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地名志_邓州传说故事

还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尚记忆犹新品咂不已：某村一孩童无缘无故的突然跳起，打了另外一个孩童的耳光。孩童打孩童，本不新鲜，新鲜的是打人者不过六七岁，年少力弱，被打者则十多岁，身高体壮，二者尽管天悬地殊，相去几近霄壤，然打人者盛气汹汹，被打者唯唯诺诺；据说该孩童此前就曾打遍全村无敌手，凡被欺凌者，无论年龄多大体格多健，统统不敢反抗还击。原来该孩童动手之后总要庄严声明：“我哥在公社担水哩！”那年月，即便是公社机关大院也未通上自来水，于是就聘用了一个年轻小伙每日凌晨自井上挑水数担，倒至公社厨内水缸以为伙食洗刷之用。这小伙从此便和公社攀上了关系，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然家人也跟着身价倍增，走在村里自觉脸比二号盆子还大，凡事总爱强出一头，就连出门吃席也非吃头席不可，否则便要说出“俺家有人在公社干事”的话来；村人也遂“畏屋及乌”，由对公家人的敬畏而转为对和公家有关的人的敬畏，——正如《悲惨世界》中的侦察官沙威“凡是在政府有一官半职的人，上自内阁大臣，下至乡村民警，对这些人他都有一种盲目的深厚信仰”，——甚至忍声吞气，再甚至逆来顺受，总之以不招不惹为上。村民的这种敬畏，可谓根深蒂固，浸骨透肤，以致两个村妇吵架，一个指着另一个的鼻子吼出“你儿是‘国干’（国家干部的简称，在邓州农村又称‘国家干’）吗？你儿是国干，我趴地上让你骑着在村里转三圈！”的话来……

由此你大体可以明白，在当年的邓州农村，走出一个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不，哪怕是走出一个能跟公家稍微攀上点关系的杂工，对于一个家庭是多么的荣耀，而对于一个村子又是多么的震撼哪！

这些乡村旧事，对于今天阅世未深的年轻人们来说简直不啻天方夜谭，甚至可能还会被人认为是吃荆条屙箩头，——胡编滥造。倘果持有这种想法，就请看看著名作家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吧：一个拥有两年高中学业的农村青年，为了能够竞争当上一名给支书和革委会主任端茶递水、抹桌扫地的大队秘书，不得不低三下四的和支书攀扯八竿子打不着的挂边亲戚，不得不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寒夜给支书家下崽的母猪当接生婆娘，甚至不得不欲把“模样在瑶沟姑娘中，可为娇佳”的六叔家的女儿嫁给支书的瘸腿侄子，更甚至不得不饿着肚子把上级发下的四百斤返销粮拉运二十多里去给正在盖房的公社书记送礼……一个大队秘书，尚且令人如此痴狂，那跳出“农门”吃上“卡片”的国家干部，又会怎样呢？唉，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故事，特殊的辛酸啊！

01

那么如何跳出“农门”，吃上“卡片”，跻身国家干部的行列？在当年的邓州农村，途径无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上边有人，可把本为农民身份的适龄青年安排到偏远乡村的小学初中、国有集体的厂矿企业，甚至直接安排到县乡一级的党政机关，当然先做临时工或者民办教师，然后一步一步的转正，最终实现从“农民”到“干部”的身份飞跃。

我们且拿民办教师为例说说吧。

在当年的邓州农村，基本上每个村里都有一所小学，几个大村联建一所中学（曾经一段时间，不但每村都有中学，而且几个大村还竟联建一所大学）。学校若想正常运转，当然需要相应数量的教师，可是上面派下的公办教师毕竟人员有限，于是作为补充和辅助力量的“黑民办”、“民办”教师便应运而生了。“黑民办”就是那些村里自己聘用、工资福利亦由村里承担发放的教师，“民办”则是那些乡镇教改组聘用、工资福利亦由教改组承担发放的教师；“黑民办”、“民办”教师的本质身份还是农民，教学时间之外，还得起早贪黑的耕种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责任田，他们的身份地位虽然高于普通农民，但和公办教师相比，工资福利待遇还是差着远远一大截子的，而且随时都有被解聘的可能。不管是“黑民办”，还是“民办”，除了自身拥有一定的知识涵量之外，都需上头有人，最起码也得跟村里镇上的领导攀个七姑八姨的裙带关系，要不然东山日头一大堆，乡村有知识有文化的适龄青年虽然不多，但也不只你一个，大家都把头削得竹签子似的往前挤，凭什么单单聘用你呢？

如果“黑民办”教学成绩突出，就有可能转为“民办”，也即由村里聘用改为镇上聘用；如果“民办”教学成绩突出，就有可能转为“公办”，也即由镇上聘用改为国家录用；一旦转为“公办”教师，那就意味着从此正式脱去“农”皮，理直气壮的成为国家的人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仅仅只是可能，并非每个教学成绩优异的“黑民办”都能转为“民办”，也并非每个教学成绩优异的“民办”都能转为“公办”，因为一来上级每年分配的转正指标极其有限，僧多粥少狼多肉少，有吃着的，自然更有吃不着的；二来转正又有年龄、教龄、教学能力种种方面的限制，而且还要考试，这就让更多的“民办”、“黑民办”教师“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三来国人办事素有“研究”习气，这研究二字嘛，里面可就大有文章了：所谓的种种限制其实不过表面形式罢了，政策是红薯，工夫是火候，工夫到火候自然就到，火候到红薯自然就软，——这软了的红薯嘛，嘿嘿，那就随你捏了！

可是怎样将政策的红薯烤软呢？用当年流行的话说就是：鸡子不尿尿，各走各的道；你烧你的香，我敬我的神：有门路的把头削得尖尖的赶紧走门路，没门路的剜窟窿打洞想法找门路。不管走门路还是找门路，都需花钱；作为身份地位仅比普通农民高那么小半拃的“黑民办”“民办”教师来说，钱从哪里来？不过圈里的半大鸡猪、缸里的糙米杂面而已。卖了鸡猪逢年过节靠什么？粜了米面青黄不接吃什么？唉，头疼了医头，脚疼了医脚，在这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口，还在乎那些鸡猪那点米面吗？翻过这道坎，头前一片天哪！……

那些既没门路又无钱财却又急于转正的，便唯有另辟蹊径了，据说当年就曾有过年轻漂亮的女民办教师为了转正而甘愿在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面前脱下衣服，又曾有过聪明有为的男民办教师为了转正而甘愿娶某领导的痴傻女儿为妻；更多的人自知无钱无路，索性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度春秋，阅四时冷暖，历人情炎凉，结果虽苍颜皓首而终未摆脱农民身份……

有篇小说，讲述的便是民办教师转正的故事：

某年腊月，刚刚生完孩子三天的民办教师明爱芬赶往县里参加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没想到河上的桥板被人偷走；为了赶车，明爱芬趟了冷水河，结果还没进入考场便病倒了，抬回家后下身已是废了。虽卧床多年，但明爱芬始终没有死心，夜里做梦都在想着转正；弥留之际，憋在心里的一口气迟迟不肯散去。其时学校恰好分来一个转正指标，经研究决定将其让给明爱芬。“明爱芬接过（转正）表格，从头到尾细看一遍，脸上逐渐起了一层红晕。她忽然说：‘老余，快拿水我洗洗，这手哇，别弄脏表格。’……明爱芬用肥皂小心洗净了手，擦干，又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的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共青团员，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生。那支笔忽然不动了。邓育梅说：‘明老师，快写呀，万站长今天要赶回去呢！’明爱芬没有一点动静。在背后扶着她的余校长眼眶一湿，哽咽地说：“我知道你会这样走的。爱芬，你也是好人，这样走最好……’”

一个为了参加转正考试而趟冷水河落下终身残疾的乡村女民办教师，在卧病多年后终于盼来了一张转正表格，然而尚未填完表格，尚未享受到转正之后的待遇，便已静静死去……

二是参军当兵。尽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乡谚古训，但那指的是万恶的地主旧社会；如今新社会了，参加的是人民解放军，履行的是保家卫国责，自然就当另有一番说词了。本为农民身份的适龄青年，只要政审过关，学历合格，体格强健，又能取得社队干部的盖章推荐，又能赢得四邻八舍的交口评赞，便可去到部队这座大熔炉里锤炼上几年；期间有知识有文化的抢抓机遇报考军校，晋升军官，直接变身国家干部，没知识没文化的则起早贪黑埋头苦干，且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万一遇上个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机会，立次大功挣面锦旗，也有可能得以提拔，挤进公家大门。不仅如此，因为国家实施的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政策，在当年的邓州农村，凡有子弟在部队上的人家，不但门首总要挂上一块“军属光荣”的红色标牌，而且逢年过节也有村组干部带着锣鼓队，敲敲打打的前往门上慰问致敬。因此参军当兵，从大的方面来说报效国家，履行义务，从小的方面来说于己于家亦皆十分有利。

然而这么好的事情，怎会平白无故的落到你的头上呢？要知道如今可是养兵千日的和平年代，并非用兵一时的战争年代啊！想参军当兵，先得过村组干部这一关：你根正苗红，村里根正苗红的人一抓一大把哩；你学历合格，难道人家的学历就是吃白食换来的？你身体健壮得象头牛，难道人家的身体就柔弱得象头猪？得，要想顺利的得到村组干部盖章推荐，要想顺利的穿上那套梦寐以求的草绿色军装，又得付出几番心血。过了村组干部这关，下面还有乡镇的武装干部，还有接兵的部队干部，该请客的请客，该送礼的送礼，这就好似酒场上的“通关”，哪个环节打点不到，都有可能功亏一篑，全盘皆输。三十年前的一个冬夜，邓州某镇某村，某某青年已经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就差第二天一早跟接兵干部走的时候别上领章帽徽了；其父想给前来接兵的部队干部备上一条好烟，可因连日花销，翻遍家里家外，已经半分钱也找不到了。其父咬一咬牙，遂于夜半潜入大队林场偷偷伐了两棵小树，准备连夜扛往镇上换钱买烟，不想却竟被人抓了现行，结果不但自己判刑入狱，连带儿子当兵的事情也跟着泡了汤……

穿上军装到了部队就一切都好了吗？不，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哩，部队那么多的农家子弟，龟孙才不想在这座大熔炉里把自己百炼成钢哩，龟孙才不想摆脱红薯块苞谷糁的纠缠让胃里天天装上细米白面哩，龟孙才不想穿上四个兜的军服当个扬眉吐气的国家干部哩。但想归想，终究还得落到实际行动上，于是就得竞争。那不是在火鏊子般的太阳底下“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的训练竞争，也不是一声令下笔直扑倒地面眉头皱也不皱一下的摸爬滚打竞争；那种竞争啊，真是既说不清又道不明，或是既做了却又不能说出：每天清晨起床号刚一响起，大家就一个个饿虎似的冲出宿舍，有的抢着挑水，有的抢着扫地，有的抢着帮助饲养员喂猪，有的抢着帮助炊事员切菜，有的实在抢不来活路，就把连长指导员的内裤抢来洗了又洗，甚至竟一头扎进厕所池里徒手淘粪……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领导的一句表扬啊，因为表扬就是进步的起始啊。可是仅仅表扬就行了吗？你还得另有表现啊，要知道功夫在诗内，功夫更在诗外啊！……

在部队这座大熔炉内，经粗箩筛了又筛，细箩过了又过，每年能够获得“提干”这种幸运机遇的仅只寥寥数人，更多的则是服役期满，脱下军服，打好背包，重新回到生养自己的农村，套用一句古代的雅语，这叫“解甲归田”……

02

在当年的邓州农村，“接班”无疑是跳出“农门”、吃上“卡片”最为捷近的路径：少数父亲或母亲一方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农村青年，只要思想端正，学历合格，便可在父母达到一定年龄时，提出申请，完善手续，接替父亲或者母亲的工作岗位，从而轻轻松松的进入国家干部的行列，过上旱涝保收的生活。

由此你可得知，“接班”的前提须得父亲或者母亲一方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倘若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当然也可接班，不过接的却是“抗日”（农民常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和日头作伴，农民汗淋淋的顶着日头，日头火辣辣的晒着农民，因此农民下田劳作又被戏谑的称为“抗日”）的班，是戳牛屁股的班，是修理地球的班。这也正是当年许许多多的农村姑娘“非商品粮不嫁”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己无力改变命运，无力跳出农门，但若嫁了旱涝保收的国家干部，光景好过不说，保不定将来生了儿子女儿还有“接班”的机会呢。唉，谋虑深远哪；唉，穷极思变哪！……

最后一条途径便是考学了。对于那些招工没希望、参军无门路、父母双方又都是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农家子弟来说，这是唯一一条有希望跳出农村的路子：初中毕业者可以报考包括师范在内的中专学校，高中毕业者则可报考大专本科院校；在那样的年月，只要考上任意一所院校，那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公家的大门，从此上学有补助，毕业包分配，不受风刮日晒，月有工资可拿，终身衣食无忧矣！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是当年对于参加中考、高考学子们的一种说法，意在形容考中之难。那是怎样的个难度呢？当年的一个乡镇每年约有近千名初中毕业生，然而考上中师中专的不过十余人，那是百里挑一，真真的百里挑一啊；而高考呢，高考的考中几率也比如今的福彩体彩中奖几率高不到哪里去。“考学难，难于上青天”，这话说来半点不假。所以说当年的大中专毕业生虽然凤毛麟角，可那是千锤百炼，那是真金白银，那是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呀，那是个顶个的优秀人才呀，哪象现在，只要肯于花钱，白痴都能混得个大学文凭，天上掉块石头砸中八个人，七个都是本科学历，剩下的那个呢，乖乖，不但是研究生，而且还曾留过洋哩。所以说当年考上个中专生大学生，那是值得大鸣大放（即鸣炮放电影）的，那是值得家家敬服人人眼羡的，那是值得被当作神一样的人物四方传颂的呀！……

于是，在那样的年代里，考学便成了绝大多数农家子弟首要的人生目标。有的学生一年没有考上，就再复习一年，次年又没考上，就再再复习；只要家庭条件许可，便一年复一年的复习着，直到考上为止。“同学们，为卡片粮而奋斗啊！”任课老师每天都要站在讲台上握手成拳、声嘶力竭的吼上十遍二十遍；“革命者把牢底坐穿，我们要把板凳坐穿”，则是那些年复一年复习着的学生们刻在课桌上的宏伟誓言……

你知道这些农家子弟在学校里是怎样的苦学苦读的吗？他们没有条件和城里的孩子们比吃穿，但却敢于和城里的孩子们比干劲：每天清晨，他们刚一睁开惺忪的睡眼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厕所冲进教室，开始了新一天的苦读；每天深夜，他们一面口中念念有词的背着英语单词或是物理公式，一面哈欠连天的铺开被褥，连衣服也不脱就滚倒在了床上。他们的怀中大都藏着一盒薄荷膏或者清凉油，瞌睡的时候就打开盒盖用指甲尖挖出少许涂于额前甚至眼角，直把自己辣得泪水长流，然后提振精神继续背书或是演算；他们的枕旁大都放着小半截蜡头或者一盏煤油灯，一旦寝室熄灯后便打火点着，于缭绕的油烟中就着那点微弱的光亮捧书苦攻，有时读着读着额头猛的向前一栽，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惊怔醒来，四面望望，继续埋头苦学……

他们不这样苦学苦读能行吗？不行啊，要知道他们坐在教室躺于寝室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兄弟正在田间顶风冒雨的辛勤劳作，正在院中没明没黑的操持奔忙。他们桌上的课本，那是母亲卖了两只正在生蛋的母鸡换来的，他们手中的钢笔，那是外婆卖了七斤绺子烟叶换来的；还有，十九岁的姐姐早早的出了嫁，挣得的那份微薄的彩礼钱充作了学费，而听说生活费不足，七十多岁的爷爷一大清早就亲自架车，拉着早年置备的棺材赶往镇上……他们的背上，背负着太多太多的希冀，他们的肩上，担负着太多太多的期望啊！

当年我就曾经怀着“把板凳坐穿”的悲壮誓言，在一座偏僻的乡村初中毕业班的教室里坐过整整三年；学校距家七里来地，一日三餐俱须来回奔波，风雨无阻，有一段时间因为家用不支，又曾在学校近旁一家农户檐下用煤油炉煮红薯干吃。原本目标瞄准邓县四师，惜乎最后却因种种缘故上了高中；踏入高中教室的第一天，老师就说：上高中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界线，三年里考上大学，等待你的是锃亮的皮鞋，考不上大学，那就等着回往农村穿草鞋吧，——回到农村，只怕连个老婆都讨不到！大概为了增加我们的危机感，激发我们的凌云志，这位老师又极其恶毒的说，年轻姑娘讨不到，就连中老年寡妇你也别想，因为村里还有村长、组长……

高三那年，我又遇到了一位“誓把板凳坐穿”的学友，他已坐了整整八年高三毕业班教室的板凳；我们同班时，他正咬牙切齿的在做着第九年的艰苦抗战。初次认识，我问他道：“你是应届生还是复习生啊？”他答：“我不是应届生，我去年就不是应届生，我他妈的前年就不是应届生了！”有一次，他极其苦恼的对我说：“我爹请算命先生看了，说我还得继续抗战三年！”后来我高中毕业，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最后究竟考上大学了没，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这位和我同样来自农村的兄弟的名姓。在那样的年代，为了一张薄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为了能够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象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复习着的农家学子，真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啊！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能够幸运过桥的毕竟属少数，更多的则被挤下了桥，成为那些过桥者的陪练员，更成为考试制度的殉葬品。他们收拾书籍被褥，灰溜溜的离开学校，蔫塌塌的回到村里。等待他们的，将是火炸炸的毒日头，是光秃秃的黄土地，是狠狠一鞭抽在身上却仍走得慢慢吞吞的耕牛，是累得腰酸腿疼却仍不得不挣扎身子勉力饲喂的鸡猪，是为了身衣口食而流也流不尽的汗滴和受也受不完的委屈，是被辛劳和苦难打磨得就连日月也失去了光色的乡村生活。他们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想哭却又使劲忍住，只任泪水无声的汩汩淌流；终于他们颤颤巍巍的走了出门，拣着幽僻的巷道，躲着熟人的目光，生怕落得个“看看那娃上的啥学，如今文不能上，武不能下，活脱脱废物一个”的评语，更生怕别人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拿着自己作反面教材：“再不好好学习，将来也落个××的下场！”他们战胜了自己的软弱，然却抵挡不了村人的冷嘲热讽。所以在那样的年代，每年高考录取通知书下发时，在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羡赞声中，总能隐约传来某某落榜学子自杀的消息。他们自杀，是因为他们奋斗多年，却没能如愿的拿到那张通知书，没能如愿的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他们觉得愧对父母愧对亲友，他们无法面对世俗偏见无法面对流言蜚语啊！……

03

在那样的年代，为什么身为农民，却要剜窟窿打洞的逃离农村？为什么考不上学，宁肯自杀也不愿重返农村？

原因只有一个：农村穷，农村太穷；农民苦，农民太苦！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每读陶渊明的田园风光诗作，总为其中那些闲适、恬淡、平静、安详的乡村生活气息描写而深感震撼：多么理想的人居环境啊，多么诗意的农家生活啊，身处这样的环境安享这样的生活，夫复何求啊！

然而，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身居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李绅因为替农民说了几句实话，从此便被农民世世感激，代代铭记；但事实上他也只是仅仅涉及了农村生活、农民苦难的皮毛，对于农村的生活、农民的苦难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他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农村生活的内核，没有真正深入到农民灵魂的深处，还没有真正写出农民苦、累背后的哭和泪。——事实上，千百年来农村的穷困，农民的苦难，也决不是短短一首诗、寥寥几句话就可表述明白的呀！

你见过农民一年四季赖以蔽体的衣服吗？身为农民，几年里可能做不上一件新衣，甚至一辈子穿新衣的机会也寥寥可数，即便是身上仅有的一件衣服，也是秋冬季改棉，春夏季改单，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黄鼠狼去赶集，就那一身皮”；夏天里实在太热，就整日的光着脊背，脊背由此而被太阳晒成酱赤色，冬天里实在太冷，买不起棉花就把苞谷胡须羼着破絮烂套缝进袄内，买不起袜子就把苞谷胡须塞进鞋壳借以抵御寒冷；即便新做了一件衣服，也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将其穿得破烂成绺、肮脏油污誓不罢休。要走亲戚了，身上的衣服面子又脏又破，不堪见人，那就翻过来把里子露在外面，里子总比面子多少要好上一些吧？实在连里子也烂脏得无法翻露穿出的时候，那就借。一个村里总有那么一家两家家境稍微宽裕的，曾经做过一件两件新衣的，于是就成了全村人借的对象，东家借了西家借，南家借了北家借；借，也是要有代价的，首先是卑躬屈膝，好话说尽，其次是走完亲戚回来袖了糖果馓子什么的，必恭恭敬敬的奉上几颗几片，再次是人家有什么活路需要帮忙了，立刻屁颠屁颠的抢在前面。至于鞋子嘛，那就更不必说了，总之能打赤脚的时候，那是坚决要把鞋子“顶在头上”的（这是当年邓州农村流行的一种说法，意在形容农民对于鞋子的珍惜）；人有两脚，两脚左右对称，鞋子自然也该做成左右对称的两只，左脚穿左鞋，右脚穿右鞋，这样脚才会舒服，但在当年的邓州农村，有的人家却把鞋子做成完全一样的两只，左脚可以穿右鞋，右脚也可以穿左鞋，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让鞋子不认脚，穿起来就不容易破了；鞋子破了，前面露着脚趾头，后面露着脚后跟，家境宽裕的花个两分钱请鞋匠补上一补，家境拮据的自己动手，大针粗线，纳进拔出，做工虽然不如职业的鞋匠，但却毕竟节省了钱呀……

你见过农民一年四季赖以果腹的饭食吗？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然而即便是在三夏大忙、累得几要喀血的时节，也从不敢放开肚皮大吃大喝，更从不敢浪费哪怕是稍稍的一粒粮食。在当年的邓州农村，粮食又叫“口粮”，口粮口粮，就是既要按照人口的数量分配，又要颗颗粒粒都得进入口中的意思。如果口粮略微有所盈余，那就赶紧粜了吧，因为除了统筹提留，除了摊派集资，还有老人看病，小孩上学，儿子结婚，闺女出门，还有灯里的油，罐里的盐，张家的情，李家的债，还有房顶漏雨，得补上一补，院墙坍塌，得修上一修，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不胜数啊，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当家不知道家主难啊。一年红薯半年粮，这是当年邓州农村绝大多数人家生活的真实写照：一日三餐，早晚两顿红薯稀饭，中午一顿菜多面少的糊汤面条，只在来客或是过节的时候才敢吃上一顿细米白面，才敢烙上一张两张薄饼。总之是有杂面的时候，坚决要将好面（即麦面）节省下来，有野菜的时候，坚决要把杂面节省下来。平常时日里，一到晚上父母就要教训孩子们说夜里不做活，喝点苞谷糁或红薯面稀汤也就算了。雪花飘飘北风啸啸的冬夜，父母炒上一把苞谷花，孩子们每人分上那么一小捧，咯叭咯叭嚼得半碎不碎的咽进肚里便是一顿晚饭了；有时因为太冷，而又缺乏食物，只好熬着一锅一锅的辣子开水，全家人挤在灶下轮流盛喝，意在发汗御寒，更有时连辣子也舍不得熬，因为辣子毕竟还能卖钱，就把辣子秆放进开水锅里熬，辣子秆毕竟孕育过辣子，也带着那么一股辣味，也能将人喝得额头上汗淋淋汽氲氲的呢。荒春头上，二十来岁的精壮劳力去往田里干活，早饭时候喝下肚去的那么一碗稀饭不敷肠胃消化，饥肠辘辘腹响如鼓，于是就在半午时候头下脚上的躺在坡坎下，好将胃里残余的那点食物慢慢的倒返回来抵御饥饿……

农民的衣食如此，然而农民又是从事着怎样的繁重劳作呢？身为农民，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没有过片刻的闲暇时间，天天都是起五更爬半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挣扎着忙活着。春播秋收，冬耕夏作，活路撵贼似的追着你，直追得你连滚带爬，直追得你屁滚尿流，更直追得你就连睡觉时候也会双手乱抓双脚乱蹬，摆出种种干活姿势，正如那首民谣所唱：“黄瓜鹭叫喳喳，农家活路乱如麻。摊了场，去种地，还要堆垛防雨下；割了麦，先锄花，接着灭茬种芝麻；……”那一背笼满满实实的烟叶起码也有百多斤重，你背在身上需要走完二三里地的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中途绝对不敢停歇，因为背笼一放地下就再也背不起来了，实在不能撑持时候，只好找个坡坎，将背笼底部稍稍搁放坡坎上面，双肩还得在下面死命顶着，略略喘口气后便得继续赶路；那一满拉车的粮袋，你双手驾把、单肩挎了襻带的拉着朝向坡顶爬去，端直爬上坡顶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于是只好左拐右扭的走“S”型路线，两腿颤颤摇摇不能踩实脚步，襻带勒进肉中足有二指多深，汗滴如雨，气喘似牛，可你就是挣破肚皮挣断肠子也得给拉上坡去呀，因为假使稍一松懈，连车带麦，甚至还会拖着人翻下坡去，后果不堪设想……焦麦炸豆的天气更是人人累得咯血，两三岁的孩童，尚不懂事就在田里跟着大人劳动，怀孕的产妇，临盆的前一分钟还在手握镰刀割麦。有人在顶着烈日干活时候热得中暑，有人在给烟叶打农药时候因为中毒而死，还有人在打麦时候因为胳臂被机器齿轮绞断而终身残废……冬季农闲时节，想着总该喘口气了吧，可是不能呢，还有许多活路在压着手呢：上了年龄的老人掮着长铲，长铲后面挑着竹筐到处拾粪积肥，有的一个早晨便能跑遍方圆十多里地的村子，一泡尿憋得尿泡生疼也必尿在自家地里，女人们在家中纺棉织布，缝补打扫，也没有一刻闲暇工夫；落雪了，不能拾粪了，于是全家人又围坐火盆前，日夜不停的扣着包谷穗，剥着花生……

图片来源网络，文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张书勇，汉族，1972年生，现工作于河南省邓州市委宣传部，业余时间专心进行文学创作，已出版有中短篇小说合集《桃花流水美人》、长篇历史传奇小说《大宋风云录之萁豆劫》、长篇叙事散文《邓州风物志之家 故园 老地方》。其中中篇小说《拯救白玉兰》已被改编电影并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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