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作者写过一
篇由1932年鲁迅日记上一段话引起他产生“令人费解的谜团”文章，这位作者说鲁迅日记2月15日提到“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第二天晚上，鲁迅不仅带着前一天的几人，而且把两大家男女老少及女工全带到同宝泰“饮酒”，自己竟然喝多了，“颇醉”。也就在“颇醉”之后，鲁迅邀妓了：“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就此事，这位作者发出了如下的联想和诘问：“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位作者还严肃地指出：“此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此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
然而，1932年抗战尚未全面爆发，大上海的百姓仍在过较正常的日子，饮点酒，找异性聊聊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只给对方“一元”。“一元”也不过相当现在二三十元人民币，可以买本书的价值。“一元”钱也不会让对方做什么“特殊服务”吧！还有如果真的是风流之事，以鲁迅的智慧和世故也不会白纸黑字坦然写在本子上，留下抹不去的记录吧。日记虽然是写个人隐私之事，但我觉得鲁迅内心也认为日记，尤其是名人的日记是终会让其他人看到的。还有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周海婴编读这段日记时，如果认为“不妥”也会作适当处理吧。
作为文化人、作家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也是一种写作需要和阅历。据说，当年不少作家都会到一些风月场所了解底层生活。又比如茅盾先生，为了写好《子夜》有关章节，就曾到过灯红酒绿场所，“到过”不等“干过”，这应有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