀绣的“蜀”，是古时对川西平原的称呼；蜀绣的“绣”，即是用丝绒或丝线在布帛上刺成花纹图案。所谓“蜀绣”，概言之，即是在蜀地所特有的刺绣技术和活动，它也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品的总称。蜀绣已有三千年的历史。早在《华阳国志》中，就明确提出蜀绣和蜀中其他的物产，包括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锦等，皆可视为蜀中之“宝”[1]。蜀绣与蜀锦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地方工艺品，它们皆堪称珍稀独特。那么，蜀绣文化有些什么特点呢？
与农耕文化紧密结合
蜀绣起源于古蜀国的民间刺绣。古蜀国之所以能产生珍稀独特的刺绣工艺，是与古蜀国有发达的农耕文化分不开的。
四川盆地周围高山环抱，川西沃野千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巴蜀亦沃野……”[2]班固《西都赋》称天子脚下八百里秦川是“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解释说，“言秦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华阳国志》也说：“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3]这些记载都说明，蜀地农作而富饶，古来如此。
按照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认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两周时期，四川盆地内的古蜀国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到开明十二世时秦灭蜀，大约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古蜀国的第一个开国君主是蚕丛，他是“蜀”的化身，应该是华夏第一个把山上野蚕变为家蚕的人。史书说他“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在成都平原发展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华阳国志》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4]即是说，在西周末，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自乱朝纲时，蜀地在蚕丛治理下，经济勃兴，人民安定，国力已强大到足可以和周天子分庭抗礼，因此他乘此机会在蜀中称王建立了蜀国。
蜀国之所以得名为“蜀”，就与蚕桑有很大的关系。《说文解字》释“蜀”字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蚕丛以蚕桑兴邦，领导古蜀人在成都平原栽桑养蚕，建立了国家，使这个原来以牧业为生的游牧民族的大部分人定居下来，跨入了农耕时代。尤其是经过开明治水和李冰创建都江堰，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农耕文化非常发达，为蚕桑丝绸、蜀锦蜀绣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蜀国成为蚕桑丝绸之邦而蜚声海内外的记载史不绝书。《史记》说，春秋以前，蜀国的帛便因品质优良而销往秦地和越地。在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上，发现了大量生产于成都的丝绸制品，著名的蜀锦“五星出东方”就是其中之一；而汉代开辟的“南方丝绸之路”即以成都为始点。
蚕桑丝绸在男耕女织的农耕时代是一项占尽先机的大宗产品。绸缎对于上层社会来说是一宗必不可少的商品，遂使蜀锦、蜀绣成为蜀中之“宝”，“天府之国”成为世人仰羡的地方。
追求和享受美
众所周知，刺绣作为工艺，耗工费时，在古代的技术水平下属于珍稀的奢侈品。用丝织的锦（绸缎），本来就已经比布（麻）更美观和耐用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在锦上去刺绣呢？这是因为人类具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的天性。
古人早就有审美意识，这是在基本满足物质需要后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在中国文化中，“绣”不仅是一种具有审美气息的消费品或奢侈品，还是“美”的同义语。中国刺绣的历史久远而丰富，“绣”在古代典籍中有很多文字记载。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诗经》中有“黼衣绣裳”、“衮衣绣裳”和“素衣朱绣”的描述。古代典籍早就把“会”（绘画）与“绣”并提，将“锦”与“绣”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这不仅是古人对“织锦”、“刺绣”的共同赞誉，更表示的是绣与锦密不可分，在“锦”上再添“绣”，就是锦上添花，能够使其更美好。所以，“锦绣”这个词，虽然指的是精美鲜艳的丝织品，而它往往是喻示美丽和美好，例如：锦绣河山，锦绣前程。
“绣”体现出了美；因为美，所以在有等级的古代社会也就对“绣”的表现形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尚书·虞夏书》记载了帝舜命禹“作服”以宣威四方：“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至此奠定了“衣画而裳绣”的天子衮冕十二华章制度。其以日月山川等现实形象图案来象征、寓意皇权威严和社稷广博的手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纺织、刺绣纹样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蜀绣三千年的历史充分说明，古蜀人不仅勤劳，聪明，而且热爱生活，懂得审美并且能够审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作出无数五彩缤纷、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也创造和发展了独特的刺绣技艺和蜀绣文化。
国家依靠的经济支柱
早在汉代，蜀绣就已誉满天下。《后汉书》说当时的“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5]。扬雄是西汉著名文坛领袖和文学家，他在《蜀都赋》中用“挥肱织锦”、“挥锦布绣”、“展帛刺绣”等词汇来描绘芳华辉映、光彩流布的蜀国繁荣场面，不仅表明当时的蜀绣工艺已相当成熟，绣品与织锦一起并称“锦绣”，是家喻户晓的纺织产品，也显示出在西汉时“锦”和“绣”就是人们心目中公认的美的象征，都是丝织物中最精美的制品。
因为蜀锦蜀绣的重要性，从秦汉时开始，政府便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对包括蜀绣在内的丝织业进行管理。成都此后便被称为“锦城”。这一方面说明蜀锦蜀绣在当时很发达，对国家利益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支持蜀锦蜀绣的大发展。
诸葛亮在他上给后主刘禅的表中，提到他家“有桑八百株”[6]，可见他对种桑养蚕发展蜀锦蜀绣等丝纺手工业的重视。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提倡下，蜀锦蜀绣生产空前发展起来，生产量巨大，以至蜀汉亡国时库存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7]。左思在《蜀都赋》中说：“闤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成都织锦刺绣业之大盛的情景。 汉末三国时，蜀绣与蜀锦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是蜀汉国的经济支柱。蜀汉国的丞相诸葛亮就说过：“决敌之资，唯仰锦耳。”[8]蜀锦蜀绣经常被用来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以应车战之需，从而成为蜀汉国出口邻国的主要的财政来源。正是因为蜀汉国的纺织技术、刺绣技术的发达，才使作为出口产品的蜀锦蜀绣能够构成巨大的市场竞争力。
《后汉书》中记载有曹操派人到蜀地买蜀锦蜀绣的事情，裴松之在《三国志》中注引的《吴历》也有蜀锦蜀绣作为礼品送给孙权的记载。南朝宋人山谦之《丹阳记》更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至是乃有之。”可知江南锦和绣的生产是在三国六朝时期始由蜀地传去的。
蜀汉之世，蜀锦蜀绣不仅畅销西南，还远销中国的北方和东南。魏文帝曹丕有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9]，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汉国的锦绣织品。在魏明帝曹叡于景初二年（238年）送给倭（今日本国）女王的许多礼品中，则首列 “锦三匹”。[10]当时魏、吴都不生产锦和绣，那么，所谓“锦三匹”，就应该是蜀锦蜀绣了。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说：“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11]汉晋以后，蜀地纺织业和刺绣业，主要是蜀锦蜀绣的生产，相沿成习，见之于文献记载者不少，其工艺之精，品种之多，均体现了古代蜀地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汉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展。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匠，视之为“奇珍异物”。时至宋代，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文献称蜀绣技法“穷工极巧”，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
蜀绣的生产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分布在成都平原，世代相传，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为著名。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以鼓励蜀绣生产，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
清末民初，包括蜀绣在内的中国的四大名绣，频频参加国际盛会，享誉海外。在许多世界博览会上，中国的刺绣工艺品都得到各国参观者和顾客的高度赞誉。“四大名绣”更是引得国外博物馆和收藏家们的争相收藏。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品种日益增多。
巴蜀文化的重要构成
古蜀人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其中包括巧夺天工的刺绣技艺蜀绣。秦以后，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蜀地虽多经战乱、变革，但扎根于民间的蜀绣技艺，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仍世代相传，历经两汉、唐宋、明清三个高峰期，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川西地方特色的针法技艺，最终在清代确立了其在我国传统工艺中的重要地位。蜀绣作为我国传统刺绣工艺中的一大流派，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内涵。
在当代，蜀绣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因为，蜀绣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蜀绣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所知道和了解的巴蜀历史，其实是有缺失的。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记载不完整；二是秦统一后，文字划一，有的资料被湮没了。例如著名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就是在文献上没有记载而在过去不为人们所知道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巴蜀大地孕育出光彩夺目的“巴蜀文化”，川菜、川酒、川茶、川剧、蜀绣……享誉世界。所谓巴蜀文化，其实就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荟萃的产物。可以说，巴蜀文化是在对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大方采借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蜀绣与巴蜀文化的演进历程有非常大的关系：重视统一和安宁，少战乱，有利于蜀绣的稳定发展；重视交流和开放，蜀绣不固步自封，而是与其他刺绣技术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重视科技和文教，蜀绣在针法技巧上不断创新，古老的工艺传承了数千年；倡行道义与责任，蜀绣为国家和区域的经济需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的贡献。
蜀绣是中华工艺美术中一颗璀灿的明珠，它与苏绣、湘绣、粤绣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同为我国知名的传统手工刺绣，都用针线在软缎或丝绡上刺绣图案或文字。到近、现代，中国四大名绣艺人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外行人一般难以区别。业内多数人认为，现代四大名绣最大区别在于各有擅长，如苏绣艺人擅长刺绣家猫、金鱼、乱针人像，湘绣艺人擅长刺绣老虎、狮子，粤绣艺人擅长刺绣花鸟、孔雀等，蜀绣擅长刺绣鲤鱼、熊猫等。当然，由于擅长不同，四大绣在针法、技艺上也是有区别的。
正是因为巴蜀的多元化文化的不断汇集交融，形成巴蜀独特的风俗文化及民俗特征。而蜀绣，作为巴蜀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之一，绵延几千年，无论是其文化内涵还是其针法技艺，都对中国刺绣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蜀绣以“色彩鲜艳、形象生动富有立体感”的图案，“红花绿叶子，镶色配杆子”的浓艳色彩，“针脚平齐、片线光亮、掺色柔和、车拧到家”的严谨细腻针法而著称。
据统计， 蜀绣的针法有12大类，122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蜀绣常用晕针来表现绣物的质感，体现绣物的光、色、形，把绣 物绣得惟妙惟肖。各种针法交错使用，变化多端，或粗细相间，或虚实结合，阴阳远近，表现无遗。这些传统技艺既长于刺绣花鸟虫鱼等细腻的工笔，又善于表现气势磅礴的山水图景，刻画人物形象也逼真传神。这种种针法，都表现出蜀绣的鲜明特色，即针脚严谨整齐，但又不失柔和放松之感。
在色彩上，蜀绣既不像苏绣那样清淡，也不像粤绣那样浓烈，而是明丽饱满，带有一种乡土气息的纯朴美感。在蜀绣作品中，鲤鱼的灵动、金丝猴的敏捷、人物的秀美、山川的壮丽、花鸟的多姿、熊猫的憨态等，都表现了不同的光、洁、粗、细、软、硬、松、散等质感。
蜀绣的代表作为“芙蓉鲤鱼”和“大熊猫”，现已形成系列。蜀绣精品曾在国内外展出并多获殊誉。优秀的作品有现存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双面绣“芙蓉鲤鱼”、澳门回归时四川省人民政府赠送给澳门特区政府的大型双面绣“九寨沟熊猫”，以及双面异色绣“睡莲鲤鱼”、双面异形绣“文君·熊猫”、“龙·凤”、“九子·熊猫图”，立体绣“文君听琴”等。
数千年的蜀绣工艺，历经风雨变幻，兴衰起落，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不断发展演绎，成为中华的瑰宝，民族的骄傲。作为蚕丛、杜宇的后人，保护和传承这门精美绝伦的民间技艺，为子孙后代留存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