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白居易曾写过一篇著名的驳斥老子的诗歌：
言者不知知者默，
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
缘何自著五千言？
这首诗几乎是批评老子最为家喻户晓的诗之一。如果要讨论这首诗的问题，我们无疑要面临玄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言意之辨”。
（白居易向老子提出了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就是语言究竟是否能表达事情本质的意思。如果语言的确不能表达事物本质的意思，白居易在诗中所说老子著述五千言属于多余的批评也有其道理。而如果语言的确能反映事物的本体，正如果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不是无法描述的，那么“言者不如知者默”就是缺乏相应的依据的。
那么，“言意之辨”在道家玄学中又是如何表述的呢？
《易经·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言”是指《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而“象”是指卦象，至于“意”是指卦象所象征、卦辞所说明的意义。这也就是说，《易经》认为文字不能完全代表语言，同时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述思想本来具有的意义。所以，圣人习惯用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恰如现今的火星文和表情包的使用。
夏商周三代以后，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各执一词。其中，道家的代表人物又再次提出了关于言和意的关系的命题论述。《庄子·天道》中指出：“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碎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皆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在庄子提出言能否尽意的哲学命题后，以道教《道德经》、《南华经》、《易经》（道家的《归藏》失传）的思想为“三玄”而产生的玄学思潮又将言意的思辨问题进行了持续的探讨，其对于要求突破经典中的寻章摘句，寻求把握经典中的真正的“道”的玄学思辨开始兴起。
（庄子是非常能辩的一个人）
随着魏晋玄学的发展，关于言与意的思辨大致产生的三种观点：
一是以荀粲为代表的观点，其认为言是不能尽意的。
二是以欧阳建为代表的学说，其认为言能够完全表达意。
三是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思想，认为语言虽然不是物自体的本身，但其本身却是表述道的一个重途径。
荀粲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荀彧的后人，其认为“道”的本身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充沛天地却变化万端和不可琢磨的。因此，语言在道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根本不可能将其的本源道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对于道的体悟都是很个人化的。比如：《庄子》中的佝偻丈人和“庖丁解牛，神乎其技”。对于“道”仅仅通过修炼可能“体道”、“明道”、“悟道”，才或许能有所得。而至于语言，是不能够将“道”表述出来的。
（庖丁解牛是悟道的过程）
而作为以奢侈著称的西晋大官僚的后人欧阳建的思想则有更多近乎唯物主义的思想，欧阳建一方面认为，客观的物质并不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命名才存在，而是一种实质的存在。即便，我们对事物进行命名，那也是属于语言学的范畴，与事物的本身存在是不同的，而事物的本身更像一种物理范畴的存在。另一方面，欧阳建认为语言是人们交流学习和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一味的否认语言存在的作用，人们将无法辨别事物，无法交流，无法表达其思想。最后，欧阳建认为物质虽然客观，而名称则是主观的赋予。但是，人们对于物体的名目却是依据事物自身原有的属性命名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对事物的命名也会自动跟着变化。所以，对于客观事物的属性和主观上的命名是可以达到主客观的统一的。
而在荀粲和欧阳建两种极端的说法外，王弼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在同时肯定语言的确是表达客观物质的重要手段的同时，又肯定只是语言并不能够真正“明道”。王弼认为言与意的关系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即：像渔夫打鱼一样，渔夫用渔网打鱼，打到鱼后渔网就可以放到一边不必再管了。读书也一样，读懂书中真正的“道”，书中具体的语句即便忘记了也是可以了。用现在教育孩子的俗话就是“重在理解”。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的学习，是我们的一个“明道”的重要途径，而书和文字的本身并不是重要的意象所在。
（王弼是玄学的集大成者）
当我们知晓王弼关于言与意的思辨后，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虽然老子知道仅仅靠五千言并不能让我们后世的芸芸众生“明道”，却依然竭尽心力为我们留下千古《道德经》，从而为我们多留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明道之途径。老子那渐渐失去的背影该是多么悲悯天下，眷念苍生啊！
（道教之音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