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叫“明亡于党争”，此处的党争，往往被人特指为东林党与“阉党”的政争。当时，两者的代表有如顾宪成、高攀龙、杨涟、魏忠贤、崔呈秀等人，现在，他们逐渐沦为一种“符号”，其人其事满足了后人出于不同目的消费需求。
然而，在被“消费”的过程中，两“党”的形象难免被简单化、片面化乃至扭曲，本局曾发文（《东林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对东林党人有过普及性的介绍，作为东林党人的对立面，为免厚此薄彼，有必要说清这样一个问题：“阉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
何为“阉党”
顾名思义，阉党即“阉人的党羽”，以儒家价值观来衡量，这是在骂人，如同骂“婊子养的”，这么难听的名词，自然不是自称。
“阉党”一词并非明朝人的发明，东汉就有了，《东观汉记》载：
“荀昙……乃相与共除阉党，后昱与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这是阉党一词第一次出现，主要指中官。
在皇权时代，佞幸、奸臣、阉党，都是背负着负面形象的群体。奸臣指大奸大恶之臣；佞幸指投君上所好，使君上沉迷游乐之人，这部分群体最杂，很难被自居正人君子的士大夫认可。
在明代，“阉党”最初并非官方称呼，官方称为“逆党”。多数明末清初史料用的是“逆党”来称呼后人印象中的“阉党”，如成书于顺治年间的编年体史书《国榷》，全书只出现过1次“阉党”，而“逆党”则有30次。
明代的“逆党”成分很复杂，并无很强的地域性，只是一个被崇祯帝确立的边界。崇祯时期，皇帝给“逆案”定下七等，不少内阁及六部成员、督抚都在其中。有意思的是，前几等中，除了魏忠贤爪牙崔呈秀，其出身多来自科举正途之外的杂流。
▲朱批万斯同的《明史稿》。
即如清人修纂的《明史·阉党传》中，其所收录者，活跃在明末的官僚有36人，除了许显纯等3人外，余下33人多出身进士，无怪乎清人将阉宦之祸的锅给了士大夫：
“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用垂鉴诫”。“逆党”与“阉党”
后世理解的“阉党”一般指魏忠贤及其党羽，然而“魏逆”变成“魏阉”、“逆党”转化成“阉党”，并非一蹴而就。
崇祯帝登基后，亲自惩办了魏忠贤、客氏、崔呈秀等人，又屡次钦定逆党名单。崇祯二年三月，皇帝将逆党名单诏示天下。逆案“七等”，士大夫基本排在后四等。
这些名单是怎样定下来的？《阉党传》记录了这一过程：
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同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人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这段史料说明，起初，廷臣不愿意扩大“逆案”的打击面，然而崇祯帝意欲扩大，他对廷臣步步紧逼，在拟定的逆党名单中已有的四五十人里，再加十几人，又将“内侍同恶”者加入，最后列入所有写了颂魏忠贤奏章的官员。
可以说，崇祯帝一手构建了“逆党”，在这个名单里，那些“赞导、拥戴、颂美、谄附”魏忠贤的，有几百人。
“逆党”之名转为“阉党”，很大程度上出自江南士大夫的“污名化”，崇祯时期，关于魏忠贤的小说诗歌广为流传。长安道人的《警世阴阳梦》称魏忠贤青楼嫖赌患疡发疮，自阉入宫后诬陷忠良，极尽丑化之能事。《梼杌闲评》又大肆揭露魏忠贤的丑。“阉党”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以致清修《明史》设立 “阉党”名目，不可谓不是此种负面之余波。
崇祯帝给逆案定的七等中，士大夫基本排在后四等，越往后排，则越有可能是“被逆党”、“被阉党”。
▲崇祯帝与袁崇焕。
兵部尚书阎鸣泰是袁崇焕的老铁，两边都吃的开，后因歌颂“厂公”，被划为“逆党”；而同样歌颂厂公的袁崇焕，被划为东林。其实，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师承、履历上来说，袁崇焕和东林都没啥关系。
礼部官员张瑞图因好书法，“为忠贤书碑，”就被崇祯帝以“逆党”罪之，“坐赎徒为民”。内阁首辅温体仁两边都不站队，最终被清流划入“逆党”，明史又将其列入奸臣传。
有的还被迫转向逆党，即如魏忠贤的爪牙崔呈秀，本是青年才俊，被东林党高攀龙弹劾后，为求羽翼投靠魏公公，后成了阉党的核心，一时风头无二。后来活跃于弘光政权中的阮大铖，早年也是在选录吏科都给事中时，被高攀龙给黑了，遂果断投身魏公公求摆平。
“东林君子”做事有时的确不那么“君子”。
“阉党”做了什么
人们常拿“阉党”当政来形容天启、崇祯两朝政治，甚至用来解释南明政治。实际上，“阉党时代”、“阉党政治”只有三年，其他更多是各种人事、利益、团体的一般性党争。
细读《明熹宗实录》，会发现前三年和后三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间段。天启皇帝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只在一些极微小的地方才能看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性格痕迹。但造成转变的关键资料——《明熹宗实录》中天启四年全年的原文已丢失，我们见到的资料，内容选择上带有极强烈的东林色彩，使得我们很难判断天启四年为何会有如此骤变。
但可以确定的是，天启四年，杨涟上疏骂魏忠贤有二十四大罪一事，促使政争白热化：一方在快打倒另一方的时候，被绕床痛哭的另一方打倒。经魏忠贤与锦衣卫的密切配合，东林党人几乎被逐出朝廷，倒台的被彻底定性为奸党、东林党，并被编入“东林点将录”。失败一方自称此事为“缙绅之祸”，崇祯朝许多复起官员认为，被贬乃因为抗“阉”。
▲著名演员金士杰饰演的魏忠贤。
天启六年，袁崇焕指挥的宁远之战获胜，努尔哈赤被炮击伤死去。魏忠贤主政的声望日显。
当时“甘镇奏捷，蕃育署丞张永祚获盗，并言忠贤区画方略”。浙江巡抚潘汝祯首次提出建生祠，之后海内争相望风献谄，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相颂德立祠，甚至提出魏忠贤和孔子并肩，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
当时所有奏疏，咸称“厂臣”，大学士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天启七年魏忠贤的权威达到巅峰，国家也陷入狂热，被东林党人目为“阉党”的士大夫，此时可谓顺风顺水。崔呈秀几年时间就从河南道御史到了工部尚书、兵部尚书。
崇祯登基后，魏忠贤落败，“阉党”的好日子才到了头。
明亡于党争？
定“逆案”之举，提高了崇祯的权威（今天可以看到大量夸赞崇祯为圣明君主的奏章⑧），在此之后，天启末期的极端狂热已结束，但党争并没有结束，双方依然给对方安插罪名，到南明诸朝，“逆案中阮大铖等卒肆毒江左，至于灭亡”，甚至延续到了清朝的陈名夏之死。
后人常谓明亡于党争，若细究起来，有可能是夸大其词。党争起于皇帝懒政，烈于皇权弱势，弱于勤勉君王。万历不亲政但并非不问政，依然垂拱而治，其时代党争并没有所说那么激烈。光宗、熹宗弱势，党争彻底激化，甚至有三年的“阉党政治”，这一时期，明王朝最狂热、最折腾、最脆弱，钱粮征不上来，军饷发不出去，岌岌可危。到了崇祯朝，通过处理逆党而获得权力与权威的崇祯帝，将党争控制在极低的烈度范围内。失控的舆论、军事的失败，以及乱七八糟的国家战略，皇帝的急于求成，或许更是将王朝推向灭亡境地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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