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宫刑，我们都会想到一个人，司马迁，那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受刑一事，确实算个悲剧。汉武帝刘彻是个长寿的皇帝，公元前99年，也就是天汉二年，是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李陵出征，孤军被围匈奴，司马迁直言上书，却被处以宫刑，李陵老母妻子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是密切相连的。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发言不当，触怒了汉武帝，最终受到了莫大的耻辱。
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件事冤不冤？
这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从源头算起，才能看清这个事件的面貌。
武帝朝，大司农颜异因对武帝使用白鹿皮钱发表异议惹得武帝不快。后又被张汤告发，不入言而腹诽，论死。心怀诽谤都要守诛，就不要说大嘴巴乱发言了。在汉朝为官，说出来的话可都是要负责任的。
在一个封建朝代，皇权本就是至高无上的。汉朝延续先秦春秋之风，有些法律本身还是很残酷的。皇权不可侵犯，君臣之礼不可动摇，不尊重皇帝的言行或者行为都是大罪。言语不逊，隐喻失当，冒犯了皇帝的权威，违反了皇帝的意志。有不敬，大不敬，大逆不道等大罪着呢。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是要严格注意的。上至两千石以上的高官，下到小吏，都有以言获罪的风险。
所以，汉律疏而不漏，做官有风险，纳言需谨慎！
先谈李陵这个人，他的悲惨遭遇和他个人性格是有一定关系的。
李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刚直而不通时变的人。唉，年少意气，果敢勇武是好，可也不能不看形势，不揣摩皇帝的意思啊。
出征匈奴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富贵险中求，危险系数非常高，一战封侯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你不但要有军事才能，还要有运气和皇帝的稳固后援。
这件事是烫手山芋。不惧师出无名，恐命途多舛，事后受诛啊。
说到底，做官，他还少了那么点弯弯绕！
再来谈谈李陵的猪队友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也就是大舅子！
武帝这个人，对于他大舅子掌军还是很放心的。就像培养下一个卫青霍去病一样，武帝给予了大舅子很多资源，要兵给兵，要钱给钱，希望大舅子获得军功，在大臣面前获得威重，拥有封侯的资格。大臣们，将军们，对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看不见的。李大舅子，是汉武大舅子，是得到圣宠的人啊。
搭配上贰师将军这样的猪队友，很容易掉坑啊。别人不让你去跟着来，你就好好管后勤，别趟这趟浑水了，胜率这么渺茫的一场战役，何苦来哉。
谈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说汉朝两大高压线，外戚和宗室。汉朝虽然有吕后擅权的经验教训，但是任用外戚，贵重后妃之家还是汉室的常态。往往是妃子为后，父兄便有封侯封君的赏赐，运气好了，还能参与朝政。如这时候的窦婴，田蚡，后来宣帝时候的徐广汉，史丹，汉成帝舅家王氏的一日五侯。外戚之尊贵，胜过大臣，外戚的安全，也稳过大臣。到后来，西汉更是灭于外戚王莽之手。
疏不间亲，汉朝的宗室外戚，还是和大臣们不一样的。离皇帝们更近，关系更亲，在统治秩序中的地位也更特殊。对于汉朝的官员来说，外戚和诸侯可都是高压线，距离把握不好就要出问题。宗室和外戚属于政治制度中的特例，遇到牵涉这两类人的事件，官员们不谨慎对待是不行的。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这些外戚和宗室，他们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武帝这个人不喜欢直言，自视甚高，这和他的经历性格有关。
年少时候他是无忧太子，众星捧月，即位以后他是少年天子，是坐稳了椅子的皇帝，也是享惯了威福的独夫。兴内朝，使用年号；用人不拘一格，大权独揽；罢黜百家，大兴儒术，却重用酷吏；征服西南夷南越，征伐西域，北伐匈奴。汉朝的天下，永恒的王度都在他的手下慢慢运转着。
这样一个征服了山河，改变了制度的皇帝，唯有岁月是他没有征服的。他信奉神仙，还想要征服最后一个大敌。
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瞧不上大臣，不喜欢异议，以为自己圣明无碍的老帝王，司马迁的直言，他又能听进去几分呢？
伟大领袖都说了：秦皇汉武，各领风骚。
古来文章写得好的人，都有一种浑厚的气势。
太史令是一个负责“掌天时星历”的官职，文官不以他为友，武将也嫌弃他官职低微。在大臣们满堂失色，围绕着老皇帝的怒气唯唯诺诺，顺水推舟的时候，作为一个六百石的杂官，这种大事司马迁是不能发言的。
然而司马迁，作为一个不但有文士风骨，也有英雄豪情的人，他不但开口，而且还是盛言。
祸从来都不单行，司马迁刚下狱，那边关于李陵的不利消息就传来了。
火上浇了油，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到最后，被宫刑的司马迁，到底冤不冤呢？小编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想说的是，六月下起了大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