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通鉴论评：
曹参因萧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按：曹参遵循萧何的制度和做法是不得已，而不是曹参多么明智。这是从必然性的角度看曹参的政策出台的因素。看到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这就是王夫之的高明处，也是总结性历史史论的必然结果。毕竟这是明代时期的成果了。而司马迁那里，我们看到写他的政策出台则是学习别人的结果，似乎是他本人因素造成的。这是司马迁和王夫之这里的不同。而司马光这里也剔除了曹参学习的部分。这样，就给王夫之得出不得不因的结论以史实支撑了。史记曹相国世家：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班固的汉书也大体如此。如果从司马光角度看，作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资治通鉴，而在汉初最为重要的开国政策上凸显了黄老之术，那么就是凸显黄老的地位。而在读通鉴这部分，我们发现尽可能掩盖黄老之术和流派从而突出儒家的地位，也是司马光团队编辑的指导思想。我到觉着，司马光未必觉得曹相国是不得不因。所以，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到王夫之，关于萧规曹随，就有了三个大为不同的看法。】高帝初崩，母后持权于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将何为哉？【按：母强子弱，这是曹参当时不得不因的历史条件。换言之，如果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曹参就可能是另外的政策了。但是可能吗？】鲁两生曰：“礼乐百年而后兴。”唯惠帝之时言此为宜尔【按：礼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孔子还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惠帝之时，天下刚刚不在有大规模战争，外面强敌还在呢？注意，王夫之这里其实偷换了概念，就是改变了曹参的政策目的和历史任务。曹参从来没有说自己要大兴礼乐。大兴礼乐也不是曹参的任务。而萧何的政策也基本是安民的政策，跟礼乐也没有关系。所以，对萧何来说，曹参无论是改与不改，都不涉及到礼乐问题。传统上大兴礼乐的那是皇帝的职责。丞相只是奉命而已。所以说王夫之这里给曹参强加了个大兴礼乐的历史任务。】周公之定礼也，流言未靖，东郊未定，商、奄未殄【按：奄国，又称商奄，先秦方国，都城为奄(今山东济宁曲阜旧城东)，疆域可能与后来的鲁国相近。因参与周初的三监之乱，灭于周公东征，周公旦封伯禽于奄国故地，建立鲁国;大部分奄人南迁复国继续反周，并在失败后不断南迁，最终在春秋中期偏晚时被宜国所灭。据360百科词条】，不遑及也。参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时，乃欲矫草创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则人心不宁而乱即于此起【按：这里就给曹参加了个莫须有的历史任务了。这里说得很清楚。】。易于益之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无吉而后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风风淫于上而雷迅于下，其吉难矣。【按：周易正义：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处益之初，居动之始。体夫刚德，以莅其事而之乎巽，以斯大作，必获大功。夫居下非“厚事”之地，在卑非任重之处，大作非小功所济，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疏]正义曰：“大作”谓兴作大事也。初九处益之初，居动之始，有兴作大事之端，又体刚能幹，应巽不违，有堪建大功之德，故曰“利用为大作”也。然有其才而无其位，得其时而无其处，虽有殊功，人不与也。时人不与，则咎过生焉。故必“元吉”，乃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
这个正义说的有才无位倒是很符合王夫之说的任务。总之，在开始干大事业的开始，还是没有什么成绩就是了。用今天的话说，历史机遇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抓住的。益——震下巽上。雷在下，风在上。益卦本来是损上益下为益。可是居上位的惠帝软得不行，根本没有办法损上。所以也不能益下了。姑作一说。】
夫饬大法、正大经、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质焉，有文焉。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者，其本也。缘饰以备其文章，归于允协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积也。文者，非一端之饰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缓者，其本质也。俟时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按：这一段是本文最有价值的部分，可以称之为是历史哲学的高度了。这是用哲学思维来对历史发展变化进行的解读。首先的一个观点是治国理政也分本末，分质文。这就给了两组概念。在这里，无疑是本和质对，末和文对。本者，质也。末者，文也。进而，我们可以说依据这个逻辑，文乃是本的末。本之末为文。用我们今天的术语解读就是形式是从本质发展而来。我们一般的观点是形式体现表现观点，但是在这里不是这样，形式乃是本质的发展，而且是本质的发展的末端。这个本在这里还有根本，主要的艺术。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本者质也。根本的东西，开端的东西，恰恰是本质的东西。这几乎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面的思想是一致的。那么什么是本呢？即“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者，其本也。”用我们今天的 话解读其实就是建立社会秩序。使社会运转进入常轨。“缘饰以备其文章，归于允协者，其末也。”这句话我们的理解就是对上面的各种使社会进入正轨的制度进行修改、完善，使其更加符合现实需要才是末。后面这句话说得很好：“末者，非一日之积也。”末，是量变。是我们理解的渐变。反过来，本则是质变，是飞跃性的速变。而在这里王夫之将建立社会基本秩序归为质变的范围，归为迅速变化的范围。这对应于王朝刚刚建立时的历史经验，是符合的。所以，王夫之说“豫立而不可一日缓者，其本质也。”这就是质变和速变，而不是渐变。比如刘邦的法三章其实就是这类的本质性的东西。我们建国初的土改，扫匪，宪法等等都是属于本质性的部分。当然，这个文，我们也可以想做是文化的部分。这样，先解决吃饭后重视文化这样的逻辑在王夫之这里说得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建国初期的文化是质朴的。这在历代开始大体都是如此。而到了文化非常繁荣的时候，也该大厦将倾时期了。】
高帝之时，不可待也，而两生之说非矣【按：两生说的是百年之后。惠帝时期够百年吗？以高帝之时不可待，那么叔孙通制礼之草创其功大也而无需多说。】。无以植其本，则后起者无藉也，而锢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按；这似乎是批评高祖没有兴礼乐，因为没有植其本，也就是扎入礼乐之根本。】。虽有其志而无其征，虽有其主而无其臣。故迄乎武帝，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者且进也，不足以有为矣。此高帝不夙、两生不出之过也【按：这部分是对两个儒生的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出来大兴礼乐。所以，纵然是有想搞礼乐的君主，也没有大臣来辅佐，而仅仅来了个董仲舒和公孙弘。王夫之对这两个书呆子真是寄予了巨大的期望。】。
惠帝、曹参之时，不可不因也【按：再次提到主观点。】。有周之遗文，六国之遗老，虽有存者，可与釐定萧何之法、叔孙通之礼，以折衷三代，昭示来兹【按：历史条件。文化基础还在。】；而母后悍，权奸张，内难且作，更张未几，而祸发于中，势将指创制显庸为衅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为戒【按；不得不因之由。这就是说不该兴的时候硬来，一定会让人认为是搞事情，瞎折腾等以后该兴起的时候，反倒没有人敢干了。思考不能说不深。】。其弊也，诗书道圮，俗学苟容，人心趋靡，彝伦日斁，渐渍以益流为偷薄，所必然矣【按：这是早兴礼乐的恶果，是不该干的时候干的恶果。】。
呜呼！方正学
死，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则汉之犹有贾、董、臧、绾以存古道于百一者，非曹参有以养之乎【按：曹参之功绩。培养人才了。注意，培养的都是儒家。方正学者，方孝孺也。此处是王夫之别有怀抱。这就不多说什么了。王夫之的评论是将自己当时的历史和感遇加在其中的。】？故唯曹参者，可以因也，时也。前此而为高帝，当敦其质，后此而为文、景，必致其文，时也【按：文景之文也是必然的。】。两生傲而不出，文、景让而不遑，违乎时，违乎道矣【按：拿着两个废物当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