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分子》这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此书豆瓣评分9分。
1、对参与者 狂热分子的内心剖析, 基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所得的经验. 对于我还需更多体会才能理解.但也从中引申出这个时代的无奈和这些人群的悲哀. 其中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历史分析尤为有趣和意义
2、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
3、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
4、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没有精神病，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
5、在贫民区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歌德说过一句话：“丧失了勇气，便丧失了一切。”在本书中，霍弗说过，会被群众运动吸引的，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内在资源、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这个观点的雏形早在他居住于洛杉矾贫民区的时代就成形了。
6、就是在这天，我想出一个很妙的道理，这家伙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会那么热心去做责任以外的事情呢？我的解释是，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7、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8、“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9、基于所有群众运动的初期追随者都以失意者(the frustraLed)居多，以及失意者一般都是自愿参加群众运动的事实，我们提出两个假定：（一）．即使没有外来的煽动游说力量，失意感本身即足以产生“忠实信徒”所特有的大部分人格特征；（二）煽动游说技巧是否奏教，端视其能否诱发和强化失意者所特有的那些心理和行为倾向。
10、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无可避免会左右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因为这样，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
11、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12、会被失意感刺痛的穷人，一般都是新近才陷入贫困的，即所谓的“新穷人”。美好生活的记忆像火焰般在他们血管里燃烧。
13、凡是从早到晚都要为最起码生活操劳的人，不会有时间、心情去悲愤或造梦。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
14、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这一点，不管是在我们正趋近一个目标还是离开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应许之地刚刚在望还是我们被剥夺的继承权仍在望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在我们即将得到财富、自由还是快要成为穷人或被奴役的情况下皆适用。
15、已经拥有许多而想拥有更多的人，其失意感耍大于一无所有而只想拥有一点点的人。另外，只缺一样东西的人也会比缺很多东西的人更不满。
16、一个兴起中的群众运动会传扬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而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
17、在一个有奴隶制度的社会里，会闹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刚获解放的奴隶。就后者而言，他们的不满来自自由带给他们的苦恼。
18、一个人除非善于用脑子，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他一种讨厌的负担。自我若是软弱无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
19、由此看来，最容易让群众运动滋长的环境，就是一个相当自由却缺乏舒缓失意感机制的社会。
20、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得到释放与救赎。另外，造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迁也带给他们自由之感，尽管这变迁是他们在严格纪律下执行的。只有当运动过了它的积极阶段，凝固为一些稳定的制度模式以后，个人自由才有抬头的机会。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越短，人们越会觉得造就个人自由是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的终结。另外，积极阶段越短，被群众运动推翻和取代的那个极权体制在人们的印象中就越暴虐。
21、在自由实际存在的地方，平等是大众的热望。在平等实际存在的地方，自由是极少数人的热望。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22、在一个极权社会中，革命会爆发，一般都不是因为人们对压迫，和困苦的怒火趋于沸腾，而是由极权架构发生松动所导致。
23、被统治者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深，个人落寞的情绪愈少
24、在社会纽带强固的地方，群众运动难以找到立足点。
25、刚脱离部队的人是群众运动理想的招募对象，而在所有当代群众运动的最早期依附者之中，都可以找得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感到孤单，在“人人皆有自由”的平民生活中茫然若失。独立自主生活所包含的责任感和不确定性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他们渴望确定性，渴望同志情谊，渴望可以不用负个人责任。总之，他们憧憬的是迥异于竞争性自由社会的东西——而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正好可以提供他们向往的弟兄之爱和再生气氛。
26、对于一个习惯于安定的国家而言，从战争状态进人和平状态要比从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更困难。
27、对于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再多也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时候，就是逃离自我的时候。
28、永久性的畸零人只有完全摆脱自我时才会觉得找到救赎，而他们一般都能够在群众运动的集体性中埋葬自我。他们放弃个人的意志、判断和野心，把所有力量奉献给一份永恒大业，从此再也用不着无限期地东追西逐。
29、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30、另外，在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中间，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两类人又会比成就中庸的人感到更大的失意感。失败者本来就易于自视为边缘人，而如果他又是少数民族身份，他的失败会让他的无归属感更加浓烈。同样感受也会出现在少数民族的成功者身上。他们尽管有名有利，却往往难以打入多数民族的圈子，这使得他们格外意识到自己是个外人。
31、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
32、悔恨与悲愤都可以驱使人走向同一个方向。
33、自我牺牲本身就是一种悔罪般的行为，因为要是没有深切的罪恶感，一个人根本不会有悔罪的念头。所以，群众运动的策略，是要把一种病传染给人，然后又把自己说成治病的药方。
34、在群众运动兴盛的地方，犯罪率会较低。
35、对完全没有归属感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命。那是虚无的永恒中的唯一真实，而他会恬不知耻地死命抓住它不放。
36、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他的欢乐与哀愁、骄傲与自信都必须源自团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他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容许他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都必须仍然觉得处于团体的注目之下。要让他觉得，失去与群体的关联不啻于失去生命。
37、抗高压的能力部分源自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在纳粹集中营，最能挺得住煎熬的是那些觉得自己，是隶属某个党、教会或民族主义团体的人。
38、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准备好为人类、后代子孙、某个宗教、国家、种族、政党或家族而死，它们都不过是我们行将被消灭的自我所依附的永恒之物的具象化罢了。
39、在我们的小我看来，夭上地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为之效死的。只有当我们自视为舞台上的演员，死亡才会失去其恐怖性和终极性，而成为一种模拟行为和戏剧姿态。一个能干领袖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他的追随者制造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从事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是在进行某种肃穆或轻松的表演，从而忘了生死问题的严重性。
40、下达作战命令时，指挥官总不忘提醒部下，全世界都在注视他们，他们的祖先在看，后代子孙也会听取他们的故事。伟大的将军懂得怎样在沙漠的黄沙与海洋的波涛里变出大批观众来。
41、“荣耀”基本上是一个舞台观念。如果不是清清楚楚晓得有观众在看，演员就不会卖力追求荣耀。我们会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英烈事迹会为同时代人和后来世代所记取。我们愿意牺牲真实、短暂的小我，换取永恒的大我。
42、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似乎都会歌颂现在，攻击过去。它把现存制度和特权一律看成是老迈、恶毒的“过去”对于纯洁的“现在”的侵蚀。
43、讴歌“过去”可以作为贬低“现在”的一种方法。但除非同时抬出一个灿烂美好的“未来”，否则美化“过去”将会使一个群众运动行事趋于谨慎，不会再肆无忌惮、勇往直前。
44、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相反的，那些老是和“现在”过不去的人却别具慧眼，看得见改变的种子和蛛丝马迹。
45、愉快的生活会让我们对巨变的逼近茫然不见。我们执著于所谓的常识，执著于所谓务实的观点。但这只是我们执著于熟悉事物的表现。快乐安定的生活会让其他的“真实”——哪怕迫在眉睫——看来模糊和遥远。因此，在陡生巨变时，最手忙脚乱的，就是那些自命务实的人。
46、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欢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们掩饰自己无能的手段。因为要是我们从事可能之事而失败，失败之责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担；但如果从事不可能之事而失败，我们就可以把责任归于事情的困难。从事不可能之事比从事可能之事少一点丢脸的危险。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47、成功的商人通常都是不称职的团体领袖，因为他们满脑都是“已有的东西”，心思都放在时代己成就的事情上。所以，不善处理实际事务看来是管理公共事务者的必要资格。有些天性自负的人在实务世界中失败后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异想天开，认定自己有领导一个国家的大才能，可说是误打误中。
48、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由它的奥妙性、崇高性或正确性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把个人隔绝于其自我及世界的彻底程度。
49、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①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一旦我们理解一样东西，它就会像是发源于我们自身。显然，那些被要求抛弃'我的人不会从发源于自我的东西上看到永恒确定性。凡是他们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其有效性与确定性在他们眼中都会失色。
50、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糊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末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哪怕一套教义有某个相对简单的部分，信众还是会把这个部分加以复杂化和晦涩化。简单的字句会被解释得无比复杂，使之看起来就像蕴含着什么秘密信息。因此，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的真义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
51、轻信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也喜欢欺骗别人。易相信和爱撒谎并不是小孩子才有的特质。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看事物，他们就会发展出易上当和好骗人的特质。
52、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53、反动派跟激进派的共通点，要比它跟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来得多。
54、在狂热者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狂热者若是抛弃了他信奉的大业，或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大业可以信奉，他能否重新适应一种自律自足的个人生活，这颇有疑问。他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站在世界的高速公路边，只要有任何群众运动驰过，他都会举手拦车。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琐碎、徒劳和邪恶的。没有了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感到漂泊和被遗弃。在他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
55、那些精明得知道该怎样发动或推进一个群众运动的人，除了知道该提出何种主义纲领以外，还懂得怎样挑选一个敌人。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显然就是个中高手；他们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选定民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敌人。由此看来，不管西方释出多大的善意和作出多大的退让，克里姆林官都不会减低其中伤西方的分贝和言语激烈程度。
56、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八年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找到一个代替日本人的新魔鬼。这位雄心勃勃却头脑简单的将军大概是太自负了，以致未能了解，会让中国群众团结起来的因素并不是他，而是“魔鬼”日本所激起的民族激情。
57、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甚至反而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以下的道理不难理解：当我们受到伤害、渴望报复时，总会希望有别人站在我们同一边。但让人费解的是，当我们的恨不是出于明显的理由，而且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时候，渴望盟友的心理会更形迫切。而这种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剂之一。
58、在每一种厚颜无耻的言行后面，在每一种死不认错的表现背后，都存在着罪疚意识。
59、恨意总是潜藏着钦佩。这一点，部分反映在我们喜欢模仿我们所恨的对象。每一个群众运动都会按照它选定的魔鬼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基督宗教在其全盛时期的行为活像是“反基督者”
60、当我们抛弃自我，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部分时，我们不仅抛开了个人利益，同时也抛开了个人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恐惧、犹豫、怀疑和是非感，他会变得有多残暴和冷酷，令人不敢想象。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这毫无疑问是群众运动的部分吸引力之所寄。在群众运动中，我们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而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这种权利具有人所无法抗拒的魅力。
61、我们愈不信任自己的判断和运气，就会愈容易追随别人的榜样。
62、美国这个新国家的陌生性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排拒，反而是一种吸引力。他们渴望有一个新身份和一种新生活——新世界的陌生性愈强就愈合他们的意。对非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说，英语的陌生性大概是另一种吸引力。必须从头学习另一种语言让他们的重生幻觉更形逼真。
63、要避免有破坏性的模仿，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灌输追随者一种藐视外部世界的心态。然而，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会鼓励仇恨多于藐视，而仇恨不但不会窒息模仿性，反而会助长它（见第73节）。只有一个四面被陌生事物包围的小团体，因为矢志要保存自己的特殊性，才会用藐视作为绝缘体。不过，这种排他性却会不利于争取新信徒。
64、恐怖手段不但可以威吓“ 忠实信徒”和粉碎敌人，还可以让他们自己的信念受到激励和强化。美国南方每一次发生私刑处死黑人事件，不仅会让黑人闻风丧胆，也会让白人的优越感得到增强。
65、看来，当一个群众运动只能在说服手段和强制手段二者中择其一的话，通常会选择后者。说服手段旷日废时，也不保证有效果。
66、所有群众运动的领袖都会经过一段等待的时间（常常是很长的时间），才会踏上舞台，而且看来总是在一个群众运动最关键的时刻踏上舞台。在他们 出场表演以前，要有种种事故和其他人士的活动替他们把舞台布置就绪。“发号施令者在紧要关头的出现，看来只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最后一件。”
67、他需要一个非凡领袖的钢铁意志、胆气和愿景，把现有的种种立场和方量加段协调和动员，使其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驱力。他会把失意者内心的积怨大声说出来并加以合理化。他会描绘出一个令人屏息的赤未来，以此证明，牺牲转瞬即逝的现在是值得的。他会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假象，以促进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会唤起人们对集体的热忱，让他们觉得个人的生存是渺小而没意义的。
68、对群众运动的领袖而言，见解的精辟与否看来无关宏旨。真正重要的是他敢于摆出自负的姿态，完全漠视别人的意见，不惜一个人单挑整个世界。
69、他们乐于以独立性来交换免于做决定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为任何失败负责任。他们自愿把生括主导权交给那些爱计划、爱发号施令、爱把所有责任一肩扛的人。另外，顺服一个最高领袖也是实现他们平等憧憬的一个方法。
70、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顺服于一个领袖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的实现本身。至于领袖会把他们带到何处去，只是次要的问题。
71、一个鼓励行动的群众运动可以唤起失意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失意者把行动视为医治他们烦恼痛苦的良方。行动可以让他们遗忘自我，让他们有一种目的感和价值感。事实上，失意者的失意感很可能主要是源于缺乏行动的机会，而失意感最深重的就是那些才具与性情都足以过一种行动性生活，却为环境所囿，只能在闲散中虚耗人生的人。
72、因为深谙自己的瑕疵与缺点，失意者对别人的歹意与恶念总是特别眼尖。一个有自卑感的人特别容易看出别人的短处。如果别人身上有我们自己竭力隐藏的那种瑕疵，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去加以揭发。所以，当一群失意者因一个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时，总是会弥漫出强烈的猜疑气氛。值得惊异的是这种同侪间病态的互不信任不但不会带来分裂，反而会带来强固性。这是因为知道自己被持续监视，群体中每一个成员会热烈遵守行为与思想守则， 以避免受到猜疑。因之，互相猜疑对维持严格正统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热烈的信仰。
73、等到一个言辞人完成自己的一套哲学或主义之后，他就不容易会动摇，不容易受奉承和引诱影响。
74、罗马帝国的经久不衰，部分是罗马统治者与希腊的言辞人协力合作的结果。被征服的希腊人觉得罗马的法律和文明，都是他们的。
75、要是英国在印度不是只关心土王、大君的利益，而是也花过力气笼络知识分子，给他们平等待遇，分他们一杯羹的话，那英国人的统治说不定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可惜的是，统治印度的英国官员是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都不放在眼里的那类人。他们都是些行动人，习染了英国人生而优越的信念。他们一般都瞧不起印度的知识分子——既瞧不起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也瞧不起他们印度人的身份。印度的英国人竭力把行动的领域保留给自己。他们从未认真培养印度人成为工程师、农学家或技术专家。他们建立的教育制度志在培养“不务实”的言辞人。讽刺的是，这种制度不但没能维护英国的统治，反而加速其寿终正寝。
76、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运动，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
77、但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到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都是由爱挑刺儿的知识分子而非行动人构想出来的。被认为是爱国主义支柱的将军、工业家、地主和大商家都是后来者，是到了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后才加入的。
78、真诚的言辞人不需要靠绝对的信仰活下去。他把探索真理的过程看得与真理本身同等重要。他不会排斥思想上的冲突，也乐意参与一来一往的论辩。要是他提出一套哲学或学说，那主要是为了展现才华和作为思想演练，而不是要把它作为行动纲领和信仰原则。固然，出于虚荣心，他们为自己的学说辩护时会相当凶猛，但他诉诸的原则一般都是理性而非信仰。狂热者和对信仰如饥似渴的群众则反是，他们更喜欢给思辨加上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为一种新信仰的源泉。耶稣并不是基督徒，一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79、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不管他们有多么讴歌群体行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个人幸福可言，相信个人判断和原动力的重要性。但一个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他们会得势，主要不是因为漠视个人让他们敢于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群众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
80、大部分的纳粹头子都有艺术和文学上的野心，却没有实现的能力。
81、若放任狂热者自行其是，他们有可能会分裂出去，对运动本身构成威胁。即使狂热者没有制造不和，他们仍会对运动构成危害，因为他会迫使运动去做一些不可能达成的事。只有务实的行动人介入，一个群众运动才可望保有它已取得的成果。
82、群众运动若是从开始到成熟都是由同一个人或同一批人领导，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83、真正的行动人不是信仰人( men of faith)，而是法律人( men of law)。
84、他的命令都会用虔诚的语汇加以包装，往日的纲领和口号仍然会挂在嘴边。信仰的象征物高高挂起，备受尊崇。运动早期阶段发挥过作用的言辞人和狂热者会被奉为圣徒。这样，就会营造出信徒的服从是出于信仰和自发的假象。他也会尽全力把新秩序说成是早期斗争所追求的理想的辉煌实现。
85、等一个群众运动的活跃阶段结束，它就会变成成功者的权力工具和失意者的鸦片。
86、一个群众运动，不管其信仰如何崇高、目标如何正大，只要它的积极阶段为时过久，就绝不会是良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已掌握了权力却仍然继续积极阶段。
87、狂热者因为心态傲慢，所以也产生不出新的创见。他会傲慢，在于他深信人生和宇宙都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他的公式。所以，他不会偶然停下来从事有益的探索，寻找新的反应、新的组合和新的开端。
88、哪怕是在宣传技术上，纳粹与共产者得自模仿者也比得自原创者为多。他们促销其神圣伟业的品牌的方法，跟资本主义广告商促销肥皂或香烟的方法没有两样。①纳粹和共产者一些看来惊人的创新，也不过是借用(更精确地说是企图借用）福特和柱邦等企业家的经营方法来经营一个幅员庞大的帝国。
89、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
90、“德国人的服从性极其旺盛 。他们会用哲学推理去解释世界上最不哲学的东西，会尊敬力量，并因为恐惧而把这种尊敬转化为仰慕。”
91、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而个人自由在最后抬头的可能性亦愈大。
92、“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比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世俗人更值得尊敬……完全的无神论者仅差一步就会是个宗教信仰无比热诚的人……但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除恐惧以外没有任何信仰。”
93、在幅员广大而异质性高的社会，复兴和革新所不可少的广泛激情和热忱，大概只有群众运动可以创造和维持。即使是小而同质性高的社会，如果想要在短期间达成复兴。群众运动看来同样是不可少的。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大不幸，大概就是因为群众运动 （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衰落得太快或太早被捻熄。中国没有能够产生斯大林、甘地或凯末尔这样的人，，让一个群众运动得以持续到令改革生根的程度。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认为，一个国家要是无法产生扎实的群众运动，就反映出这国家具有种族上的缺陷。
94、一个社会要保持生气，是少不了一小群高教养而能言善辩之士戮力而为的。另一方面，言辞人又不应该与现政权保持太密切的关系。东方社会的长期停滞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多个世纪以来，读书人不但寥寥无几，而且几乎总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不是官员就是僧侣。
95、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说过，狂热主义是公元前3009年至公元1400年之间人类真正重要的四大发明之一。①那是一种犹太教一基督宗教的发明。说来不可谓不奇怪，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