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尔德生动地描述当时中国的状态：
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这段文字很生动，也很深刻，但我觉得这些比喻不够贴切。木乃伊是死的，而明清虽然停滞但还活着，于是我想到一种松树。
高山草甸植物长不高，那是受气候影响，有外部条件制约。可是，在武夷山脉东西两侧，即江西东部与福建西部一些海拔仅一两百米的山峦，也有好些松树长不大，跟高山草甸上的松树一样，我家乡俚语称之为“狗脚松”。我特地向林业部门的友人讨教过，他们说那叫“马尾松”。可是查资料，有些挺拔耸天的苍松也叫“马尾松”。我糊涂了，还是让我称之“狗脚松”吧！这种松树的特征是，让它活百年千年也不成材，因为它自己拒绝成长。
要说中国不重武，显然冤枉。自从盘古开天地，没有几天不打仗。早在西周之初，官方就要求学生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就是射箭的技艺。然而，在那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儒家却不将射箭作为军事项目，而只作为一种体育活动，一种礼仪，甚至只作为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式。如此训练出来的射箭技艺如何上战场？别忘了，先秦的君子——贵族是要带兵打仗的，后来的普通学子及第为官后也很可能要率兵御敌的，而且大都是跟擅长于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战斗。
直到18世纪，清朝仍然一年年沉醉于射礼。每年夏，乾隆接见武官后要在宫门外比赛射箭，赛三次，每次三箭，乾隆一般九箭中六七箭，1763年十月一次九箭全中。他自我总结“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并撰《御制十全记》，用满、汉、蒙、藏4种文体立碑。在他看来，天下无敌了！
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外交使团访华，中英双方都非常重视，却以失败告终。对于这次外交失败，人们一般注重礼节矛盾，而我更注重的是礼品问题。在送给乾隆的大堆礼品当中，有一尊“轻便铜制野战炮”，“敢决言中国全境，必无此种轻快之炮”。对此，负责接待的金大人、樊大人和周大人却不屑一顾，没带到北戴河呈送乾隆。后来遇到福康安，马戛尔尼还指望他能帮助将这尊大炮介绍给乾隆。马戛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回忆：
因曰：大人为中国兵家，功业彪炳，敝使良深仰慕，此次敝使东来，部下带有卫队一班，颇精于欧洲新式之火器操法，倘异日大人有暇，敝使拟请大人观操，藉聆雅教，弗审大人亦肯赏光否？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余聆此答语，心乃不胜大异，余于福大人虽不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故步自封，以没什么稀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
没过几天，答案从另一位满族大臣嘴里出来。他叫溥大藩，对马戛尔尼非常爱国地炫耀中华文明及八旗子弟的先进性。
溥大藩说：诸亲贵多不习文艺，朝廷亦不以文艺责之，但明定章程，以武事为诸亲贵之唯一教育。所带军器以弓箭、朴刀为主。青年亲贵，殆无有不寝馈于此者，故国家有敌大多持旗兵之骁勇善战以戡定。
余曰：旗兵诚勇矣，但军械终当改良。吾欧洲诸国前此亦用刀枪、弓、矢为战器，今则大半已用火器代之矣。
溥大藩做诧异之状，良久曰：弓箭毕竟是好东西，打起仗来少不了它。余无言，内念中国人之重视弓箭，殆较它种军器为尤甚，缘溥大藩之言既如此。
“弓箭毕竟是好东西，打起仗来少不了它。”这话在此前千百年，固然正确。满人最擅长的就是弓箭，弓长仅1.2米，但非常有力，只有经过长年训练的人才能娴熟使用。其实，当时中国并非没有火炮，并非仍然依靠弓箭。溥大藩们早吃过火炮的亏，也尝过火炮的甜头。他们英勇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就是给明军那尊葡萄牙式火炮轰死的，皇太极开始独立制造大炮，后来攻占江南及与四周也屡屡依仗火炮取胜。只不过出于某种阴暗、猥琐的目的，他们不愿意承认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是平等的关系，更不愿意承认英国有比大清更先进的方面。
马戛尔尼刚入中国时，很为大清忧虑，可惜没人领情。也许，清廷的边防只是做做样子，跟田里吓唬小鸟的稻草人一般。他们养着庞大军队的目的只是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那刀、弓、矢当然足够！
乾隆们一次次傲慢拒客，但也根本无意对英国等开战，因为他们的现实之敌与假想之敌最重要的始终是自己的臣民。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评述：郑成功威胁清除后，“清朝几乎从未在海上花费力气。当英国船舶处于技术高速革新之时，中式帆船却在17世纪之后几乎毫无改变”。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只要从广州海关税收中拿出1%用于海防，就可以对应英国的武力进攻，但这没法实现。他只能守好他权限内的广州，只能在家信中深表担忧英军绕开广州北上，眼睁睁等着国家和自己的悲剧到来。
当战争的阴影日益迫近之时，乾隆们仍然一再轻敌，认为英国那么老远来几个兵完全可以不放在眼里。
不过，“狗脚松”只是揭示现象。那么，它为什么会是“狗脚松”？如果说马尾松在高山长不大是因为气候环境，那么它在低海拔山峦为什么也长不大？可见更主要取决于它自己的基因，换言之，就是特定的文化。
柏杨“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令我十分景仰。他的“酱缸文化”之说颇有影响，源于他1981年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一次演讲：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恕我直言，我觉得这比喻有些问题：酱毕竟是一种美味，即使用死鱼之类酿造也是化腐朽为神奇。前不久，韩国为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用了一款“360年历史的精酿酱油”蘸牛排，这老酱油比美国建国还早一个世纪，以示特别重视。可见，以“酱”比喻传统文化之弊，显然与他想要批评的初衷不符。唯有一点沾边，那就是愈酿愈黑，与“黑厚学”相符。
因此，我想说中国历史有一种“老鸡头”文化。民谚曰“十年的鸡头赛砒霜”，就是说鸡越老，鸡头的毒性越大。鸡在啄食中会吃进含有害重金属的物质，这些重金属主要储存于脑组织中，鸡龄越大，储存越多，毒性就越强。
我们有些传统文化就像老鸡头，越老毒性越大。老鸡头不会长智慧，不会新陈代谢，只会积储毒素。先秦儒家有些毒素但不大，到汉儒增大些，宋儒更大。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慨然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哈佛中国史》说：“这些坚守一般儒家基本教义之积极人士反对任何制度的改变，包括工业化在内。”比如铁路这样一种“外夷货物”，或者说交通改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经历了异常艰难的斗争，大臣们却强烈反对，一是说会造成几千万挑夫失业，二是说铁路会破坏祖坟有损孝道，硬是将花千万两银子从国外买回来的铁轨拉去沉海。
不要简单说中国历史上多文明，或者说多不文明，问题在于，越是后面的王朝就越像老鸡头一样积淀了越多的毒素。帝王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吸取以往帝王的“统治经验”——毒素，才使得越后来的帝王越像老鸡头了。
比如，中国人本来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喜欢“四方来贺”“四方宾服”“怀柔远人”之类皆大欢喜的局面。“朝贡体系”始于汉，但1000多年间只占整体对外贸易非常小一部分，朱元璋将此作为中外贸易的唯一管道，可是早在明朝中期就让国家财政不堪承受。
可是，乾隆们没学古人，而学朱元璋们。乾隆仅限广州一地对外通商，并限定“十三行”代理一切外商交涉事宜。“十三行”演变成亦商亦官的垄断性外贸组织，收取各种附加费，如“缴送”“行用”等，还有其他名目繁杂的“规礼”，让外商不堪重负。
外商很不理解：在这个国度，自愿送礼怎么变为不合理的正常课税？更让他们不堪忍受的是种种歧视与刁难，给中国官员的信件不是不敢翻译就是被篡改，如平等关系的“国书”被译为上下关系的“表文”，“特使”译为“贡使”，“英吉利”国名三字都加个口字旁——蛮夷的标志。官方文件对外国商人一律贬称“夷商”，时间一久，外国商人知道这称呼带侮辱，一次次抗议，但都没用，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才改正。同时，对外国商人的生活加以种种限制，例如“夷商”只能住由华人“行丁”把守地方，不得随意出入；有事外出须有行丁跟随，并不许乘轿；不得与汉人交结，不得学汉语；不许带“番妇”入广州，当然更不许接触中国女人……而“夷商”稍有违规，动不动就“封舱围馆”，让他们远洋运来的货物变垃圾。平心而论，如果你到国外旅游经商受到这一系列限制，心情如何？
如此像“狗脚松”一样顽固拒绝阳光春风、大地沃土的拥抱，死死不让根系、枝叶自由发展，它怎么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成语典故像数不清的城砖一样沉甸甸的。我最常想到的成语典故是画饼充饥，刻舟求剑，作茧自缚，削足适履，等等。当然，我记忆中也有不少美好的诗词，如“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不要抱怨“狗脚松”的土壤与气候，不要抱怨“老鸡头”的饲料，而要问自己选择了什么，摒弃了什么。
《历史的季节》，华夏出版社，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