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圭鉴录》：箕子陈《洪范》在周武王十二年（克商年）
曰若稽古，伏羲受河圗而始作八卦，大禹第洛书次叙为九畴。商周鼎革之际，箕子又衍说増益九畴累言为《洪范》。
《书》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箕子敷陈《范》于周武王，所言乃商及商之前古圣人治天下大法之总结也。
商纣王叔父箕子
后儒据司马迁所记以为是克商后二年之事，则取武王克商在十一年。而刘歆据《书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于武王十三年。二者皆误也。
刘歆误在未知"年、祀"纪年有别也，而后儒之误，在于未能理清武王克商乃十一年伐殷逾年之事尔。
《史记周本纪》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太誓，次后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此处为跨年记事，则武王克商显然当在十二年。
今存《泰誓上》小序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又本序言"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此处显见有捍格。
据《汉书律历志》知，刘歆以为"还归二年，乃遂伐纣克殷，以箕子归，十三年也。"则本序或原为"惟十有三祀春"，此处或被刘歆误改乎？
刘歆整理古籍
"惟十有三祀"乃文王祭祀年，刘歆不达其意，误会为武王纪年。唐孔颖达正义云箕子陈王之事在"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则又谬之千里矣。
哲以为，文献铜铭中"维某祀"当是指前王薨的第某祀周年，亦可用来纪年，但与时王纪年会出现序差一年。
《逸周书•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与《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辛卯，命监殷，遂狩于管"所记为同一件事，说明武王十二年就是文王十三祀。
汉孔传曰："商曰祀，箕子称祀，不忘本。"此言又差矣。周人亦言祀，此在《逸周书》和出土铜铭中皆有类徵。且周初，始革殷命，以文王祀年记事尤为自然，何能以"商曰祀，周曰年"概言之。
班固《典引》言：＂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
恢廓三代史实，解诂不可不慎哉，所关乎非小事耳。惟汉儒一言以误解，致武王克商之事遂杂乱不可考，后世歧说纷呈。
惟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武王克商、箕子陈洪范等诸事多与史实密合，然古今学辈信者寥寥。
先贤班固有预言，夫图书亮章，有待天哲也。故今据年祀有不同解先儒注经之误，俟其源清而后其流可得渐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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