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邓演达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对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执着，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在大革命初期就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经历十分丰富、实践非常深入，特别是毛泽东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基层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而邓演达是在北伐过程中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讨论的结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运计划也是由他发布。
可以说，在解决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邓演达既有共同追求，又各具优势。
但是，毛泽东关于发动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在中共党内曾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一再否定。不仅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出的《报告》，在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没能完整刊发；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了毛泽东的书记职务。
当社会上（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了”“糟的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邓演达却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
对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邓演达更是颇为看重。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不仅聘请毛泽东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1961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与他和邓演达共同的老朋友周谷城交谈时，再次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0年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后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学。1925年底，回国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北伐军武汉行营主任，是武汉国民政府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27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到苏联、德国以及一些欧亚国家考察。1930年，秘密回到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反帝反封建，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平民政权。1931年8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29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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