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变法时的皇帝是谁_康有为跪着变法的原因

“六君子”被杀后，溜之大吉的康有为为了保住维新派的面子，以争取国际、国内之同情与支持，又不惜种种作伪，掩盖“六君子”被杀真相。比如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围园杀后”计划，其对光绪所言，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绝对不是要杀慈禧。所谓“戊戌六君子”，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并愿意为之而死，心甘情愿为变法流血牺牲，希望以此来唤醒国人。六君子中，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是实实在在被哥哥坑了一把。被捕后，他大感冤枉，在监狱中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

相对于被斩首的六君子，主谋的康有为反而出逃到了海外，过起了做生意，娶了几房小妾的惬意生活。不仅如此，康有为晚年思想趋于保守，还给张勋复辟唱赞歌，以及康有为之死，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他自己晚节不保，其人品至今为人们所诟病！

于“公车上书”一事，欺世盗名。

按康有为自己的记载，“公车上书”事件前后，是朝廷与李鸿章商议与日本议和，被他得知消息后，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湖南举人，联合其他各地学子集体上书，痛斥此一卖国和约。结果朝廷害怕造成不良影响，动用强权连夜镇压，遂使运动失败。但经姜鸣、茅海建等学者爬梳故宫档案、作详细考证后指出事实真相：当时上书反对朝廷议和，指斥李鸿章卖国的主体，实为中央地方大小官员。他们上书反对者甚多，都察院也多数代奏，因此当时基本不存在“强权镇压反对议和声音”的政治气氛。经茅海建先生还原，“公车上书”的真相是：

1）当时上书反对议和的声音极多，几乎听不到支持议和的声音。而且举人们的上书也有许多经过都察院代奏传达到光绪面前的。

2）康有为号称自己主导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不是被镇压了，而是他根本没有去送。因为都察院根本没有收到他上书的记录。换言之，这完全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3）“公车上书”的背后是一批坚定反对议和的官员，举子们的联名上书背后有来自中央的支持，这个支持他们的幕后人物最有可能就是翁同龢。

4）最终迫使慈禧和光绪下定决心，接受议和的原因是三国调停日本失败，清廷感到再度与日开战则北京不保，于是不得不接受屈辱和约。

康有为后来自己写回忆录，把自己塑造成这一事件中的领袖，后来许多史家因为他是第一当事人，采信了他的说法，广泛传播。

于“百日维新”一事，佞言卖国。

终光绪一朝，实际掌权人都是慈禧。百日维新中光绪公布的重大决定，慈禧基本都过目，因此她实际上掌控着整个变法进程。光绪最信任康有为，而慈禧并不信任这个大言炎炎的书生。百日维新中“军机四卿”林旭、刘光第、杨锐与谭嗣同都是四品军机章京（杨是张之洞的人，刘与杨相熟，谭父亲是湖北巡抚，林是康学生，但得到荣禄推荐），而康有为不过是六品章京上行走，这是光绪不敢让他在慈禧眼中太张扬。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慈禧最终决定发动政变，中止变法？台湾大学雷家圣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康有为当时在英国人李提摩太提议下，建议光绪聘请退休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并且提出“中日合邦”大计，遭到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

据雷家圣考证，“合邦”一词始于1893年日本人森本藤吉的言论。当时他主张日朝合邦，后来这一主张得以通过武力实行。公车上书期间，康有为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之间已经有“中日合邦”的讨论。后来卸任后的伊藤博文来到中国，朝中有不少“借才”之论，主张应当聘请伊藤这样通西学的人士作为改革顾问。

“借才”之论出现后，朝中保守派感到警惕，随即上书当时在颐和园休养的慈禧。百日维新中，慈禧把帝国实际权力中枢军机处大部分事务还给光绪，光绪交给“军机四卿”处理。但听到“借才”议论后，她感到紧张，于是重新收回了检察军机处奏章的权力。

而急于推行新法的光绪对此感到惶惶不安，随即下密诏给杨锐，告诉维新派太后的态度变化。得知此事后，维新派实际上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准备是宫廷政变，就是谭嗣同与袁世凯联系，要求借袁的兵围困颐和园，逼慈禧还政光绪。袁世凯将此告密给荣禄，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第二手准备则是联合英、日，谋求外国势力介入。这一手主要是康有为借当时英、日准备对俄宣战，暗中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促成“中、英、日、美”大合邦一事，建立松散的邦联共同体。

实际上，稍有政治常识之人就能看出，所谓“合邦”不过是个幌子，其真实意图是英、日借中国“借才”之机，派出官员掌控中国内政外交一切大事，将其变为他们的傀儡国。此举虽然幼稚，但宫廷政变一旦成功，维新派真的向英、日要求进口变法人才，则中国之主权，不啻拱手让人。因此慈禧权衡利弊之下，先行发难，囚禁光绪。至于“合邦”一事，考虑到如果以此为由处理维新派，势必造成外交纠纷，于是慈禧随便找借口杀了一批维新派人士了事。“中英日美”合邦论，正常人都知道不可能，但康有为实在不是正常人。

于盗经一事，私德有亏。

民国后，康有为曾应军阀邀请去西安讲学。途径卧龙寺时，康有为看上该寺所藏《大藏经》。因寺中无钱，经书损毁甚多，于是康与住持师父提出购买。两家商谈后，同意康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谁知合同签订后，康马上派弟子领兵入寺搬经，不但没有交换，反而把其余几箱经书也一并搬走。此事见报后，西安士绅大哗。当时有对联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截取《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截取《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上下两联末字“有为”，一时谓之绝骂。

综合这篇文章不是为谁洗白，也不是抹黑谁，只是表达一些个人观点。当国之危难，以大言不惭、异想天开的态度和幼稚的政治手腕，博得皇帝信任，踏入权力中枢后就开始排斥异己，这种人哪救得了国？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信哉斯言！

感到危险的是这么近的历史真面目都如此颠倒、混沌，更远古时代的历史可信度又有多高？不做考据就不能谈历史可信度问题，只是觉得有可能真的是年代隔得越久就越接近真相。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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