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热播的《老中医》电视剧将民国时期“废除中医案”始末选入其中，可见编剧良苦用心。虽说此剧备受争议，但艺术创作总以高于现实、超越现实为特点。日前，在微博、各大公众号、知乎等平台，对于中医的争论还在继续……我辈中医人实在痛心，借此文呼吁大家保持理性、踏实发展中医要以疗效为根本，实事求是，切不可追求虚华外表，才不愧对中医前辈付出的努力！
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爱“骂中医”
偶读闲书，读到民国年间一幅很有意思的对联，照抄如下：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联内有何深意不得而知，但其中列举的爬山、吃肉、骂中医、写字、喝酒、说官话（指讲国语）却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最爱。吃肉、喝酒、写字、爬山、说官话都好理解，但为什么要骂中医呢？
事情还需从头讲起。
晚清以来，西学东进，西医就是这个时候随着传教士进人中国的。中国人在接受西医时经历了“疑忌一接触一试用一对比一信服”五个环节。在接触西医之初，走在最前列的是下层老百姓，由于西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久而久之对中上层也产生了影响。据一些史料、笔记介绍，晚清政府官员请西医看病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赫赫有名的林则徐就请美国传教士和医生伯驾治疗过疝气。
给林则徐看病的这位伯驾先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街租赁房屋设立医院，时人称为“新豆栏医局”。伯驾医术高明，所以很快便“博取了人们的信任“，他创办的医局也成为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
1850年，林则徐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民间起义，途中染病去世。据清人笔记记载，林死前大呼“星斗南”而卒，清人述及此事，满头雾水，不知所呼何意。一百多年后，历史学家朱维铮考证出“星斗南”正是闽语“新豆栏”的谐音，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可见西医的震撼已深深地留在了林则徐思想的深处。
与林则徐情况差不多的还有清末重臣李鸿章，李鸿章19世纪60年代初就曾接触过西医，1879年其夫人生病，中医束手无策，后经西方传教士治愈，从此对西医心悦诚服。
进入民国后，西医的地位更是远非“大清国”时所比。由于主政者和上层知识分子多具留学背景，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在他们影响下，西方医学以科学的名义占据了主流，中国传统中医被逐渐边缘化，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废除中医的极端言论。据说在英国治下的香港，中医只能称为“Herbalist”，意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
在这种形势下，中医的地位一落千丈，一些西化的知识分子纷纷贬低中医，且听听我们熟悉的严复、陈独秀、鲁迅们是怎样评价中医的吧：
严复：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陈独秀：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傅斯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 的凭准的。
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听了这些大人物的声音，我们就知道“骂中医”在当时是如何的流行和大义凛然了。当然，“骂”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但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激烈否定和贬斥，这一态度引发了多次关于中医存废的大讨论，并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一次没有中医参加的全国卫生会议
1929年2月底，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地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医学院的院长以及各地的著名西医——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竟然没有一位中医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五十岁从业未满二十年的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五十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这个议案是由中国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著名医学家余云岫提出的，现将主要内容节录，以供有兴趣者研究：
提案人余岩
（议题）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
（理由）……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
（办法）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机，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结束后，给以证书，得永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戊、旧医研究会等，任期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唯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急，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攀三项如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提出这项议案的余云岫是浙江镇海人，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1905年赴日留学，1908年进入医科大学学医，他把西洋医学和中医学两相对比后发现后者相形见绌，于是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回国后余云岫到上海行医，1917年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认为中医古籍《黄帝内经》“无一字不错”，中医“不科学”，“靠暗示的效果”，“精神的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书中还充满了譬如“杀人的祸首”， “坚决消灭中医”等激进的话。
余云岫虽然批评中医最为激烈，却始终以研究的态度待之。据胡适日记记载，1929年12月15日晚，他与余云岫等人一起吃饭，饭桌上谈及中医问题， “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绝非旧医所能为。”余云岫虽然推崇西方医学却并不媚外，他行医时一般不用国外进口的西药，而常常使用国产的药物，这在当时有崇拜舶来品风气的上海是非常罕见的。
他曾经说过： “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有自制新药与舶来品的新药功效相等，我们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巳时，何必用舶来品呢？”余云岫这个做法值得今天的医者效仿。
余云岫在卫生会议上所提议案与他否定中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议案中的“旧医”就是中医，而新医则指西医。当时中医自称为国医，表示这是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与国语、国文、国旗、国歌、国剧等并称。西医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就把中医叫做“旧医”，他们自己称为“新医”，暗示中医是腐朽陈旧的东西，而西医则是现代、新生的科学，将来一定会新陈代谢的。当然，大多数西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排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废止中医一事从开始就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支持，其代表人物便是汪精卫。汪素以革新派领袖自居，他非常赞赏日本的明治维新，常发表演讲说明治维新的第一件事便是废止汉医，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安康。
一次关于中医存亡的抗争之路
沸沸扬扬的“废止中医案”，惊动了沪上两名年轻的中医师。
此两人一位叫张赞臣，一位叫陈存仁，都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张出生于中医世家，其父张伯熙为常州名医；陈存仁则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家庭，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又师从海上名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报《健康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是当时上海中医界的一位青年才俊。
张赞臣编有一本名为《医界春秋》的杂志，订户主要是全国各地的中医。因为提案中涉及“检查新闻杂志”一说，所以张赞臣便征询陈存仁的看法。陈问张其父是什么态度。张坦率地回答：“家父年事已高，连这个议案都看不明白，他认为能开业的仍然营业，也就算了。”
张父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中医特别是老年中医的意见，他们没有看透此事背后暗藏的玄机，所以并不十分重视，除了私下发发牢骚，大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外，并无其他法子，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而已。
陈存仁提议邀请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议集会，他认为老一代中医都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要他们出面领导抗议不大现实，但这些老中医在社会上人脉极广，一定要借重和他们的声望和地位作为号召，实际工作留给年轻人去做。张赞臣也赞成这个想法，于是两人便约他们在中医学校的老师谢利恒到上海有名的点心店五芳斋商量。
当晚回家，陈存仁和张赞臣便把各地订户的名册连夜摘录出来，全国三百多个省市县都有了地址。当时上海中医界正酝酿组织一个统一的“上海市中医协会”，公推丁仲英为理事长，谢利恒为监事长，他们便以协会的名义向全国中医发出通知，决定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中医代表大会。
大会的筹备工作做得非常仔细，专门成立了秘书组、总务组、财物组、宣传组、接待组和干事组，负责具体事宜。上海中医药界对这次集会极为重视，中医同仁纷纷慷慨解囊，各尽其力捐了4000多元，作为大会的经费。丁仲英专门叮嘱办事人员说： “经费看来不成问题，应该在通电上说明，各地代表旅费自备，到上海后食宿均由我们招待。”当时上海普通旅馆每天的房金大约一两元大洋，上海中医协会按照代表人数预定了几家旅馆；会议预计召开三天，代表们的两餐，也由上海中医界指定菜馆凭券招待。
随后，丁、谢让陈存仁将上海中医界的意见以及召开全国中医代表大会的消息写成新闻稿，分送沪上各大报馆；并分别向总商会、各行业工会、各地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通报情况。几天后，不仅各大报刊均刊发了消息，而且多家报纸还配发了社论，众多社会团体发了声援通电，掀起了上海市抗争活动第一个高潮。
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
面对汹涌而起的抗争浪潮，决定由西医界笔头最好的余云岫、汪企张、庞京周、范守渊等人出面写文章，接受采访，发表淡话，阐述必须废止中医的理由，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中医也推出陈存仁等四人出马迎敌；双方一对一地在报上展开笔战，一时间热闹非凡。
当时西医的金字招牌是科学，他们以生理学、化学、物理学以及药理学为后盾，将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等统统归人大仙、会道门和江湖骗术一类。而中医则扬长避短，不谈“扁鹊”，不谈“华佗”，也不谈《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所有深奥的理论全不提，自始至终，只抓住“效验”二字做文章。
双方你来我往，争得不可开交。这时褚民谊坐不住了，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长篇谈话，支持全国卫生会议作出的决定。当时新闻媒体对中央要人的谈话非常重视，各报馆都决定将褚的谈话次日见报。《申报》编辑赵君豪与陈存仁很熟悉，马上打电话给陈，要他去看一下。陈存仁赶到编辑部把原稿抄下来，随后到教自己古医文的老师姚公鹤家中商量，姚对他说： “按照报馆立场，褚民谊的谈话一定会一字不改地刊出，你要应付他的话，一定要连夜拟一稿送去，明天早晨就会一同刊发。否则，中央要人的谈话在前，难免会产生先人为主的效果，再驳他就难了。”
陈点头称是，马上就在姚家书房写了起来。稿成后，又请姚公鹤稍加润色，连夜油印了十份，分送各报。第二天，除了两家怕得罪褚民谊的报纸未及时刊出外，其余的都是两文一同刊发，针锋相对，相映成趣，读者读了都忍不住拍案叫绝。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省、243县、4市的中医代表共计281人赶到上海参加集会。举行会议的总商会大厅是上海滩最宽敞、最宏伟的会场，代表们坐不满座位，上海三所中医学校以及药业职工补充了全部空座，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
中医“生存”下来了
大会一连开了三天，最后选出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和陈存仁五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并推举谢利恒担任请愿团首席代表。南京代表隋翰英建议邀请上海名医陆仲安、南京名医张简斋担任顾问，因为这两人与南京政府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如果有他们参加，事情就好办多了。两人都很痛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且不要任何名义。
请愿团到南京后，有许多报馆的记者要求采访，大家推举陈存仁做发言人，回答记者的提问。陈存仁把中医存废的利弊向媒体一一详述，他说：“全国中医有83万人，药铺约有20余万家，对全国十分之久以上的民众做着疗病保健工作，而全国西医不过6000人，且多数集中在都市，大部分县市和乡村连一个西医都没有，百姓一旦有病，只能依靠中医，又怎么能废除呢？”陈氏的话合情人理，引起了众人共鸣，纷纷点头称道。
请愿团又得到了行政院院长谭廷间的支持，谭表态说： “中医绝不能废止，只要我做一天院长，不但不废止，还要大加提倡。”说完还请谢利恒老先生为其诊脉处方，第二天，南京各大报纸就将这张方子全文刊登出来。随后，他们又去拜谒了于右任、林森、戴季陶、焦易堂等国民党元老和各院、会首长，他们都表示了对中医的支持。
当天的请愿非常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南京中医界的代表在金陵春酒家为请愿团接风洗尘，还陪他们欣赏了秦淮河和玄武湖夜景，大家尽欢而散。
第二天，请愿团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请愿书，当时正举行国民党三全大会，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来接见请愿代表，他和请愿团中的许多人都很熟稔，说话也很随意： “关于废止中医一案，是西医的单相思，执行是由政府执行的，请大家尽管放心。”当时蒋正面临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挑战，迫切需要巩固国民政府，维稳心态强烈，他希望这一事件能够尽快平息。
废止中医的支持者汪精卫在这次三全大会上，也因支持陈公博的改组派受到书面警告的处分，褚民谊也被降为候补中央执委。汪、褚的失势，必然影响到废止中医案的命运。可见，这次中西医论战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息息相关。
请愿团回到上海不久，就接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的公函，卫生会议通过的提案最终被撤销。
本文摘自《拍案称奇——奇方妙法治案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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