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的故事是《史记》中流传极广、对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历史事件，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间对那些并非出于真诚、别有用心的宴请都称之为“鸿门宴”。从它载入史册以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专家学者，从来没有人去怀疑过它的真实性。这也许是司马迁的权威地位所至。在封建社会，一些权威人士的东西是没有人敢去质疑的，因为那样会被视作“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是我冒昧，《鸿门宴》的故事确实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
第一个不信，是刘邦的侥幸逃脱。
试想想，如果“鸿门宴”真是那么杀机四伏的话，刘邦那么容易就能从号称四十万大军的“中军帐”里溜之大吉吗？如果这个侥幸死里逃生的故事是真的话，那么刘邦如何逃脱的过程应该是详写的部分，从史学角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史料，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很精彩的情节，为什么一带而过，不作详细交代呢？因为要在这里编假话，就要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那样就会太离谱了，反而会弄出破绽来，无法自圆其说。
一次和几个朋友喝酒，其中一个不胜酒力的家伙，假托上卫生间就溜了，我们戏称他是“随尿而逃”。这是平常的朋友聚会，这是可能的事，然而，把这样“随尿而逃”的情节搬到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上，这就太不靠谱了。
第二个不信，是舞剑的场面。
两个元首级别的人物会晤的场面上，居然让两个赳赳武夫拿着寒光逼人的真家伙挥舞翩跹，还有樊哙执剑携盾，眈眈相向，不光刘邦提心吊胆，难道项羽就不考虑樊哙手中的家伙可能“走火”吗？项羽真的一点防范意识都无须有吗？这是不近情理的一笔。难道这个场面是空穴来风，纯属虚构？不是，那是他们在演戏。为什么说是在演戏呢？请看下一个不信。
第三个不信，是项伯的表现。
如果项羽一方确实是原计划要杀刘邦的话，项伯作为项羽阵营的一员，他就敢如此露骨地当着项羽的面屡次护卫刘邦吗？就算项伯要报恩于张良，他也没有必要为刘姓的安危提着脑袋出卖他们老项家的利益嘛。我怀疑项伯去向张良通风报信，是受项羽指使的，作为敲山震虎的计策，去试探刘邦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项羽、项伯、张良一起在耍刘邦。历史上的帝王被人耍弄的太多了，并不奇怪。既然是耍弄，那么,戏怎么演不行呢？刘邦作为主角，樊哙作为配角，两人被蒙在鼓里配合演出了一回。
第四个不信，是刘邦逃走以后的局面。
他这么一逃，难道不被项羽看作是他心中有鬼吗？项羽就能乖乖地接受这个他本应无法容忍的现实吗？在接受礼品和范增剑劈玉斗的过程中，项羽就能那么一直保持沉默吗？这是项羽的性格吗？范增可能是一个不知内情的人，项羽、项伯叔侄俩商量的试探刘邦的事是等级很高的军事机密，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第五个不信，杀了刘邦是不是真的对项羽集团有利？
这是范增之流不会不考虑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刘邦毕竟还有十万之众近在咫尺，刘邦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最可取的办法是胁迫他下令全军归顺项羽，从而收编他的队伍，为我所用，这也不失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杀了刘邦，关中地区很可能成为一个烂摊子，对于一心要关中称王的项羽反而不利，这是我辈一芥草民都能想到的事，难道范增、项羽者流偌大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就不考虑这样利害攸关之举吗？
由此可见，项羽他们试探刘邦随后耍弄刘邦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项羽一方原计划是要杀刘邦的话，刘邦在那次“鸿门宴”上是不可能有惊无险地虎口余生的。
从实际上看，刘邦确实是项羽称王关中的一大障碍，项伯又是“告密”，又与刘邦约定儿女姻亲，这些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最后一招就是嘱咐刘邦：“明早不可不早来向项王谢罪。”看他敢不敢来。如果刘邦不来或者来了却还要不识时务地坚持“先入咸阳为主”的那个“约定”的话，根据项羽的脾气和他现有的实力，他对刘邦一定是要刀兵相向的，然而，刘邦不但如期而至，而且表现得很有自知之明，项羽已经彻底原谅了刘邦，范增等下属即使不服气，恐怕也不至于斗胆擅自安排杀害刘邦的机关。
那么《鸿门宴》的故事为什么被传得如此玄乎呢？这当然不能全怪司马迁。因为根据司马迁的写作态度，他凭空臆造的可能性不大。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正是大汉王朝方兴未艾的时代，对开国皇帝刘邦的个人崇拜还没有降温，对他“真龙天子”的种种宣扬正在“热播”中。比如说他斩白蛇的故事，说白蛇有多么多么的巨大，非“赤帝之子”莫可降服，其中明显有吹嘘成分。要把“鸿门宴”说得惊心动魄，无非是要证明吉人天相，刘邦是真命天子，大难不死，天授汉祚。
刘邦本来就害怕，宴会尚未结束就溜了，这应该是真的，张良在后面处理善后事宜，也还是比较地从容不迫，并无多少惊险。但张良回到霸上，故意加以渲染，一来更加显示了刘邦的机智和果断，是在拍马屁；二来也顺理成章地夸大了自己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只有刘邦如何逃脱这一环节张良不敢瞎吹，因为刘邦自己是当事人。这件事情的真相，只有这位张良才明白。他是既得利益者,大汉朝建立后,刘邦把自己的故乡给他作封地,(沛县东南秦置留县,故张良为留侯)。今天，谁能叫醒那位聪明的留侯问个究竟呢？
把“鸿门宴”的故事弄成这样，可能还与另外一个人有关，他就是项伯。他与张良一唱一和，尽可能夸大自己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快刀切豆腐——两面取光，为自己捞好处。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封地虽不算大，却是黄海之滨的富庶之乡，而且离项伯的故乡（下相，即今宿迁西南）不远。这可以说是张良和项伯两人在楚、汉两个政治集团的夹缝里投机取巧捞到的好处。
张良、项伯这么说，是为了拍刘邦的马屁，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还敢说这是假的吗？为说真话，他已经受过一次宫刑了，他还敢惹恼姓刘的他们家吗？再把老刘家惹翻了还割什么呢？就只有割脑袋了。所以只好违心地绘声绘色地去为老刘家吹嘘呗。为说真话，直言贾祸，体受阉残，身遭缧绁，司马迁的内心对老刘家怎能没有怨气呢？谁能肯定那“随尿而逃”之类的败笔不是司马迁有意留出来的呢？司马迁有意留败笔的情况在汉史中确实存在，比如韩信被杀一事，在《萧相国世家》中说“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在《淮阴侯列传》中却又说成“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前者说刘邦在平陈豨叛军的前线就已听说韩信被杀了，后者说是从平叛前线回来才知道韩信被杀的事。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是司马迁粗心吗？不是，我认为是司马迁对韩信的被杀存有自己的看法，为让后人来探究此事,故意留下的一道破绽。
由此可见《鸿门宴》是项羽、项伯甚至包括张良合伙演的一场戏，把个刘邦耍了一回罢了。要的就是刘邦乖乖地听话，顺从项羽，从“先入咸阳为主”的美梦中清醒过来，并非真的那么杀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