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东传以来，有历史记载可考者，为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派人西域求法，抄写《四十二章经》并迎请摩腾、竺法兰等外国僧人到洛阳，将《四十二章经》敬献于汉明帝以佑皇恩浩荡、国太民安。因此，这《四十二章经》也就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也就把这一传说载入史册。这就为传统的佛教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使传说成为历史事实（所以为传说者，是因为当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关于《四十二章经》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后汉《牟子理惑论》。今人认为此书是伪造，因此《四十二章经》的翻译也就成了传说。）。
在《牟子理惑论》中说：“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牟子与支谦大略是同时代的人，作者这里所指的《四十二章经》当然不可能是指支谦所译的本子，而应该是在此之前的汉译本子，这就说明汉末时期的人对此经己经非常崇敬。在梁僧祐《续撰失译杂经录》的自序中云：“孝明感梦，张骞远使，西域月支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此是僧祐在道安的《综经目录》的基础上又撰此《经录》，说明道安当时并没有将所有的经典全部收进他的《综经目录》。梁《高僧传》又这样记载：“时蔡暗既至彼国兰与摩腾，……翻译〈十地经论〉、〈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佐唯〈四十二章经〉今现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另外，还有《佛祖统纪》、《出三藏记集》、《广弘明集》、《历代三宝纪》、《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等对本经的翻译都有记载，这些大量的历史事实都说明《四十二章经》是汉代的译本，为佛教初传最早翻译的经典。已经被传统的佛教接受和确定。
《历代三宝纪》记载云：“旧录云：‘ 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摄要引俗，似此孝经一十八章。’道安录无。出旧录及朱士行汉录。僧祐出三藏记又载。”《三宝纪》的记载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四十二章经》本来是从外国经典中抄录出来的，如果说汉代以后又有人重译此经者，请问原本从何而来，不可能无有原本而能译出此经；第二、说明《四十二章经》原本出自大众部，为了使世俗之人更加明白，用中国传统的“孝经”的形式抄出。所以经文的内容很象中国传统“孝经”的文体，而不象外国经文翻译的文体；第三、道安《经录》无此经者，是因为道安此时已经迁居南方，当时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经典全部收录完。这说明道安治学严谨，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决不收入《经录》，并不能说此经不存在；第四、说明道安的《经录》不是最早的《目录》，在道安之前已有支敏度的《旧录》和朱士行的《汉录》；第五、说明后来的大多数记载皆是录自《旧录》。这就是说传统的说法大同小异，是有他的必然性。可是如果仅一面之见就认为此经是后人伪造，总有些不符合事实，我们应从罗辑、史记等各方面去探讨和研究，才能找到更加确切、合理的答案。
不仅历代“史记”确定此经是汉译无疑，就近代一些高僧大德也如此坚信无疑。比如，近代佛学大家周淑迦先生说：有人以为此经文词华茂，不类汉代所译诸经的古拙，疑是晋人伪造，或后人所译。有人以为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中有孙吴支谦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是迦叶摩腾译本的重译，于是认为现存本是吴支谦译本。考印度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称为贝叶经，极易碎破，不耐翻检。所以师资授受都是口耳相传，全凭背诵记忆。这《四十二章经》是迦叶摩腾就所记忆的《阿含经》背诵出四十二章。译者笔受其意，写成此经以供汉明帝阅览的，未必是依文直译。此经既是迦叶摩腾以意诵出《阿含经》的节要，西域未必有此选本，支谦从何而得梵本重译。
任继愈先生也说：《四十二章经》不是一部独立的佛经，是辑录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的“经抄”，它相当于“佛教概要”一类的入门书。在汉地社会佛教刚流行的时候抄回这种佛经也是可以理解的。
汤用彤先生也说：《四十二章经》虽不含大乘教义，老庄玄理，虽其所陈，朴质平实，原出小乘经典。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互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极多，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实在于汉代道术相合。
隆莲法师也说：《历代三宝纪》引《旧录》明说：“本是外国经抄”，《出三藏记集》也说本经见于《旧录》。《旧录》为晋成帝时（326——342）支敏度所作，约与道安同时，当出于翻译，而且流行很早，在安世高译经以前，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说明佛教基本修道的经典，似乎是很合理的。也就因为它是最早的一部汉译佛经，文字简短而又包含了佛教修道纲领，所以直到现在客观存在仍为佛教徒重视的典籍。
以上这些皆是佛教当代的高僧大德和佛学大家，都是在佛学理论上有杰出造诣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代表近代的佛学研究成果。尽管《四十二章经》被确认为是佛教最初翻译的经典有些不够百分之百的准确，可是必定也有它一定的理由和大量的事实依据，不能全说成是传说而已。当然，对于不足之处应给予完善和补充。(作者，理净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