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
此不专因于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如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皆东方人也，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
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当国者尽如平原、信陵、屈原、韩非之徒，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
即以始皇一朝相臣言之，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丞相王绾、李斯、去疾诸人，似乎全非秦之贵族。
如吕不韦、昌平君、李斯则明属东方人，吕、李明是平民阶级。
秦政府实一东西混合的政府，亦是一贵族与平民合组的政府。
秦藉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
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民为匹夫，更不封建。
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
秦政府对统一事业，亦大有努力，举其要者，如废封建行郡县。
此种趋势，虽自春秋、战国以来即然，然明白肯定的废封建则自秦始皇统一后始。
时丞相王绾即请立诸子，封王荆、齐、燕诸地，李斯不谓然。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卒从李斯议。
其后博士齐人淳于越又主封建，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
丞相李斯力斥之，至为请焚书。
封建、郡县两政体之争论，乃当时最要一大事。
李斯学术上承荀卿，始皇亦本于息战弭兵之见地，不复封建。
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政体之跃进有大功绩。
后人空以专制讥秦，殊欠平允。
收军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以解消封建时代之武装。
当时国境，皆筑长城为防。
割地裂疆，远者五、六百年，近亦一、二百年。
又有堤防御水，而以邻国为壑。
中国之支杂破碎，固若自古已然。
秦廷努力铲削决通，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
收兵器，铸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
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
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又建设首都，移东方豪家十二万户于咸陽，兴建筑。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陽，则咸陽之新建筑，实汇合当时营造艺术之大成也。
其经营陵寝，亦承儒家理论，而藉以充实中央。
于物质上，造成全国共仰之新首都，于统一精神亦殊重要。
巡行郡邑，筑驰道。
始皇凡五巡狩。
车辙马迹遍中国，贾山谓：“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其制度之壮丽可想。
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
此观秦各地刻石文辞可知。
又始皇二十六年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问轨，书同文字”，此亦统一工作上极重要之事务。
开拓边境，防御外寇。
此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
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
至于秦以一皇帝高出乎公、卿、守、令百僚之上，固若王室益尊，异乎前轨，然亦事势推迁所必至，非秦君臣处心积虑欲为此以便专制也。
秦廷有集议之制，为两汉所承。
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议，犹与春秋列国贵族世卿之世略似。
就此种政制风格言之，亦非一君权专制独伸之象。
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秦人以耕战立国，全国民众皆充兵役，名曰“黔首”。
惟在战国兵争时代，以军功代贵族，秦民力战于外，归犹得觊功赏。
及天下统一，秦之政治亦渐上文治轨辙，而一面仍恣意役使民众，如五岭戍五十万，长城戍三十万，阿房役七十万；此等皆为苦役，与以前军功得封爵不同。
古代封建小国，四境农民行程相距最远不出三、四日，每冬农隙，为贵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过旬日，其事易胜。
秦得天下，尚沿旧制，如以会稽戍渔陽，民间遂为一大苦事。
又有“七科谪”与“闾左戍”，陈胜、吴广即由比起。
秦室本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依然在其不脱贵族阶级的气味下失败，依然失败在平民阶级的手里。
秦之统一与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