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胡丹
（一）
实话实说，国人是非常喜欢喊口号的，这不是当代才有的习惯；历史上的许多名言、金句，本质上都具有口号的性质。
随便举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牛吧！是北宋人张载（号横渠）讲的，见《张子语录》。自张横渠先生喊出这句“时代的最强音”，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翻古书时，这句话经常从书里掉出来。
古人习惯在粉墙上题诗，却不喜欢往墙上刷标语，不然，“立心、立命、开太平”这句，绝对满街都是，因为这22个字，便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可看官有没有觉得，它口气忒大了点？天地、生民、往圣、万世，霸气充盈在时间空间里，整个人类的规模都给它包圆儿啦！
这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一句口号，也是最有名的一句大话。
除非是一位人造的、神话的领袖，我看没人敢于做到那“两立一继兼一开”；更何况爱在嘴里念叨这句话的，还多只是腐儒，除了研究茴香豆，本事实在稀松平常。
儒家喜欢吹牛的习惯，常见于其经典。最早的一句，大概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莫属了吧！
个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涵养至深，再补以“三省吾身”的功夫，有过即改，循阶而进，家里妻妾和谐不打闹，孩子乖乖听话不惹事，“修齐”至此，便称足矣！何敢轻言“治国平天下”？
这句口号见于《礼记·大学》，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都做不到的事，何以教训生徒？不可及的事，老师吹个大牛，让学生去“实践”，岂不是令他们做追日的夸父？死倒不会死，多半会是疯掉的——越信的人，疯的越快。
且“治国平天下”者，未必先能“齐家”，这在历史上有大量的反例。比如李唐兄弟父子相戕，闺门之风败坏，可盛唐的李氏，“治国平天下”，到底是几于仿佛了！
说来说去，“修齐治平”就是一般腐儒意淫的口号，下顿没着落，却不影响他们做“修齐治平”的圣王梦！
所以，儒家思想有两大特点，紧紧抱在一起，成为连体婴儿：一为强烈的“为圣”之念，二为“名浮于实”，不切实际，言过其实。
好比北宋名臣范仲淹，他在“立功”的少数人之列（儒臣多有名言，而无功次），一时心潮澎湃，愈发压抑不住，于是在岳阳楼上题写口号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孟子讲乐，范子讲忧，联袂为金句，皆广为传颂。
（古人皆有志于“天下”，其实他们把天下都看小了）
一千年来，范氏的这句口号，在书里处处题的都是，然亦只是一句“不经”的标语而已。试问，何为天下之忧、何为天下之乐？孰能超然于天下之外而乐、忧？范仲淹立于岳阳楼上，竟以为他站在俯瞰“天下”的至高绝顶上呢！他已不是“天下”中人，是飘飘凌云之仙，所以能先之，能后之。
所谓“先忧后乐”，不过是一句经不起挑刺的病句。然而千年来无数人口诵心传，好像那圣神之事，皆是若等凡人可想而可望做到的。
唉！每次踯躅街头，见满街标语横刷，不仅暗自叹息：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二）
上面讲了许多，只是一个引子。下面再细细讲一个口号：“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立”，又称“三不朽”，说的是，人们在立德立功立言中捡一桩做起来，便是“不朽”了。
道德、功勋、言论，这三件事分别了来“立”，倒不为难事，比如余著述亦近二百万言，可差似“立言”了。于道德余亦自信，唯欠一登“感动中国”舞台（阿弥陀佛，最好别登那舞台，凡登者无不为惨之加惨者，余不稀罕）。
然而，古人相信全能，他们最信服的，是“三立”，也就是把“德功言”三样都立起来！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
那可能吗？
先不必管它能不能，来看两位“成”了事例，一位是明朝大儒王阳明，一位是清朝中兴之臣曾国藩。
这两位，虽时代不同，而相似之处太多。如，同为治乱的书生、为朝廷重臣、为流芳的名臣，同样在儒家理论上有所建树，也就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上，他们皆树大旗。王阳明的谥号是“文成”，成也；曾国藩的谥为“文正”，正也！
可是，看官不觉得，“三立”之言，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吗？
我引《后汉书·隗嚣传》的一句话：
“夫智者睹危思变，贤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终申，策画复得”。
这句话概括性非常强，它将当世名人分为两类，一为智者，一为贤者，智者的本事在于见机而动，适应变局，抛弃俗见，积极进取，开出一番天地；而贤者的特点，在于出污泥而不染，任你世道如何运转，他都如江中大石，岿然不动，始终保持道德情操的纯粹。即，一为变者，一为不变者，唯有这两类人能建功立业，著大名于青史。
善变者常为英雄，是立功者；不变者常为圣贤，是立德者（将道德之言写下来，在世间流传，就是立言了）。英雄与圣贤，是分别奔驰在两条大路上的人，好比齐桓公与孔子，桓公是睹危思变而救世的英雄（尊王攘夷），孔子则是著道德文章而济世的圣人，虽然孔子很欣赏齐桓公（及他的辅臣管仲），但他与桓公君臣究不是一路上的人也。
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引申开：曾国藩与王阳明正是睹危思变者，他们遭逢乱世，一个平定太平天国，一个剿灭山中之贼与叛藩（宁王之变），都立下不世之功；可是除了军功，人们还盛赞他们的“道德”：王阳明被烘托为一位圣人，曾国藩可算得一个半圣，在后人的评价里，他们简直就是智者兼贤者，齐桓公兼孔子，立功兼而立德之人！
然则，立功者睹危思变，重在权谋，权谋之要在善变、无形，风随虎，云从龙，变化莫测；而立德者则始终屹立，泰山压顶而不移其志，如顽石，如巨岩——“变”之极与“不变”之极，风与石、云与岩，能够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吗？
余以为，人不可能如此精神分裂。又想立德，又想立功，纯属幻想。
可是，王阳明与曾国藩皆在德、功、言上做到了“三不朽”（王氏更被称为“真三不朽”），又作何解释？
事实上，王阳明与曾国藩皆非不变之人，他们长于权谋（尤其是王阳明，作为“心学大师”，他的许多故事，包括年少时的故事，无不在显示他从小即富于计谋），变常出人意表，令人惊呼为神。而且他们通于世故，能伸能屈，在逼厄的危局和险恶的人事环境下，以变求通，再加上好运气，于是建立了盖世的功业——这是最重要的，无功，则什么都是枉然。志在立功者，能同于拘泥的书虫腐儒吗？自是不能。
我们也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英雄立功，总要踩着难以计数的尸体和骷髅的。王阳明在赣南剿匪，动辄斩首数千人，“王都堂”用计抚剿，出神入化，却毫无信义可言；曾国藩更在募勇办团之初，就享有“曾剃头”的外号，之后与太平军作战，更以“阴险毒辣”和残忍见称（动不动“剜目凌迟”）。“德”之何在？常言道“慈不带兵”，仁慈在兵危战凶之地又有何用？
王、曾超越常人的谋略，如果搁在曹操身上，便是奸雄——雄之奸者；他们镇压叛乱毫不留情，如果换作其他文官武臣，那定是凶残的屠夫（当然，他们也曾一度被称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刽子手”）。可为什么人们对他们的“奸”和“残”不加指责，不视之为“小人”，反而大加赞誉，甚至把他们捧到“立德”的圣人神位上呢？
只因他们立功杀人，是为了“扶保江山”！
他们的道德说教，是为了“江山万代”！
故此，这两位大功臣，得到了最高的评价（特别是当他们死后，跳出了现实利益的磕绊，愈发神圣带风了），赞誉越来越高，乃成为一代救时、救世、救人心的圣人。
王阳明和曾国藩在后世有许多崇拜者（如蒋公介石），可是，崇拜者捧读《传习录》和《曾国藩全书》，是学习他们“泥而不滓”的道德（立德），还是他们的文章和说教（立言），抑或其“睹危思变”的大本领（立功）？学王、曾，当然是学习他们的驭世之才、通变之略，而且学习者明白，在乱世建功立业，不长于权变、不善于在夹缝中生存、不杀人用铁血手腕，都是不行的。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贼为诸侯”，一个人因小事酿衅去阴谋害人，便是凶手和小人，而如果他为了“拯救国家”而用计杀人，那便是胸怀博大、仁心仁术的大英雄！评价“英雄”，“卑鄙”的标准，似乎不适用了，是其小节、是手段……
那些一心立德立功立言的后学先进们，你们了解这“三立”之间的窍门秘法吗？经书可不会详细讲解了给你听，只会大呼口号，令你神往。想多了，不解其奥秘，搞不好便变痴了。
讲了这许多，无非请大家明鉴古代的“名言”“金句”和书里时时跳出来的“标语口号”，所有那些句子，只能代表一种信仰，是高标了用来崇拜的，如果你细细分析，便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很大漏洞的，甚至是荒唐不经的——这就像你走进庙宇金殿，对高大的佛像当面礼忏跪拜可以，但切勿绕到它的背后，从那里观瞻，便是一片阴暗，蛛网密布，灰尘垢积，那佛，便只为一尊泥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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