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徐梵澄
他是鲁迅最为器重的学生之一，称其"颇似尼采""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师母许广平亦称其"天赋极高，旧学甚博"。他精通梵、英、法、德、希腊、拉丁等语言，贯通中、西、印三大文化，在诗歌、书画、文艺理论上造诣精深。
徐梵澄（1909-2000）：年轻时游学于鲁迅门下，一生践行先生的"精神事业"；1929年至1932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回国后寄寓上海，受鲁迅之嘱系统地翻译尼采著作；1945年赴印度，先后任教于泰戈尔国际大学和室利阿罗频多学院；1978年底回国，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因性喜孤往而不为世人知得，因致思高远而难为学界识得；一生自外于名利圈，从未昭彰于"公共领域"的视野之中。
徐梵澄画作
尼采、鲁迅与梵澄的精神起点
1928年5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的徐诗荃（诗荃，乃梵澄之谱名，在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中皆用此名）因记录鲁迅先生的演讲《老而不死论》而结识先生，并从此游学于先生门下。1929年8月，诗荃自费赴德留学，期间为鲁迅收集欧西版画。1932年7月，因父丧而提前回国，其时诗荃已做完博士论文但由此未答辩。回国后，诗荃仍寄寓上海，作些时评，在鲁迅的推荐下发表于各报刊上，这些时评共有百来篇。此时的诗荃完全是个有独立思想的"愤青"，用鲁迅的话说，"其文盖雄""颇似尼采"，也难怪时人以为这些时评乃出自鲁迅之笔下。
鲁迅是善于奖掖后学且具大慧眼的，而眼前这位"天赋极高""旧学甚厚"且清高孤往的年青人不正是翻译尼采著作的最佳人选吗？于是乎，在鲁迅的鼓励和指导下，诗荃首先译出了《尼采自传》，因为"这一部书，成于他绝笔之年，是他的生命之回光一道极澄明底返照，显示着全部思想的纲领，映现其各种著作之成因。"（译者序）此后至鲁迅逝世前，他又以其"笔所未到气已吞"之势译出了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朝霞》《快乐的智识》及《人间的，太人间的》中的两篇长文。
这些译著遥契了鲁迅所高举的"批判""革命""立人"等精神，从而内化为推进现代中国启蒙的动力之一，且一直延续至今。对译者本人来说，它们在文气和学理上熏习了青年梵澄孤往的人格，使他更为勇猛地独自前行，为真知、为民族精神之觉醒而奋斗。放眼同时代，又有多少仁人志士像青年梵澄一样以翻译求新知、开民智，故尔时译事首先是一件思想工作或社会行为，而不像现在学院派的以学术研究之目的而役之。此时的梵澄，正站在中西两位极具"破坏精神"的巨人之肩膀上，他该如何继续勇往经营那注定惨淡一生的"精神事业"？
徐梵澄所刻鲁迅像版画
重新认识"熟悉"的印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这颗巨星陨落。抗战期间，梵澄辗转于大西南，先后任职于友人滕固任校长的国立艺专和友人蒋复璁任馆长的中央图书馆。其生活想必是艰辛而又苦闷的，故无心再翻译西典而用心研读佛经去了，但这位诗人从未停止过抒发诗情。1945年12月11日，梵澄以参加中印文化交流启程赴印度加尔各答的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诗作《飞印度讲学留别诸友》云：去国虚坛位，弥天一苇航。衣飘云外影，花散佛前香。后会知何地，兹游不易方。祗园多士止，儒释待评量。
刚到印度的梵澄，或许还真的只是囿于固有的"儒释"视角去展开精神工作，如他讲民国时期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唯识思想、从梵文翻译《安慧<三十唯识>疏释》。但他马上意识到了中印两国间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在我国寻常较关心印度的事的人，多在佛门。求法翻经，东来西往，亦几于二千年。这造成了一成见，以为印度离开了佛教，便没有什么了。外道计算到九十六种，在历史上完全皆被佛教弃斥。其所憧憬的西天或印度，便是佛教国。而印度人士亦往往而又谬见，以为中国除自其所得的佛法外，亦没有什么。（见《南海新光》）
这正应了黑格尔那句"熟知并非真知"。想消除"误解"，一者要开垦出佛教之外的印度精神领域，并对它们予以重新的认识和评判；二者要把吾国儒道思想绍介到印度，且应该站在整个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高度来诠释。可见，这是一项双向的文化工程，历史上大唐玄奘曾为之，现在梵澄要把这项工程再往前推进。于是1950年初他来到"圣城"贝那尼斯重修梵文，而印度人之"圣典"《薄伽梵歌》也于是年以楚辞体译成，尝自叹"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也"。梵澄作有一篇长长的"译者序"，此序毋宁看作是一份中印文化比较的纲领，开门见山地就指出:"五天竺之学，有由人而圣而希天乎？有之，《薄伽梵歌》是已。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至道又奚其二？"然后，主要从"合乎儒，应乎释，通乎道"三个维度全面阐发了此"圣典"的思想。
徐梵澄在印度
平章华梵，会通中西
1951年春，梵澄来到南印度捧地舍里的"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本打算只作短期的访学，但没想到一待就是整整27年，成为他一生中驻足时间最长的地方。此修道院由印度近代三大圣人之一"圣哲"阿罗频多（1872—1950）创立，而日常管理实由"神圣母亲"法国贵族出身的密那氏（1878—1973）操持。"母亲"一直厚爱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中国学者，为他一人创办了华文部，还从香港请了两位排字工，以出版梵澄的著译，其中就有法译汉的《母亲的话》（共译出8辑，只出版了4辑）。
这27年是梵澄"精神事业"的黄金时期。继之前的《薄伽梵歌》后，他要向另一座印度古典文化的高峰挺进，即把梵文《奥义书》译为华文，前后共译出50篇，且为每篇作一"引言"。而印度今典中则属阿罗频多的以英文写就的系列著作最为重要，这些著作的核心乃探讨古老的印度智慧如何塑造现代生活，有《瑜伽论》《薄伽梵歌论》《神圣人生论》《社会进化论》等。对印度这一古一今、亦古亦今的精神哲学之系统译介，一定激发和启发了梵澄如何向印度乃至世界介绍吾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于是他用英文翻译、写作了5部著作：从词源学角度编写的汉语字典《小学菁华》，诠释儒学微言大义的《孔学古微》，翻译宋学初祖周敦颐的《通书》，翻译借道家格义佛学的《肇论》，概述唯识学在吾华之发展的《唯识菁华》。
这是一派兼收并蓄的大气象，古今回响，中西交涉，华梵互通，而最终指向"玄理参同"这一精神工作的目标。1971年，梵澄翻译了阿罗频多论述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本小册子，但他对原作的每一段都附以大量的"疏释"，遂改原书名《赫拉克利特》为《玄理参同》，"以谓精神哲学之理可简称'玄理'，而参考和参会三派学说之相同曰'参同'"。20世纪中国学人盛言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不少，但基本上都只停留在口号或理想层面，而梵澄先生在此书中从学理上开展了基础性的工作，因为他清楚"求世界之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
徐梵澄在印度出版的部分著作
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
1978年11月，69岁的梵澄回到了阔别33年的祖国。来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而昔年的好友冯至、贺麟分别在外文所、哲学所。虽已古稀之年，但他还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当然首要就是出版那些在印度译就的手稿，如《五十奥义书》《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等，因为这一系在印度占主流的思想是吾国所忽视的。渐渐地，一些青年人来登门问学或约稿，老先生就像当年恩师鲁迅厚爱他一样去帮助这些求思想上进的年轻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时代风气都发生了变化，这位集传统士人和"世界公民"于一身的老年梵澄必然要去思考如何重建吾国的精神哲学。90年代初写就的《陆王学述》，副书名"一系精神哲学"，最集中地体现了先生在此番事业上的努力。先生指出，"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而最终落脚点在"变化气质""转化人生，改善个人和社会"。此书讨论的内容是传统的，但表述方式是具有当代性的；问题是中国的，但视角是世界性的。其中洋溢着强烈的旧邦维新、面向未来之激情。
迄今，斯人已去十七载矣，但先生倾其一生探索的"精神事业"仍有其当代价值。民众的启蒙任务依旧艰巨，我们对印度的了解还尚肤浅，传统文化热捧的背后问题重重，其实先生对这些时代课题都有视见。
晚年徐梵澄
今天推荐的这套徐梵澄著译选集共4册，包括《尼采自传》《薄伽梵歌》《玄理参同》和《陆王学述》，分别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50年代初、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四书依次相间几20年，宛若一枚枚闪耀的宝珠，串系在徐梵澄先生颇具传奇色彩的生涯之上，传映着他从青少年时期的出发、到中壮年时期的行远、再到耄老时期的回还之精神轨迹。
《尼采自传》（德译汉）：中国第一本从德文迻译的尼采原著，鲁迅嘱咐梵澄翻译并亲自校对，而尼采思想可以说是梵澄"精神哲学"的起点并影响其一生。
《薄伽梵歌》（梵译汉）：印度人的"圣经"，为了解印度民族精神之钥，梵澄以楚辞体翻译之,自言"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
《玄理参同》（英译汉并疏释）：借疏释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贯通中西印三大文化之"玄理"，乃本着学术会通为世界大同之前提这高远的理念。
《陆王学述》（汉文著作）：梵澄晚年力作，从世界"精神哲学"的大视野阐扬陆象山、王阳明一脉心学，以期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
这4部著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法门，藉此可一窥先生“精神哲学”的发展理路和生命向度，而这番“精神事业”同时在一个侧面记录了20世纪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探索。来吧，让我们一起拾级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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