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这是一个睿智的君王，开创了以战养战的先例！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崛起，然而，商鞅变法中，前后将近二十多年，秦国在函谷关以西，据险而守，二十年不曾一战。虽然商鞅在河西之战中，捡了便宜，扫了魏国秋风一把，只是，这一切都不能说明秦国真实的军事力量。或者说，商鞅与秦孝公给了秦惠王一个国力强大的秦国，但是，从秦惠王开始，秦国的军事力量才是一个起步。
关于秦国军事力量的强盛，这里有了一个逐步的过程，那就是法律。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政法、军法，贯穿整个朝局与国家机关。因此，虽然秦国在二十年之内，没有经历过战争，兵员的作战经验也谈不上丰富，但是因为商鞅留下了一套律法，这对于秦国来说，就是一个好事，因为，律法对于择将上面，很有帮助。秦国有爵位二十级，不管是否是贵族，所有人都得从大头兵干起，比如，秦惠王的太子，秦武王，曾经也作为一名士兵参加到战斗队伍当中。无疑，秦军的强大与否姑且不论，在指挥的协调性上面，冠列群雄。
秦惠王依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辅助以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这是嬴驷取得重大政绩的关键。他不仅重用赢华、异母弟公子疾等秦人，也重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诸如公孙衍、张仪、魏章、司马错等魏人都能为嬴驷重用。显然这种情况在别国很难发生。
比如，关于公孙衍、魏章、司马错，这三个人。在秦惠王时期，这个三位将领均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在河西战役当中，正是公孙衍率领秦军，击败了魏军，全据河西；在奔袭巴蜀当中，司马错料敌先机，千里奔袭，一战鼎定蜀汉；在秦楚丹阳战争中，魏章率领秦军击败楚国。这一切都源于秦法的作用，在秦国，只要愿意从小兵当起，论功行赏，逐级升，总会升到统领的，也就是说，这三人只所以能够在秦军中任统帅，正是因为秦国的贵族无法取代他们。比如，公子华、公子疾等都是秦惠王的嫡亲兄弟，但是，在战场上，依旧要服从公孙衍与魏章。相比之下，魏惠王给庞涓派了个太子申，其实是给庞涓派了个监军。无疑，秦国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强大的战斗力，与这种将领之间的微妙关系有非常大联系。
秦法决定了秦国在将领的拔擢上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再来，就是关于秦国的单兵作战能力了。应该说，在秦孝公到秦惠王时期，秦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是不强，这点应该分开讨论，从士气上，整体战力上，秦军士兵的战斗力冠绝于山东列国，比如，曾经有一句话叫做：“齐国技击之士不若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若赵之胡骑，赵之胡骑不若秦国死士。”这里说明的是秦国的战士战斗力之强，冠绝六国，但是也强调了一字，“死”士，意思是说，秦国的士兵悍不惧死，因此，秦军战斗力强，能打胜仗。不过我们也得从硬件角度来分析，秦国是一个律法严明的国家，在秦国，严禁浪费，比如，在秦始皇时代，作为将军，在酒店用餐，只能点一荤一素，士兵们，没有打仗，不许吃肉，这一点，反而比山东六国严格的多。因此，从身体素质上看秦国的民兵，即临时征召的士兵，实际上是比不过山东六国的，当然，前提是山东六国不能发生饥荒。因此，如果没有打仗，秦国的将士从营养上将不如山东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秦国每逢大战，伤亡必重，这也是秦惠王时期，秦国所遭遇的问题之一。而一旦放任管控，让国内酒肉横行，则反过来会削弱秦军整体的作战能力。
所以，当时的秦惠王与张仪就这么给秦国留下了一个即行国策，秦国要多打仗，但只打小仗，尽量不打大仗。这才是连横的核心所在！
一、鼓励士兵们战场杀敌立功，在无伤大雅的战争中培养储备干部；
二、在不破坏秦朝法律、社会风气的前提下，让士兵们吃肉保持营养，提升单兵作战能力；
三、疲敌，秦国的国家制度保证了秦国不惧怕灾荒，而一旦与他国开战打仗，他国因为疏于农事，必遭饥荒，然后，敌国的国民营养水平就会降低，从而影响士兵在战场上的单兵作战能力。敌军战力下降，那么就会降低敌兵对己方士兵的杀伤战损。
而不打大仗的目的也很明显，秦国在这时候并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一旦与他国打打仗，比的是损耗，虽然秦国耗得起，但是却会把多年积累的家底败光，然后秦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在这时候也没有优势，即便能胜那也是惨胜。而这张仪的作用就在这里，他的奔走为秦国避免了打大仗。
如果说，商鞅给秦国留下了一支战斗素养过硬的军队，那么在秦惠王当政的期间，给秦国留下了宝贵的军事财富就是，一支强大军事储备干部，一支单兵作战能力强大的部队，以及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阴谋弱敌国策。
优己/著 收录 《优己通古》
本文系 社科哲学家、童话作家优己 原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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