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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又才华出众的人，一般来说人品也应该不错，我们都把这叫“德艺双馨”，当做榜样和楷模。
不过就像什么档次都有“残次品”一样 ，专业过人但做事很渣的主儿也不是少数。有人过不了女人这关，娶媳妇儿就跟狗熊掰棒子似的，掰一个扔一个，不尊重妇女也不负责任。也有人学术上不仗义，偷偷摸摸连吃带拿，一点耻辱心也没有。
这还都在其次，更有那卖友求荣，见利杀人的，不但卑鄙而且血腥了，已经越过了做人的底线。
唐朝就有这么一位诗人，而且是大诗人，就干了这么龌龊的事儿。
唐诗，是中国诗歌文化写作的最高峰。名作多自不待言，重要的是它名人也多，后世的著名诗人是以“个”论，它是“批发”，一扒拉就是一堆，让后边的人没法活。
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唐诗就是古诗，但对当时唐朝的人来说，却是正经时髦的“新诗”，在后世被称为“近体诗”。既然有“近体”之说，就一定还有比它更早的诗歌体裁，也就是与其相对的“古体诗”。
古体诗最大的特点是自由，对格律、韵脚、长短都不太苛求，什么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几言都有，“杂言”都行。譬如李白的《将进酒》 、《蜀道难》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只要自个儿合适，咋写都行。
进入初唐之后，一种规矩明显严格的诗歌形式开始流行。这有点像“猜谜语”，好好的话不说，非得绕俩弯儿挖个坑儿设个套儿，这样才能显出智商和才华。谁都会的东西显不出了不起啊，当时的人可能就这么想。
这种新的诗歌体裁显然是需要规则的。
就像古体诗的最大特点是自由一样，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自由。它对诗篇中句数、字数、平仄、押韵都有严格的规范，随便玩儿不行了。
但这难不倒唐朝这帮“人精”，人家喜欢的就是这个“较劲”。于是，你好我比你更好，你绝我比你更绝，你废寝忘食我一宿站着......啥玩意也架不住这么整，最后把这个“项目”愣是玩到了“顶峰”，弄得后世的家伙们没法玩儿了。
在唐诗完善规则、走向严谨的过程中，有三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大功臣。
拿运动项目作比喻，这三位就是“裁判委员会”的“三巨头”，是他们发现和制定的规则，“解释权”就在他们仨手里。
一个叫杜审言，首创了七言律诗，对七律的形成居功至伟，当然他也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之一，都是大拿。
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有一个后来比他名气还大的孙子，叫杜甫。
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沈佺期，一个叫宋之问，这哥俩被认为是五言律诗体制定型的先行者，时称“沈宋”。
这位宋之问，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不是凡人儿吧？
他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叫《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这首诗感情真挚，情景交融；章法严谨，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准确得不能更准确，成熟得不能再成熟。
他还有一首《渡汉江》，也被认为是在思乡题材中很难超越的名作——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后人对其的评价是，“示后进以准”，说句通俗的话，就是“标杆”。
宋之问生于公元656年（当时唐朝建国不到40年，属于初唐），山西汾阳人，家里是一个很普通的平民家庭。
在基本由氏族和显贵左右政治舞台的古代，这样的出身明显寒酸了，起步较人家就平白落后了一大截。拿跑百米论，人家官二代都跑一半儿了，你这儿还抻腰拉胯的等发令枪呢。
他的老爸叫宋令文，家里应该就是那种比较殷实的农村人，跟左邻右舍比日子还不错。
这老宋可是个好人，既聪明又有才华，重要的是人品有口皆碑，“起自乡闾，矢志于学，交友重义”，而且“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什么意思？农村出身，自学成才，够哥们讲义气。特别是文学素养高，写一笔好书法，还有一身好武艺，当地人称为“三绝”。
后来老宋先从军做到皇城卫戍部队的一名中级军官（左骁卫郎将），上了年纪后被调到中央办公厅（门下省，亦称“东台”），负责公文档案（东台详正学士），口碑非常不错。
老宋一共有3个儿子，分别继承了他的3个专长。老大宋之问文辞出众，老二宋之悌骁勇过人，老三宋之逊精于草隶。那街坊邻右的提起来，都说看人家老宋家儿子怎么养的。
聪明的孩子都是相似的，宋之问也是一个不用操心的神童，那学业自小起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嘁哩喀嚓统统拿下，19岁就考上了进士，没费劲，进入了高级公务员的序列。
进入序列，不过只是有了一块敲门的“砖”，后面的竞争其实更加惨烈，可不是光有才就行了。更何况这旮沓有才的家伙实在太多了，闭着眼随便踢出俩都不是善茬儿。
宋之问非常清楚这里面的“奥妙”，同时也知道自己这个“木桶”有着一块最短的“短板”——平民起步，清寒出身。
他认为，这种出身的子弟要想爬出个名堂，就必须有背景。如果没有，那你就得攀上个背景。
这种“三观”一旦形成，成为左右自己一切行为的先导性准则，那路就已经歪了。因为，这会失去原则和底线，会变得向上爬不择手段，他自己心里可能觉得路就该这么走，其实已为人所不齿。
在这里说句题外的话，笔者工作的40余年中，身边这样的人不少。我很钦佩这些出身贫寒者的努力和勤奋，但不屑他们某些人的为人。一个不能守住底线的人，一个把“向上爬”当作唯一目标的人、一个一贯媚上欺下的人，他固然会得到一些什么，但失去的实则更多，只是自己不知罢了。
这宋之问，在做人的方向上跟他老爸比，可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小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朝堂的老大是武则天。武老太太喜欢帅哥是尽人皆知的，身边挑了一群“小鲜肉”，白天养眼晚上陪老太太干活儿。
小宋恰巧就是个帅哥，身高、颜值都不弱，还有出众的才华。在基层晃荡了一些年后，后来终于当上了老大的文学侍从，成为“鲜肉帮”的一个“外围人员”，好歹是混进了圈子。
到武则天正式称帝时，他已经从原来一个从九品的基层小兵混成了五品学士，我靠也算领导干部了。
小宋“进步”的诀窍就是溜须拍马，没有什么原则和底线，只要需要脸都可以不要。
武则天在晚年的时候，最喜欢的男宠是两个小帅哥，亲兄弟，张易之和张昌宗。
这俩小白脸子晚上陪老太太“熬鹰”，白天在朝堂给老太太当耳目。这两个货除了一副好皮囊，智商低到了极点，远虑近忧都没有，仗着老大的宠信横行于内外，一副不作不死的神态。
就这么愚蠢的东西小宋也来个死贴，拉了一帮哥们呼呼在“二张”后面当小跟班，亦步亦趋。“二张”要发表作品他来代笔这还好说，最丢人的是，“二张”“哗哗”的时候，他负责提尿壶......
好歹也是初唐诗歌界的“领军人物”，不要廉耻竟至于斯！
公元705年，81岁的武老太太病重，宰相张柬之等大臣发动兵变，杀死了“二张”这俩小白脸儿，逼迫武则天退位，被他老妈摔来摔去折腾了半辈子的太子李显又重新当了皇帝。
“二张”一死，他们的那群小伙伴自然都“树倒猢狲散”，而且被一一清算。
宋之问也没跑得了，由一个厅级干部被撸到了处级，并发配到当时荒蛮之地的广东，到陇州（广东省罗定县）去当参军（驻军的一个中级军官）。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首《度大庾岭》，就是他在去广东路上时惨兮兮的心历写照。那年他39岁。
那会儿的广东也没有“珠港澳大湾区”，没有繁华的珠三角，只有落后的经济、湿热的气候和不开化的土著。呆了不到一年已经是老宋的他就受不了了，于是偷着跑了回来，藏在了好哥们洛阳人张仲之的家里。
这时，他又干了一件品质更加卑鄙的龌龊之事，把人设彻底抹得漆黑。
当时李显刚刚即位，宗室势力还没有完全掌握朝局，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还当着宰相。
一天，张仲之的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李显女儿定安公主的老公、驸马都尉王同皎。
这王同皎可是一位忠勇之士，诛杀小白脸“二张”时就是主力。李显是个窝囊货，当了皇帝后权力很快就落到了老婆韦后和小女儿安乐公主的手里，她们勾结武三思，又掀起了一场政治博弈的腥风血雨。
正直的王同皎看不下去。他秘密联系同样看不下去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张仲之、祖延庆、周憬等人，密谋干掉武三思！
这事儿叫宋之问知道了。
参加“地下党”“推翻反动政权”这种掉脑袋的事情他可不会干，而是立刻从中窥到了一丝东山再起的良机：告密。
前边说过，这宋氏三兄弟里还有一个精于书法的宋之逊。这宋三儿长大后基本是跟着他大哥混，一块儿给“二张”当跟屁虫。“二张”死后他也被连带，发配到山东的兖州当仓库保管。大宋从广东跑回来也叫上了他，大宋住在张仲之家，这宋三儿就住在王同皎的家。
一看就知道，在王驸马、张仲之的眼里是拿宋之问哥俩当兄弟的，否则怎么能冒着风险收这俩“逃兵”在家里？只不过正直的人往往度测不了小人之心，不知提防背后刺来的暗刀。
宋三把听来的事情告诉了宋大，二人联手，把这个重要的情报由宋之逊的儿子宋昙出头，献给了武三思。
最后的结果很简单，王同皎、张仲之等人真的送了性命，宋氏兄弟却双双高升。
宋之问当了鸿胪丞（负责礼宾、仪典的副司级干部），宋之逊当了光禄丞（负责祭祀、朝会、宴饮的副司级干部），虽说还是服务人的差事，但总算是又回到了国家机关，还官复原职了。
当时天下人莫不议论纷纷，都私下为王同皎等人喊冤，说“这二宋身上的红官袍（唐朝的五品官穿红色官衣），是用王同皎的血染成的”（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
这恐怕是交友不慎的典范了，可供后人沉痛反思。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比起“告密”这种间接杀人，就是直接的血淋淋了。
之所以把它放在后面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历史“疑案”，没有直接证据。
宋之问有一个亲外甥，叫刘希夷，是唐初诗坛的一颗“希望之星”，卓有盛名。25岁就中了进士，坦荡豪爽，多才多艺。
刘希夷做了一首诗，题为《代悲白头翁》，宋之问看到了，对其中的一句非常喜爱。听说外甥的这首诗还未示人，就把小刘请到自己在郊外的别墅，缠着外甥把这首诗送给他。
他喜欢的这句诗，后世所有读过的人都特别喜欢，也是一千古名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原来出处在这里。
刘希夷开始大概是同意了，可睡了一觉后又有些舍不得，又不同意了。
按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愿不愿意的权利在原作者，一首诗，不给就算了呗。可宋之问恼羞成怒，做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举动——
“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命令家人用大土袋子，把年仅29岁的小刘给活活闷死了！......
如果让我想，可能会想到很多种情节，但万万想不到是这种情节。
后来这首诗就变成了宋之问的作品，除了标题改了一个字，其它句子一点没动。
所以，在后来的《大唐新语》和《唐才子传》的记载中，都认为宋之问就是杀死刘希夷的凶手。到了宋代，更是把这个案子砸得实实的，不再有疑问。反倒是清代，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反诘，把这个事情又弄得扑朔迷离。
以宋之问的为人和品质，我倒是相信这种事他干得出来。
在他的眼里，只要能得到，是不用考虑什么手段的。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也就是“善恶终有报”。
出卖朋友得来的官儿宋之问也没当上多长时间，他这种品质就连坏人都看不上。
干了3年多吧，他就又从国家机关被踢到了基层，撸了好几级，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当了一个没什么实职的幕僚（长史）。
一年之后，一直没停止热闹的朝堂又发生了重大事变：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
曾因依附安乐公主爬了个一官半职的宋之问再一次被“殃及池鱼”。没有实职的位子都不行了，以“四人帮余党”的罪名从浙江又被流放到广西的钦州，后又改为桂州（今桂林）。
两年后，李隆基当了皇帝。这大哥记性也好，国家那么多事儿，他愣是没忘掉品质恶劣的老宋。公元712年的8月，下旨把在桂林劳动改造的宋之问赐死，终年56岁。
一个天赋突出、本该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唐诗学科的专业带头人，就因为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穷“作”，直到最后把自个儿“作”死。
据说他到了越州之后已经有所悔恨了，认识到自己根本不是个搞政治的坯子，也做了不少到基层访贫问苦的好事，诗作的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一切为时已晚......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愿后世与其相似的“同行者”，可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