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人物的时代开创——
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他17岁到雅典，加入柏拉图的学院，直到柏拉图死去。随后在雅典创建了自己的学校，和学生们共同探讨哲学，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学校位于一条树荫路旁，他和学生们整天以哲学逍遥度日，因此得名为逍遥学派。公元前323年前后，被控诉和马其顿皇室有牵连，在逃亡的路上得胃病而死。
他的哲学体系几乎囊括了当时的一切学科，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汇总，尤其是在经验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亚里士多德从其老师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那里学习到了很多，但不同于柏拉图，他决心站在实验主义的立场，做一个单纯思辨的哲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创立者。
亚里士多德是客服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缺陷，把二者综合起来的第一人。这种克服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借助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他把柏拉图的概念学说看做是一种唯心论，借鉴的同时加以质疑和改正。他特别重视经验的事实，认为我们的认识是基于从感官的知觉而来的各个经验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去获得普遍之原理。在他那里，被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所分离开的普遍和个别，非常奇特的融合和统一了。
对此，黑格尔指出：柏拉图的普遍者，虽然一般地是客观的东西，但却缺乏生命性的原理、主体性的原理。这种生命性的原理、主体性的原理并不是自然界的偶然表现，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赋予的独特的东西。柏拉图的普遍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隶属于形而上学，缺乏严密的自然科学和经验科学的论证。因此，是唯心的，缺乏实践性的。既然这样，他就不能抓住存在于现实感觉世界、现象世界中的杂多，更无法捕捉到其中的普遍法则。不能统一普遍者和感觉经验的个别。所以，柏拉图的哲学是有漏洞的。
唯物论和辩证法——
虽然亚里士多德极力想把普遍和个别统一起来，但是依然没有最终完成。在《形而上学论》中，他说：“纵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星辰，但那个永远之实体会一直在那，永无变更。即便我们的意识没有了，那个独立的客观实在依然在那。”
关于感觉和认识，在其著作《灵魂论》中，他说：“感觉和认识的不同，就在于感觉是起于外部的，因为感觉的活动向着个别者进行，知识则相反地向着普遍者进行。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主体思维的灵魂之中，任谁都可以思维，但感觉就不然，感觉的对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物，是现存的事物。这些事物是我们感觉的最主要来源。”“所以，不感觉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理解。倘若他要认识什么，必须把它当做表象来认识，因为表象和感觉相同。”
但矛盾的是，亚里士多德又说：“感觉没有肉体虽不行，但理性却能离开肉体，独自存活。”从这点看，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还有一定的柏拉图唯心论的残余，他的感觉与思维的唯物论并不彻底。
他认为如果原理是普遍的东西，那它们就不是实体了，因为实体只能是个别的物体，比如这个东西，某某事情，而不是那种东西，某类事情。因此，只有一定的个别事物，比如这个人，这个马，才是现实的，实体的。而类概念（这类人，这类马），只不过是第二次的实体。事物发展的初期总是对立和矛盾的，肯定和否定交织的，如果没有这些性质，事物就会停止不前，静止不动。但无论是自然，还是宇宙整体，都是运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由于对立和矛盾的契机，才生出发展和运动来，发展、运动生出来的，是能力因。
质料和形象，被动者和动力因——
质料是实物，外在的形姿是形象。比如大理石是质料，做成了雕像，就有了形象。木、石和土是质料，做成了房子，就成了形象。对于人来说，肉体是质料，灵魂是形象。没有灵魂的肉体，他的存在就毫无意义。质料是未完成者，形象是完成者。纯粹的形象，只有神的精神。
所谓运动，是还没完成的现实态，因为空间和时间无始无终的缘故，达到纯粹形象的原动者，是那自己不动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非物质的存在者，是理性存在者，即神或神的精神。于是，永远而自身不动的原动者（神或思维中的思维）就现了出来。至此，亚里士多德把唯心论和神学道路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
亚里士多德虽然一直批判老师的意念说，否认意念的独立实存，但他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自体者的概念，承认概念哲学的存在。他与柏拉图唯一不同的或许就是，他把形象作为了个别事物本身内在的本质，不会脱离事物本身而独存。这点带来的好处是，他把自然科学的对象、个体事物的内在本质都统统纳入了他的哲学体系内，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全部和彻底的把普遍与个别、理性和感性、神与世界的关系梳理得很清晰。
写在最后的话——
从整体上看，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坚持了唯心论，另一方面他又确立了唯物论中的辩证法，这种徘徊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使得他的哲学到最后亲近的是一个永远而自身不动的原动之神，或者思维中的思维，并不去严格区分感性和理性的实际差别，这造成了他的哲学总是要有目的论作为依托，脱离了目的，所有的存在都有不确切的。这或许正是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的限制，即在那个时代，不得不成为一个反雅典、反商业资本精神，而且不得不承认奴隶制度、愤恨货币经济主张自然经济的典型。他的哲学代表的是一种反商业资本的地主贵族的利益，他的思想终究没能逃脱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