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
内容简介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作者简介
张勉治（Michael G.Chang），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主要研究领域为 16 至 19 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前主要关注盛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物质文化。
译者简介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政治史，译有《州县官的银两》《自贡商人》《君主与大臣》等。
书籍摘录
绪论（节选）
乾隆皇帝是统治中国内地的第四位满洲皇帝，他的祖父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既沐浴在乃祖的光环之中，又为乃祖的盛名所遮掩。 1751 年首次南巡时，乾隆皇帝欣然承认先辈的遗产：“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历今四十余年，盛典昭垂，衢谣在耳。”康熙南巡不仅是歌颂和传说的素材，而且也是一种政治表演——众人被吸引并表现得井然有序：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癸未（1699年4月13日），御舟入境，沿途迎谒者数百里不绝，而苏州为尤盛。凡在籍诸臣为前一行，监生、生员次之，耆老又次之，编户之民又次之。水路并进，每舟列黄旛，标都贯姓名迎驾等字于其上。路亦如之。凡献康衢送若干帙，装以黄绫。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各建綵亭，纵广百步。榱桷栏楯极壮丽，桥巷树綵坊，锦棚高出檐表，遍列花灯。
这样的节庆场面被认为是“体皇上合天下之欢”。此种编排自然是有益于朝廷，也对苏州当地官员和名流有好处，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竞献其力”。约五十年后，乾隆皇帝通过编排具有同样寓意的万众欢庆的生动场面，以仿效“皇祖”。
1750 年初，也就是在首次南巡前整整一年，乾隆皇帝发布一道关于预备“辇路”的上谕，其中坚持要能被民众很清楚地看到：“道路虽观瞻所及，间或蔽以布帷菅蒯之属，旷野中竟不为障蔽。”在离开北京的这一天，乾隆皇帝急切地想见瞻仰圣驾的人们“阛阓通衢”，他听说“士民父老念切近光”，尤为高兴。然而，存在着一个问题，乾隆皇帝“诚恐地方有司因虑道路拥挤，或致先期阻拦”，决意不要那些操心琐碎之事的小官僚们扫此事之兴，“若道路宽广，清跸所经，毋虞拥塞”，他在一道专门下发的上谕中，说得明白：“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就瞻”乃用典，指“就目瞻云”，出自司马迁《史记》，用以描述圣君舜的美德。六个星期后，圣驾抵达苏州，他骄傲地宣称：“入境以来，白叟黄童扶携恐后，就瞻爱戴，诚意可嘉。”李斗是十八世纪末的扬州人，他证实了乾隆皇帝的叙述：“道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过皆然。”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就瞻”的举动是相互的，充满着特殊意义。看与被看，两者“既足慰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见闾阎风俗之盛”。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当时，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寻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个清帝国以及亚洲沿海和大陆都有反响。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从停靠大阪的中国商船上的水手那里得到情报，了解到了经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长期行程。至今日，南巡的景象依然能牵动大众和历史的想象。的确，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国史的研究学者，多少都知道一点 1751—1784 年间的乾隆六次南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是在 1751 、 1757 、 1762 、 1765 、 1780 、 1784 年的春天。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是在 1684 、 1689 、 1699 、 1703 、 1705 、 1707 年。然而，正如著名清史专家郭成康所说：“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我的研究，旨在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填补这一空白。
让我们先对乾隆南巡“说两句”。南巡旷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当大规模的扈从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巡历帝国最繁荣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从出巡路线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从走陆路，经直隶、山东、江苏北部，到达清河县（今天的清江）的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乾隆皇帝视察那里的堤坝塘堰等综合水利设施。 1288—1855 年，黄河流经山东丘陵的南部，经过苏北，在这里夺淮河入黄海。渡黄河后，这一移动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运河，前往主要的县、府等治所，如宝应、高邮、扬州。就在扬州以南的地方，御舟过长江并在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重要城市停留，之后到达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继续向南，过嘉兴府，接着向省城杭州进发，在那里乾隆皇帝举行召试，检阅地方军队并游览城市景点，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后四次南巡期间（1762、1765、1780和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宁县视察沿杭州湾的海塘，然后去杭州。 1751 年，圣驾从杭州出发，渡过钱塘江，这样乾隆皇帝可以亲祭位于绍兴府、传说中的圣君大禹的陵墓，这是皇帝行程的最南端。（1751年后，乾隆皇帝再未前往绍兴。）
返程时，皇帝一行北上，沿大运河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府，然后向西，走陆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宁（今天的南京）。这里乾隆皇帝又一次举行召试，检阅军队，参观该城的历史古迹。接下来这一移动的朝廷折回镇江，过长江，继续沿大运河北上，到达与黄河的交汇处。从 1757 年第二次南巡开始，乾隆皇帝及贴身扈从在山东—江苏交界处与皇太后一行分开，走陆路到徐州，视察该地区的重要水利设施。在返回大运河后，皇帝一行乘船继续北上至德州，最后回到北京。皇太后的船队返京时常常更为从容，通常比皇帝晚一些日子才回到京郊。
1751 年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在主要城市停留时间很长：杭州九天、苏州八天、江宁四天。除参加上述精心编排的大众欢庆仪式外，他还做了许多事情。其中，他视察水利设施，祭祀地方神祇，陟黜地方官员，接见地方名流，予以各种恩赏，招揽学术和文学人才，检阅军队以及参观景点和历史名胜。
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具体的实例，阐明在帝国核心和江南之间所表现出的以动态张力及持续性博弈为特点的多面关系。“江南”字面意思是“（长）江之南”，但它实际上是指一个更为辽阔的地理—文化地区，包括两个重要的省份：江苏和浙江。在十七、十八世纪，这两个省在一些方面对于清帝国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来自江苏和浙江的汉族士人占据了九品文官制度中后五品的多数职位。从经济上看，这两个省创造了帝国的商业和农业大半财富，向国家供应漕粮，它们上缴的赋税占据国家收入的最大份额，更不用说它们所出产的食盐、丝绸和瓷器等其他重要的商品和奢侈品了。在文化上，江南是汉族士人学术和高雅艺术无可争议的中心。然而，十七世纪清朝入主中原以来，它也成为反清复明运动及反满情绪的堡垒。清廷是如何对这一重要地区及居民建立起权威及合法统治的？在十八世纪，清朝对于中国内地统治的切实条件是什么，历史机制是怎样的？这是本书要解决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其次，这是对于盛清统治的研究。它探讨了盛清的政治文化，盛清的统治是由一系列历史参与者在这种文化里予以建构的，并通过这种文化进行争夺，而所有这些人是在社会和历史所建构的情境之中进行活动的。我很赞同贝克尔对于“政治文化”概念的有影响力、更具语言学表现力的表述。他“将政治视为是关于权利之主张的；视为任何社会的个人与集团用以表达、商协、实施各自加之于他人或整体之上的竞争性主张的活动。……在此意义上，政治文化，是一套话语或象征意义的活动，通过它得以主张这些权利”。我的主要看法是：南巡——以及更广义的巡幸活动——是盛清政治文化的最重要内容，在这一重要、多变的历史时期，它对于清朝统治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这一时期有人称为“盛世”，或称为清朝征服的“第二阶段”“盛清”，或干脆称为“长十八世纪”（1680年代—1820年代）。
我以为，清朝统治是由紧密系于相互依存、因时而变的动态网络的各种集团组成；这些集团的互动，既建构了一套相互重叠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制度安排，同时也被后者所建构。可以说，清朝统治通过相互重叠的民族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和王朝（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进行建构时，它既是民族的（ethnic），也是王朝的（dynastic），也就是说是“民族—王朝”的（ethno dynastic）。而且，“民族—王朝”统治，从历史上看，是一种特殊的、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家产制统治（partimonial domination）形式，这一点我后面将详作解释。这里只是指出，在清帝国意识形态的构造中，清朝统治同时所具有的民族与王朝的向度至为明显，而南巡则是绝好的例证。
将南巡首先视为意识形态的活动——也就是作为维护权力、会产生特殊意义的一套话语和象征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一种取向，如同所有对于意识形态的批评研究一样，要求详尽考察“各种象征形式所建构和表达的意义的多种途径”，以便“建立和维持统治关系”。更具体地说，这将民族—王朝的统治，解释为是通过清廷熟练运用各种霸权话语（其中包括“法祖”“无逸”“观民”“返淳还朴”）进行建构的。这种占有话语的举动，赋予这些格言以大量的意识形态意涵，使得清廷能够调和人们所谓的“民族的”和“天下一家的（cosmopolitian)”统治模式间（也就是“修辞的竞技场”）的内在张力。因相似而产生合法性（文化的同化）和因差异而产生支配关系（民族的区别）原则间的内在矛盾，只是“ 1680 年至 1780 年这一百年间清朝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充斥着的许多“均衡的二分或紧张关系”中的一个而已。
在清廷于各种行动和互动之前就已存在的领域内（就是说，现有的制度安排），在维护并申张其“家产制”特权中，民族—王朝统治得以彰显自我。此时，清廷寻求——不同程度地成功了——对于汉族精英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加强其权威和影响，这些汉族精英不仅主导着科举考试和行政部门，而且支配着地方社会。换言之，清民族—王朝统治的核心是乾隆朝廷，针对中国内地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霸权地位的地区和地方精英集团，一以贯之地执着于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家产制统治”。
本研究极大地受益于标榜为清史研究中的“阿尔泰”学派（与汉化学派相对立），它研究的是“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或简称为“新清史”。正因如此，它加入了还在进行中的关于“汉化”作为一种理解清朝统治运行及意义的可行范式的争论。无论清史研究中这一修正论的趋势是否真的“新”，抑或仅仅是代表了早期英文研究的一些论题的重新提出，这可以进行争论。我以为，归为新清史的学者包括：柯娇燕（Pamela Crossley）、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欧立德（Mark Elliott）、傅雷（Philippe Forêt）、河罗娜（Laura Hostetler）、米华健（James Millward）、孔飞力（Philip kuhn）、罗友枝（Evelyn Rawski）、路康乐（Edward Rhoads）、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司徒安（Angela Zito）。用英语写作，在某方面进行民族研究的老一辈代表人物是：梅谷（Franz Micha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魏特夫（Karl wittfogel）、冯家昇、大卫·法夸尔（David Farquhar）、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劳伦斯·凯斯勒（Lawrence Kessler）、黄培（Pei Huang）、安熙龙（Robert Oxnam），当然还有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无论如何，我的研究，与“新”清史许多研究一道，直接是受益于已故的傅礼初教授，傅礼初思想的影响应当予以正式承认，也值得大段的征引。在 1979 年 2 月 7 日写给时任《清史问题》（目前期刊《帝制晚期中国》的前身）主编柯志文（James Cole）的信中，傅礼初（应邀）给出建议：在清史研究领域，“有三件事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
（1）清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情况。内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西南土司，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加强或松懈的机制又是什么？内亚领土并入帝国对于中国内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中央政府，尤其是君主制的基础。除了皇帝的奴仆（太监、包衣、旗人和士大夫）外，皇帝还倚赖哪些人来支持中央政府的利益，反对地主们的利益？地主阶级真的因为将他们中的成员吸纳进政府就被控制了吗？朝廷与商人以及其他的非官方人员间的联系，还有多少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对于中央政府的运转、权力的真正运作模式，我们缺少明晰、统一的认识。
（3）满洲人研究。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清初的历史，更多地了解满洲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帝国。
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令人满意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我的盛清巡幸（特别是乾隆南巡）研究，对于傅礼初所提出的三个问题都进行了一些探讨。
我在后面各章中对于南巡的分析，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第一，我视南巡是在特定时期——也就是 1680 、 1740 和 1780 年代——全面恢复巡幸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对于南巡背后皇帝的动机给出了一个更复杂和更具历史场境的解释，尤其关注一直进行中、作为一种家产制统治形式的民族—王朝统治的建构和重构。第二，我深入探讨了困难且棘手的问题：地方对于南巡的反应以及大众对南巡的认识。这里，我旨在打破史学家历来所赋予清廷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的“垄断认识”，提供一个对于盛清统治更为复杂且精细的历史说明。特别是，我认为，乾隆南巡是清廷基本（人们可以说是建制的［constitutional］）使命的表现，就是清廷在面对重要历史发展时，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制度理据，而这些发展最终却又超出它现有的或完全的控制。在此意义上，南巡是清廷应因一系列历史境况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历史包括诸如军事威胁、水利危机以及趋势日益增强、影响着十八世纪清朝所有层面的人口增长、商业化、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文化流动性。
题图为《乾隆南巡图》（局部），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