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人际关系修养之“十分忍耐”
提高人际关系的修养（下）
（二）“十分忍耐”的境界
努力之后，还应该学会忍耐，忍耐要掌握以下内容：
1.理解“忍”的必要性
所谓“忍”，就是在心头的上面放了一把刀。忍耐在为人处世的哲学中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一个人要长期地得到别人的拥戴，就非忍不可，因为经常会有暂时性的误会或者不理解，凡是忍得过去的后面的日子都很好过，而凡是忍不过去的当下的关卡就过不了。因此，人们应该认识到依靠时间通常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关键在于个人有没有达到如此的修行境界。
2.“忍”的关键在于“不急”
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越来越严重，凡事都追求快节奏，然而，客观的经验告诉人们，通常越讲求快速就越达不到既定的目标，所谓“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忍”的关键在于“不急”，凡事应按捺住一开始就求快的想法，首先选择判断正确的方向，而后才可以放心地去快，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方向绝对比速度要重要，要优先。
不仅如此，越急的事情就越应该缓办，因为面对急事人们往往容易心浮气躁，急切地进行操作只会导致忙中出错。所以做任何事情一定有个过程，急是完全没有用的。
3.避免“逞一时之气”
“逞一时之气”往往不利于矛盾或者冲突的解决，只会造成相互僵持、都下不来台的局面。因此，应该切忌“逞一时之气”，通过忍耐来维持长久的关系。
【案例】
〔“少数服从多数”中包含的谬误〕
西方崇尚民主，因此它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谬误。世界上睿智聪明的人永远是少数，而多数人都是平凡之辈。在这种前提下，“让少数的聪明人去听从大多数平凡之辈的意见”的论断自然是站不住脚的。《易经》中提到“贤大于多数”的观点，就在于说明“少数贤达的观点胜过多数愚昧的想法”的客观实际。因为曲高必然和寡，这就意味着真正高明的策略由于一般人看不懂所以都是饱受攻击的。由此可见，忍耐是对有才能的人而言的，聪明才智越高的人越需要忍耐，否则只会被活活气死。
在中国，“法是由少数人订立，由一个人修改的”，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自古迄今的一贯精神。少数人可以控制多数的人，稍微有意见就加以恐吓、威胁，再不听从命令便杀一儆百，给予惩罚。当然如此的强奸民意在现如今是行不通的，但我们必须明白“公司是少数人在维持，没有什么全员经营”的道理。中国人只可以商量，没有办法讨论，因为通常都是不懂的人声音更大，懂的人声音较小。在这种时候，领导讲一句话比员工讲一百句都要来得直接和有效。
对“中国式人际关系”的总结之一：合理追求圆满
在中国式人际关系的思想体系中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合理追求圆满”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之一。
1.事事无绝对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之中，只要人们活着就不应该形成绝对的观念，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绝对的时候，就意味着会有错误的出现。在科学领域也是一样，如果缺乏如此相对的哲学素养，要了解科学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人们说话应该是“随便说说”，不能认真，一旦认真就会犯“绝对”的错误，相应地听话只能听到差不多的地步。研究问题也是一样，只能研究到差不多的地步，再继续下去就会出错了。
所以说，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每个人都一定要了解所处的环境，树立“每一句话多少都有一点道理”的思维，并且对于不同的人要讲不同的话，这样才能避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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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存善念，追求合理
面对“事事无绝对”的情况，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如何把握处理各种事情的尺度呢？其答案就是“心存善念，追求合理”。这个原理扩展到经营管理方面也是一样，不同的企业之所以依据相同的市场数据会经营出不同的效果，就说明管理是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的。
【案例一】
〔中美关系思维的差异〕
从管理的角度来观察，早期的美国式管理要求“不变”，一切依照规定，不能够自行变更。权变理论出现以后，又要求“变”，一切求新求变，好像不变就会落伍，就会被淘汰。这种“变就要变得彻底”而“不变就应该坚持不变”的两极化作风，缺乏包容性，因而不能达到安人的目的。
在中国进行管理，应运用《易经》的道理充分掌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自然规律，来合理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世现象。这对于世界大同的远景最为合适。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评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应该是相当有根据的，而且也十分符合人类的福祉。
【案例二】
〔对“中庸之道”的理解〕
朱子当年曾经说过：“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后来反而被“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错误解释给淹没了，弄得很多人对中庸产生了误解。实际上，中庸主义应该被称为合理主义，也就是说，合理的因应，便是中庸之道。变来变去，目的是在求合理，就不是乱变。而对具体的事情“是否合理”的答案是很难讲的，中国人经常把“很难讲”挂在口头上，意思是合理与否，很不容易论断，必须格外谨慎小心，才能够判明。
3.人治大于法治
在中国社会中，一切求合理，因此有法无法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种“人治大于法治”的做法，迄今仍然是“合理追求圆满”的主要依据。
中国人比较重视“情性”的表现，即既不完全理性，也不诉诸于感性。“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意思是“心安的话，就表示合理”。人们习惯于“依据心里好过不好过来判断”，很早就摆脱“对就是对，不对便是不对”的二分法陷阱，进入到了“对，有什么用”的层次，强调的是必须达到“圆满”的境界才能够心安理得。
孔子早已提出“情治”的概念，他所说的“德治”其实就是“用情感来感化”，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那自然任何事情都好沟通。
法、理、情兼顾并重，而以情为指导纲领，一切在合理中求圆满，才合乎中国人高水准的要求。因此，合理追求圆满自然应该成为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法律、规定都当作参考，一切事物都在“参考法令，合理解决”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